不確定的海峽(BC0045)

類別： 兩岸關係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王銘義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3年11月15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51頁
ISBN：957130865X

【彭明敏序｜程建人序｜自序 1｜自序 2】

▼  自序 2

蔣經國對匆匆趕到的馬英九，開門見山地問道：「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12月8日，政府來台的那一天，政府到底有沒有發表什麼政策性文件？或對中國大陸主權的問題，發表過那些政策宣示？英九啊，你最近查得情形，究竟查得怎麼樣啊？」

馬英九答覆說：「報告總統，當年的閻錫山內閣，除了在遷台前一個多月，即11月2日的政務會議曾通過決議，宣布台灣為『接戰地域戒嚴』之外，就只有在遷台的前一天，即12月7日，由總統府發布「總統令」，宣告中央政府遷設台北。此外，中央政府的憲政體制，完全依據憲法在運作，並沒有任何改變。」

蔣經國稍後篤定地對馬英九說道：「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中華民國的法統。依照我國憲法選出來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沒有必要再設『大陸代表』。這段精要談話，正是蔣經國晚年一再重申，所謂「憲法即法統」理念的精髓所在。

當時，一批批被譏為「國會老賊」的老國代、老立委們，不斷地在殘破老舊的國會體制下，進行著最後的串連活動，他們的立場一致，就是「堅決抗退」。同時，他們並要求國民黨中央，不能放棄對中國大陸的主權主張，更要求應在國會改革方案中，重新設立「大陸代表」，以延續台灣對中國大陸的主權關係。

蔣經國在「國會老賊」強烈要求設立「大陸代表」，以延續「中國法統」的政治壓力下，使他覺得有必要進行探究，台海兩岸政權分裂的最原始起源。因此，他早先即交待馬英九，深入了解政府來台初期，尤其，在1949年12月8日，即政府遷台辦公當天，政府所發布各項政策宣示的具體內容。

蔣經國總統在其「大限」前夕，對於「老賊族群」的政治威脅，顯然無法完全迴避，並難以掙脫這些政治既得利益階層的牽制；而執行推動國會改革方案，並負責實際規劃作業的馬英九，更成為其父執輩眾多「國會老賊」眼中的「小紅衛兵」。

事實上，在1949年12月前後，台海兩岸的政權，其分裂進程是如何演進形成的？而分裂後的兩岸關係，及雙方的政治主權與治權範圍，又應如何合理區隔？這些歷史恩怨，與政治現實，不僅是蔣經國在過世之前，所面臨的困擾，及無法解決的難題；即使在兩岸全面積極展開各項民間交流階段，仍是亟待雙方共同探索的敏感課題。

泱策當局在四十餘年來，不願主動提及1949年的分裂歷程，主要是仍存有「國共內戰」敗軍之將的恐共陰影。台灣決策當局目前要推動務實主義路線，重返國際社會，並重塑新的國家人格，形成新的國民總意志，以建構全民對「生命共同體」的共識，就必須要自信、坦然地跨出這段「歷史的陰影」。

因此，當前必須務實地體認到，1949年12月8日，當國民政府登陸台灣之日，兩岸關係的實際風貌，已然出現決斷性的歷史變化；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互動關係，更呈現全新的歷史格局。這些事實與現實的演進歷程，絕對不是兩岸當權派各自所說，擁有「全中國主權」的虛無論調，所能抹煞的。

其實，蔣經國總統在1987年底，決定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的「歷史性的決策」，已經為兩岸的重新接觸、重新認識，開啟了一扇「希望之窗」；不管台灣內部未來對統獨爭議的發展前景如何，這項順應兩岸發展情勢的決斷性開放措施，是台灣決策當局得以延續與大陸進行談判與接觸的關鍵契機。

兩岸在間隔四十多年之後，因政治價值體系的全面對峙，連帶造成兩岸在各個層面，形成根本性的歧異。因此，在兩岸開放交流的大門，愈開愈大之際，兩岸之間即不斷地感受到各種價值對立的衝擊，如：「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偉大的政治口號，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成為歷史陳跡。取而代之的是，台灣積極推動重返聯合國的活動，並要在國際社會爭取「對等政治實體」、或「對等政府」的生存地位與政治尊嚴。但是，這股不確定的發展趨勢，也已引發兩岸新的衝突危機。

兩岸事務性授權談判，愈來愈多，愈來愈雜，雙方雖然已建立不少事務性的合作共識，但雙方根本性的政治歧見，與主權立場的衝突，始終沒有任何改變。「一個中國」的主權爭議，可能仍將延伸至21世紀。

儘管兩岸的「官方說法」，都強調堅持「一個中國」的政治立場，但在現實生活狀態裡，兩岸領導人，或兩岸人民，只有默認，並接受有兩種國幣、兩首國歌、兩面國旗，以及各自使用兩種不同國民身分證的事買。不過，新台幣與人民幣，五星旗與青天白日旗，至今仍無法公開「共榮共存」，這將是未來兩岸在邁向另一個交流高峰後，無法迴避的爭議問題。

儘管兩岸官方之間的對峙立場，敵我兩極，相當鮮明，但兩岸民間中介機構的授權談判代表，卻能在談判期間，縱情地享受著「具有中國特色的卡拉OK主義」，並開懷地陶醉在XO香醇美酒的浪漫氛圍中；兩岸官民之間，對兩岸交流的本質，及雙方的相處之道，依然存在著兩極化的認知差異。

開放、務實，幾乎是 90 年代末期，貫穿台灣在大陸政策領域的主導思想。但是，在推動大幅開放措施，以及建構兩岸法律體制的過渡階段，各種不合邏緝的決策限制、專案考量的「特例」、漫無標準的審核原則、選擇性的「人道主義」，或兩岸人民權益的差別待遇等等實際案例，仍是所謂「開放政策」的主要構成內涵。

當然，兩岸政、經、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的各種衝突，並不是開放政策所造成的，但這是兩岸在長期封閉之後，一旦開放所必然面臨的結果。如何理情這些價值體系的兩極化差異，以及建立兩岸社會的新關係，更須及時建構一套合理、合情的開放政策。

兩岸關係的複雜性、敏感性與爭議性，是很難精確評估的。同時，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趨勢，以現階段極為有限的交流經驗，與互信基礎，將是難以想像與預期的。尤其，在兩岸隔離四十多年以來，雙方「歷史之債」，仍未完全釐清之際，在20世紀結束前，台灣在大陸政策的決策領域，最少還要面臨一些極為現實與嚴峻的挑戰。譬如：

——「辜汪會談」前後的兩岸交流形勢，並沒有出現劇烈的變化，兩岸在政、經、軍事各個領域，所存在的各項「不確定關係」，仍然是影響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重要變數。台灣海峽的軍事情勢，仍是亞太地區最不確定的因素之一。但是，台灣的國防力量或戰備能力，能否足以自衛？或是仍需依賴國際霸權在亞太地區維持恐怖平衡，才得以自保？

——總統府國統會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在中國國民黨十四全會之後，更加確立為現階段推動大陸政策的指導綱領，但「國家統一綱領」的進程規劃，如何進行合理調整，才能符合兩岸最新交流情勢的需要？台灣又如何避免國統綱領成為大陸政策靈活出擊的障礙？

——兩岸目前所維持「間接三通」的型式，將因台港航權於1995年4月屆滿後，被迫提前進行根本性的調整；香港在兩岸之間，所提供的「轉口」功能，或扮演的「第三地」角色，也將提前面臨重大變革。台灣究竟還擁有多少經貿實力、政治籌碼，足以抵擋兩岸「直接三通」的強大趨勢？

——中國政府在相繼完成1997接收香港，與一九九九接收澳門的基本立法作業之後，台灣問題的處理，即將提上議事日程。大陸對台決策部門，在鄧小平所提「一國兩制」理念的戰略指導下，目前正在積極研議草擬「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台灣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在本世紀末，以至21世紀初葉，抗拒來自中國政府的主權兼併？或如何進行兩岸民主統一的談判？

這些近程與遠程的問題，以及確定與不確定的發展趨勢，都是台灣在重新建構兩岸關係之際，不得不面對的嚴肅課題，也是台灣在打開兩岸交流大門之後，必須正視與思考的重要政策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