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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好書和好書店：台北誠品
台北市 (Taipei)
面積：271.8平方公里
人口：263.9萬人
每次到台北，公餘必去之地就是位於敦化南路和仁愛路圓環的誠品書店。最近又去了一次，又是滿載而歸，回港時行李重了好幾磅，覺得身心充實多了。歸家後在燈下展書讀，樂趣盎然，但也夾雜了幾絲焦慮：焦慮之一是發覺自己在香港居住半年後，讀書的時間明顯減少，遂時有一日不讀書，面目可憎之嘆；焦慮之二是發親台灣出版的好書甚多，在文學創作方面就有不少書我應該讀卻還沒有讀，例如陳映真的《忠孝公園》、駱以軍的《遣悲懷》、張煒的《外省書》、王安憶的《處女蛋》、黃錦樹的《由島至島》、黎紫書的……。
這些書，大部分在香港也買得到，但為什麼我沒有購買的衝動？必須等人到台北、身在誠品之後，才在一種「影響的焦慮」心情驅使下大買特買？此處我所謂的「影響」，指的是一個都市中書店氣氛所產生的影響，看到那些年輕人在書架前凝目而視，而有的人乾脆拿本書坐在地上讀的情景，我不禁深為感動。這種情況，在台灣如此，在大陸各都市的書店更是如此。然而在香港，我卻從來沒有感到任何書店的影響焦慮，因此反而為香港的學子擔心。
香港是一個經濟消費掛帥的都市，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然而香港的消費文化似乎不包括讀書。我曾為文責備香港缺乏兩種都市文化要素－－書店和咖啡店（而此二者偏偏是台北的特色：年輕人拿一本書泡咖啡館的現象更是處處可見），其實香港也有不少書店，然而氣氛就是不同，不能和誠品書店相提並論。據聞誠品本擬在香港開分店，但至今未見實行，可能又是和香港的市場和租金昂貴有關。
一個週末，我到九龍塘「又一城」商場的Page One書店瀏覽，發現擺放人文書籍的地方門可羅雀，遂突發奇想：如果看到任何一個年輕人買一本文學書，我願意多買一本同類或同一作家的作品送給他（她）！然而這個衝動只持續數秒鐘，我看到書架前（包括放著我的一兩本著作的書架）仍然無人問津，只好笑自己「黐線」（神經病）。轉而到樓上的戲院看關錦鵬的新電影《藍宇》，卻見人潮洶湧，都是年輕人，我暗中為關錦鵬慶幸：一部描寫同性戀的影片竟然能吸引這麼多觀眾！待排了二十分鐘的隊到票房門口，才發現大部分人等著看的，是其他更富娛樂性的電影。
香港的年輕人喜看電影不喜讀書，似乎又得到一次證明。但我認為又不盡然，名作家白先勇每次赴港演講都吸引上千的聽眾，而且不少是中學生。如果說這些學生來捧場，只是因為白的一篇散文〈驀然回首〉被收入中學教科書，那麼這些學生為什麼爭先恐後地來聽他談創作經驗和小說？我親眼看到同學們拿著他的小說集請他簽名，熱忱可感。
讀書風氣是要培養的，中小學教師固然責無旁貸，書店和印刷媒體所能扮演的角色也不可低估。我看到香港的另一個怪現象是：各大報鮮有書評，而各大學附近也沒有一家像樣的書店（校內亦然）。如此又如何能鼓動讀書的風氣？只靠教科書和圖書館是不夠的；課內的書要讀，課外的書更要讀，好的書店和報章雜誌上的書評應該是輔助學校教育的兩大功臣。
記得我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時，每週日下午必看《紐約時報》書評版，發現有好書就到校園附近的「修道院書店J（Seminary Bookstore）購買，去久了才知道這家書店的老闆的學問和視野遠遠超過《紐約時報》書評版的編輯，店裏非但陳列了一般的暢銷書，更把鮮為人知卻在各學術領域新出爐的尖端理論書籍放在櫃檯顯眼處，我往往為其吸引而忘了買《紐約時報》推薦的書。換句話說，我在芝大任教八年，所受的教育就是來自這家書店。無獨有偶，曾在芝大念過或教過書的人都有類似的經驗。
也有人說：書本和讀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不以為然。電子媒體或將取代印刷媒體，但「電子書」絕不能完全取代釘裝精美的「印刷書」，中文書尤然，因為我認為中文是一種聲音和形象並重並納的語言，和印刷媒體的關係較英文更密切。印出來的書不但可以看，而且可以摸－－把玩再三之後翻閱或細讀，都自有其趣味，而且好的書是百讀不厭的。
不錯，電子書可以在螢幕上看，也可以下載後「印」出來，但這個閱讀的過程和習慣畢竟和讀書不同。我個人在電子媒體上看任何文件都很快，從來不想精讀，因為這種新媒體帶給我的大多是資訊，而不是令我深思或反芻再三的「精神食糧」，即使取印下來看，還是覺得不對味，它的零散性和「湊合」性不但令我感到沒有價值－－看完後不想再看或保存－－而且使我失去把玩深思的興趣，似乎經過電子媒體處理後，我已無法接觸到作者的心靈並與之交流。
電子書之於書，正像「克隆」（clone）之於人一樣，都是假的。雖然我們早已經進入了「以假亂真」的時代，但我仍然是一個不悔的好書信徒，且引用誠品書店一本刊物的名稱作為我的口號：「誠」品好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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