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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
知識分子的當代作用
在一個經濟掛帥、商品充斥的社會談知識分子，必然曲高和寡。然而，知識分子的定義，卻不一定非「高調」不可。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 Gramsci）就曾說過：所有的人都可以作知識分子，但是要看其在社會上的功能而定；換言之，知識本身並非絕對的，而有知識的人在不同的社會也勢必扮演不同的角色。
葛蘭西又把知識分子分為「傳統」知識分子和「機動」（organic）知識分子兩類：前者多生活於農村，是時代過渡或轉型期的人物，而後者則多生活於都市，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物。葛氏更認為：傳統知識分子雖可坐而論道，談文說藝，但只有機動知識分子才能夠為他們所屬的社會階層爭取文化霸權。不言而喻，葛氏當然更中意後者，認為工人階級如需要爭奪權力地位（所謂position），就必須靠本階級的機動知識分子。
生於巴勒斯坦的美國教授薩依德（Edward Said），在《知識分子的表徵》（中譯本名為《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書中，則把「機動知識分子」的定義更加推廣；認為一切為各公司或各行業做廣告和公關的人，都可以算作機動知識分子，他又認為，當年知識分子為真理化身的理想早已過時了。
薩依德的論點，當然是針對二十世紀後半期的全球化現實而發的。這個現實的基本特色就是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密，使得知識分子也變成專業人士，無法代表超越一切的普世價值。然而，薩依德仍然主張知識分子的真正作用是敢於振聾發聵，發抗世之言，而且應該自居邊緣，自我流放，作一個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局外人」（amateur）－－他所謂的「局外人」，並非沒有專業，而是指敢於在專業之外的社會領域為被壓迫或敵視的小眾發言和請命的知識分子。薩依德本人屢屢站在巴勒斯坦立場反對猶太人影響下的美國外交政策，就是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知行合一」的表現。
近日為了授課而重讀葛蘭西和薩依德，有時過境遷之感。班上的香港學生（大多數是研究生）沒有一個人願意作知識分子，恐怕也有不少人從來沒有聽過葛蘭西的名字。也許，在今日的香港，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精英，而大學教育逐漸專業化之後，也沒有人願意談像知識分子之類的大而無當的問題。
然而，在中國大陸恰好相反：自認為知識分子的大有人在－－特別在北京。而處處為了自由和真理請命而備受壓力的也不少，讀者不信，請看最近出版的新書《脊樑》（傅國涌，樊百華等著，余英時和林牧作序），此書的副標題是：「中國三代自由知識分子評傳」，把不下四十位名人－－從胡績偉、李慎之、徐友漁、朱學勤到余杰和摩羅－－都列為「自由知識分子」。
顧名思義，其自由的定義，是在對抗強權－－也就是中共政府－－所以屢遭欺壓。余英時在序言中說：「五四以後，中國現代化的知識人則一方面取代了傳統的『士』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承繼了『士』的優良傳統，他們成為中國的『脊樑』和社會的『良心』。他們所爭取的，始於個人言論、思想出版的自由，而終於社會公平的普遍伸張。」所以，無論從價值取向或個人節操而言，這都是一個非常「高調」的論述，而此類知識之士出現恰在於其所處的國家或社會不自由。
此書在中國大陸不能出版而在香港發行（開放雜誌社），原因自明，但也不免令人浩嘆：這本是一個過了時的老問題，為什麼到了二十一世紀在中國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在台灣已經不成問題，而在香港呢？恐怕也不是一般香港人關心的問題。換言之，香港的「知識分子」恐怕大部分都是「機動式」的，為各行各業服務或爭權奪利，卻鮮有為自由－－不論是個人或是集體－－而奮鬥。
香港媒體中人動輒以「言論自由」為口頭禪，其實並不懂得言論自由的真諦，只不過視之為暢所欲言，無所顧忌的同義詞，因為香港（至少在目前）畢竟不是集權社會，也無所謂「在無所不在的權力面前，知識分子有著滲入骨髓的恐懼，這種恐懼已經內化為生命本身」。
所以，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和自由社會，知識分子也早已從「脊樑」和「良心」轉換為其他的角色。然而，角色雖然不同，其社會功用仍值得重現和提倡－－特別是知識分子在社會和文化領域中的「機動」作用。我覺得這反而是兩岸三地共通的話題：台灣泛政治化以後，知識分子不少人登上仕途，似乎不再關心文化；大陸適得其反，多數知識分子與政權疏離，但在文化領域卻發起各種運動，屢屢為了爭奪「話語霸權」而爭論不休，其高調言論不脫傳統知識分子的本色。
而在香港，各式各樣的「機動」知識分子比比皆是，但只知為商品服務，鮮有人站在公共領域或公民社會的立場作文化批評。也許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人知識分子更可貴：他（她）們爭的不是名利或霸權，只不過是些許發言和論述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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