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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5
黑格爾這個說法自然使他受到普魯士當局的歡迎，他們用黑格爾的論點來證明政府體制不但必然，而且不可更動。「凡存在即是合理」黑格爾如此寫道；既然國家的存在無疑是真實的，在它存在的意義下，它便是理性而無可指責。那些擁護他早期顛覆性著作的人——所謂的青年黑格爾學派——卻寧願引用這句格言的下聯：「凡合理即是存在」一個由審查制度和秘密警察支撐出來的絕對君主制顯然並不合理，因此也不真實，只要有人敢去碰它的話，它是一個隨時會消失的幽靈。
身為柏林法學院的學生，馬克思得天獨厚。他的法理學老師薩維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是一位削瘦而嚴謹的反動份子，他不是黑格爾主義者，卻同意國家法律和政府的發展是一個有機的過程，反映了人民的性格和傳統。挑戰普魯士的絕對專制便是挑戰自然：就像有人會想矯正一棵橡樹，或是要求不再下雨一樣。採取對立觀點的代表人物則是身材圓胖，個性開朗的甘斯（Eduard Gans）教授，他是激進的黑格爾主義者，認為制度應該服膺於理性的批判，而非神秘的崇拜。
在柏林的第一年，馬克思努力想克服哲學的誘惑：畢竟他是來學法律的。而且，他不是已經揚棄邪惡的黑格爾及其全盤的著作了嗎？寫抒情詩可分散他對黑格爾的注意力，但是卻只製造出「零散而不完整的情感表達，一點也不自然，每件事都是胡言亂語，充滿實然和應然之間的矛盾，沒有富於詩意的思想，只是修辭的思考……。」葉慈（W. B. Yeats）說過，從與別人的爭吵中，我們製造華麗的辭藻；從與自己的爭吵中，我們寫出詩。他接著便著手撰寫法哲學——「一份大約三百頁的著作」——卻依舊碰到實然和應然之間的斷裂：「我本來要稱之為『法的形上學』（metaphysics of law）的東西，也就是基本的原理、內省和概念的定義，與所有的實際法律和法律的各種實際形式脫節。」更糟的是，先前他已不能成功銜接理論和實際之間的隔閡，現在又發現自己無法協調法律的形式和法律的內容。他的錯誤——他將之歸咎於薩維尼——「在於我相信內容和形式可以而且必須彼此分開，所以我得到的並非真正的形式，而是像一張有抽屜的桌子，我一直往抽屜內拋沙（譯按：意指形式與內容不合，也指徒勞無功）。」
他的努力並非白費。「在這段研究的過程中，」他透露，「我養成了對所有讀過之書做摘錄的習慣」——他一直保持這個習慣。他在這段時期開出的書單，顯示知識探險的廣袤：誰會在撰寫法哲學的時候，同時又想到溫克曼（Johann Joachin Winckelmanns）的《藝術史》（History of Art）值得仔細研究呢？他翻譯了塔西佗斯（Tacitus）的《日耳曼誌》（Germania）及奧維德（Ovid）的《哀歌》（Tristia），並「自己根據文法來學習英文和義大利文」。在下一個學期裡，他大肆閱讀大量的民事訴訟法和教會法的書籍，並翻譯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Rhetoric），讀培根（Francis Bacon）的著作，同時「花了許多時間在研究萊馬魯斯（Reimarus），我愉快地閱讀他談論動物藝術本能的著作。」
這些無疑都是很好的腦力鍛鍊，但卻無法挽救他的作品。他頹然放棄三百頁的手稿計畫，再次轉向繆司的舞蹈和薩蒂爾（Satyrs，譯註F）的音樂。他草草撰寫一部短篇幽默小說《蠍子和費里克斯》（Scorpion and Felix），充滿無聊的奇特言行和揶揄，很明顯是受到史特恩（Sterne）《特利斯屈蘭．善弟》（Tristram Shandy）的故事所影響。這部作品有一段值得引述： 每當偉人出現之處……必有侏儒；每當天才現身，必有死守傳統的俗人；而每當海面上有風暴——就預示了都市的泥濘。只要前者一離開，後者就爬上桌子，不雅而傲慢地伸出他們的長腿。
對這個世界而言，前者太偉大，所以他們被拋棄在外。但後者則穩穩地打下根基，在世上滋長繁茂。事實顯示，香檳在嚐過之後留下揮之不去的厭惡感，凱撒這英雄在身後留下了小丑屋大維，而拿破崙大帝則留下了資產階級的國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 這段有趣的妙語和 15 年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開場之間頗為相似： 黑格爾曾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件和人物，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偉大的悲劇，第二次則變成了可悲的鬧劇。科西迪耶爾（Caussidiere）代替丹東（Danton），路易．伯朗（Louis Blanc）代替羅伯斯比爾（Robersppierre），1848 年到 1851 年的山岳黨（Montagne）代替了 1793 年到 1795 年的山岳黨。率領少數親信的倫敦宮廷長官（路易．波拿巴）取代了矮小的肉身之軀（拿破崙）與他的將軍們！在霧月十八日事件的再版中，也可以舊事重演！ 《蠍子和費里克斯》除了影射之外，並沒有什麼吸引人之處；《奧藍尼姆》（Oulanem）更少，這只是一部過份雕琢、又無法擺脫歌德陰影的詩劇。經過這些嘗試之後，馬克思終於接受他的文學雄心已消的事實。「突然間，彷彿受到魔杖的一擊——啊，這一擊最初多麼痛苦——我看到遙遠、真正的詩之王國，像是遠方的仙宮，對照之下，我一切的創作都不值一提。」這個發現令他夜夜無眠，苦惱無窮。「幕已降下，神聖中的至聖已毀滅，此時需要新的神明。」他的健康幾近崩潰，醫生命令他到鄉下去長期調養身子。他住進施特拉勞（Stralau）小村子的一間房子裡，這個村子位於柏林外施普累河（River Spree）的河畔。
至此，他似乎有些前後不一。他仍舊努力避開黑格爾的誘惑（「我並不喜歡這稀奇古怪的格調」），等他撰寫了一篇 24 頁關於宗教、自然和歷史的對談時——卻發現「我最後的命題成了黑格爾體系的開端」，他已經繳械投降了。「有幾天，我煩得完全無法思考問題；我瘋狂地繞著花園奔跑，旁邊就是髒污的施普累河，據說河水還能『洗心烹茶』。」（引自海涅《歌曲集》、《北海》第一組詩，「和平」）我甚至和房東一起去打獵，接著又跑到柏林去，想要擁抱在街上遇見的每一個人。」有趣的是，當黑格爾丟棄理想並擁抱「成熟」的時候，他也經歷了某種類似的神經衰弱。黑格爾及馬克思兩人都長期研究異化（alienation）的問題——即人類和自身及社會的疏離，這並不是一樁巧合。在十九世紀，「異化」的另一層意義，是精神錯亂或瘋狂的同義詞：因此，心理疾病學家（或「瘋病醫師」）也被稱為 alienlists。
馬克思經過漫長的散步和規律的飲食和生活作息，恢復了體力，他也開始埋首研究起黑格爾。一位大學的友人介紹他加入一群青年黑格爾學派組成的博士俱樂部（Doctor‘s club），他們固定在柏林的希伯咖啡館（Hippel café）聚會，一同度過嘈雜、酗酒及爭辯的夜晚。他們的成員包括神學講師鮑威爾（Bruno Bauer），以及激進的哲學家盧格（Arnold Ruge），這兩人後來都成為馬克思知識研究上的合作者，幾年後，也變成不共戴天的仇人。
譯註
譯註 F： 希臘神話中半人半仙的神，長有尾巴、山羊的腿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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