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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辛達塔．穆克吉專訪
Q：你為什麼決定寫有關癌症的書？
A：這本書是對一個病人提出的問題所做的漫長回應。當時我在波士頓治療一位腹腔罹患侵略性癌症的婦女，她曾作過化療，但後來癌症復發，再度接受治療。在治療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時，她告訴我，「我願意繼續治療，但我要知道我在對抗的是什麼。」我的書就是試圖要回答她這個問題，我回到這種疾病的起源，透過歷史呈現它的發展。我稱本書為「癌症傳」，因為它勾勒出這個病在經歷不同時間裡的畫像。
Q：癌症究竟是什麼？
A：癌症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整族的疾病，這些疾病在基本的生物層面上息息相關，它們都有細胞病理性增生的特點—有時候是不知道該怎麼死亡的細胞，但必然是不知道如何停止分裂的細胞。這種失控的異常細胞生長通常是由一個單一細胞開始的過程，這細胞一再地增殖，每一世代再產生一點演化循環，產生越來越進化的細胞。然而，雖然攝護腺癌、乳癌、白血病有很深的共同性，雖然它們在細胞的層面上有所關聯，但每一種癌症卻又有截然不同的面相。
Q：在你撰寫本書時，心裡有特定的讀者嗎？你是否想要為病人，或者為一般人寫這本書，讓他們瞭解癌症？
A：本書絕對是為了讓一般人瞭解癌症而寫，但我要以最認真嚴謹的態度來對待讀者。我希望能滿足病人與家屬想對癌症史更有多些瞭解的欲望，能夠回到癌症的起源，然後由此帶我們進入未來。我寫作時心裡想的是病人和家屬，但也想到科學家、想到學生、想到文學讀者。
Q：本書使我們瞭解到過去的癌症患者所經歷的諸多折磨，才能讓我們來到今天的位置。是什麼使你想這麼強調癌症故事的這個層面？
A：本書想傳達的一個訊息是：有許多人放棄了他們的生命，協助我們對這種疾病有更多的瞭解；我們必須記住他們，紀念他們。這或許意味著我們必需由文化方面瞭解癌症、由社會方面瞭解癌症，這同時也意味著參與臨床試驗來作預防機制的先鋒是很重要的。本書的重點之一，就是要說：「讓我們確定這些努力不是白費。」我想要在本書強調的一點就是對歷史的尊重。
Q：《紐約時報》最近有一篇回顧文章指出，由於癌症死亡率自一九七一年以來並沒有顯著下降，因此顯示我們在癌症方面的研究並沒有多少進展。你認為本書證實了腫瘤學缺乏進展之說嗎？
A：絕非如此。在媒體最近報導癌症研究缺乏進展的虛無論和過度樂觀（或者該說三十年前對克服癌症的誇張宣傳），這兩者之間有非常清楚的位置。朝一向傾斜而忽視另一方，就等於對已有的進展幫倒忙。癌症研究有一種鐘擺特質，這十年大家可能說我們在治療癌症方面有很大的進展，在五個月內可以輕鬆戰勝癌症，讓它痊癒；但接下來那十年大家又說完全沒進展。而顯然這兩種說法都不對。
Q：你覺得我們是否該改變教育病人和社會大眾的方式，讓大家擺脫癌症是單一疾病的想法，說明它其實是綜合了許多疾病？
A：是的，本書的一個重點就是要讓社會大眾瞭解癌症的複雜度，因此感謝前人在發現探索這方面的聰明才智和豐富知識。比對癌症基因組序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展現出癌症本身深入的複雜性。若你列出乳癌多種樣本的基因組序列，就會發現即使外表看來一模一樣的樣本，也有很大的差異。因此你可能會對此灰心氣餒，認定「老天爺，這個問題無法解決」。但若你再深入探究，就會發現在這些廣大的歧異之間，還是有井然有序的模式。在本書中，我稱之為基因背後的音樂。再一次地，你得吸收更多的知識和思索，才能得到下一個發現。
Q：你提到二十世紀初期一些知名的癌症學者和病毒學家全力研究病毒，認為病毒是癌症唯一的原因，後來此說遭推翻。當今最有名望的研究人員—如你在本書提到癌症遺傳（基因）學的先驅溫柏格，現在也認為大家太著重基因突變的研究，而未探索其他可能造成癌症的因素。你同意溫柏格的說法，還是認為專注於遺傳學才是改善治療的最佳方法？
A：遺傳學是非常關鍵的一部分，但只是關鍵的一小部分，是大拼圖的一片。本書提到每一個年代以它自己的形象投射在疾病上，是的，每個世代都會以自己的形象投射在癌症上，而這也發生在遺傳學的世代，因此我們用遺傳學來瞭解癌症。過去病毒學曾風靡一時，因此我們透過病毒的眼鏡來瞭解癌症。我認為下一系列的突破會包含超越癌症遺傳學的事物，比如癌症的微環境一直都遭到忽視，這是個還在擴展的領域。至於對癌症表現遺傳學的瞭解呢？這也是個有趣而且蓬勃發展的領域。癌症生物學和幹細胞的關係同樣也是非常複雜的領域，包含了遺傳學，也包含了微環境。
Q：在本書中，你談到某些醫師變得漠不關心，不只對死，也對生漠然。這是什麼意思？
A：任何曾在腫瘤科診間待過的人，都明白這是個讓人非常灰心喪氣的地方—如果你以某個方式來看它。或許這個現象最教人心驚的表現是，年輕的住院醫師和研究員說，「我不想作腫瘤科醫師，因為所有的病人都會死亡。」這絕對不是真的。
照料癌症病人是個了不起的特權，但它也需要你用盡工具箱裡的一切法寶：情感、心理、科學、流行病學。你得用到實驗室科學、歷史、臨床試驗和安寧照護。醫學的每一個層面都牽涉其中，而身為腫瘤科醫師的你對病人生命所能造成的差別不可思議。在病人生命中最感動和最可怕的時候你在場，而在那個時刻能夠對他提供協助的能力，這對個人來說會是個強烈的經驗。
Q：在你必須告知病人壞消息時，你會怎麼準備？
A：真正能有所幫助的，是聆聽你要告知壞消息的那個對象，這是我由我的老師那裡所學習到的第一課。而這話的意義在於，壞消息是指希望破滅或達不到期待，比如某人想要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而那可能是兩個月後；或是某人的目標則可能是希望自己能讀到大學畢業。如果你知道病人的目標，知道那些事可以或不可以達成，那麼就能讓你們的對話實質具體。你可以說，「如果對你來說，看著你兒子達到他生命的這個里程碑意義深遠，那麼我們可能可以達到那裡。」我認為這真的能緩和壞消息的意義。
Q：本書似乎凸顯了如外科和化療等不同科目的專業人士之間，因為自大和不信任，而阻礙了癌症研究的發展。這種情況有沒有好轉？
A：已經有很大的進步，因為先前這些年使人謙遜，也因為各個科目之間沒有像以往那樣隔離。這些日子以來，幾乎沒有哪一個癌症中心裡會沒有外科醫師、化療師和放射腫瘤科醫師之間的合作團隊。我認為這個模型就是由那些教人謙虛的經驗發展而來—你不能只用一種武器來對抗癌症，而必須用上多種武器。當今的癌症病人有整個團隊照顧，包括護士、精神病學者、心理學家，有時還會有疼痛和安寧療護的專家。我在波士頓工作時，所信任的判斷常是病人常看的第一位腫瘤醫師，而這往往是社區的腫瘤醫師。他們對發生在病人身上的瞭解，不只是病情本身，而且也包括社會、情感等各方面，在治療病人方面是可貴的盟友。
Q：你是否覺得社區的腫瘤醫師在執業時不願接受新發現？
A：不，我不這麼認為。我認為社區的腫瘤醫師其實是癌症醫學的第一線。我對社區的腫瘤醫師極其敬重，因為他們遠比第三級治療中心的腫瘤醫師，更能看到這種疾病的完整範圍和寬度。
Q：你認為對於早先基本上毫無規範的臨床試驗印象，是否該為當今許多人對臨床試驗抱持非常負面的態度負責，因其造成人們不願參與臨床試驗？
A：我想許多人不願參與臨床試驗，是因為我們未能好好教育社會大眾臨床試驗的意義，它有多重要，以及要瞭解這種疾病，唯一的方法就是參與臨床試驗。如果我們不和病人合作，那麼就失去了原則。和病人搭檔合作絕對必要。
我在本書中談到知名的賀癌平試驗。基因科技公司和抗乳癌運動人士意見一直相左，直到他們發現：唯一的前進之路就是要結合他們的努力，就如我在書中所說，直到基因科技決定不是在乳癌患者身上作實驗，而是在和乳癌患者一起作實驗。這就是它們所缺少的那一片關鍵拼圖。不知道為什麼，美國大眾依舊認為醫學在社會大眾身上做實驗，但其實醫學應該是和病人一起做實驗。
Q：不過這些新療法龐大的費用又該如何籌措？你提到一種能針對黑色素瘤啟動免疫系統的藥物，這樣的藥物對轉移性黑色素瘤的存活率，僅有幾個月的好處，但每一輪治療都要花上數十萬美元。身為社會的一員，我們能證明這種作法值得，並且負擔這一直在增加的癌症藥物成本嗎？
A：藥物的「成本」（cost）和藥物的「價格」（price）有所不同。一錠基利克—我指的是我們稱為基利克的化學物質—只要幾分錢就可以合成，這是它真正的「成本」，但其「價格」則是另一回事，是由一系列社會的安排訂定，由我們支付這個「價格」的意願或能力，當然還有製藥業的利潤動機所決定。
製藥公司宣稱他們在研究發展上的投資必須要有回報，的確如此，但我們必須在成本和價格之間，找到一個中點，而我們現在還離那裡很遠。就如我在賀癌平的故事中所說明的，我們需要找出一個臨床醫師、病人、支持運動者和製藥產業可以在藥物發展上攜手合作的機制。
第二點不是關於成本，而是成本的功效。花十萬美元買可延長生命八週的藥物值得嗎？在某個程度上，這要看是誰在問這個問題？作為一個社會，我們的「功效」界限一直在改變，一般的共識是，花三至四萬美元延長一年的生命是「值得的」，但當然，這個決定和整個環境背相關，遠非絕對。在另一個國家，或者另一個世紀，每年花四萬美元延長壽命，恐怕辦不到。另外還有生命「品質」的問題，我已經在李斯特．布瑞斯洛等人的協助下，在〈計數癌症〉這一章裡探討了這個問題。
要判斷藥物的「成本效益」，需要莫大的智慧。一九五○和六○年代，淋巴性白血病的每一次試驗，都可增加病人六至十週的壽命，到一九六○年代後期，已經有極大比例的病人，約六成，都治癒了。如果我們以法柏試驗胺喋呤的成本效益來判斷—只在一些兒童身上延長一點生存時間，我們可能就徹底放棄了這個藥物。太早判斷「成本效益」就可能摒棄了尚未經過適當測試的有效藥物。
同樣的問題也會發生於在錯誤病人對象身上判斷癌症藥物或預防機制的成本效益。泰莫西芬對ER陽性的乳癌婦女有成本效益，但對ER陰性乳癌的婦女卻極無效果，如果在既有ER陽性又有ER陰性的乳癌婦女團體上作測試，那麼泰莫西芬看來效果就小得多，而如果以這些結果來作評斷，就可能會否決對極大多數特定人口極其有效的好藥。
Q：本書是以美國癌症的探討為主，癌症在國際上的情況又如何？
A：本書中的故事也讓我們看到了德國、奧地利、埃及、希臘和英國的情況。推動白血病標靶治療的視黃酸的發現研究，則是在中國大陸和法國進行。
不過，我是波士頓的研究員，而我選擇法柏作為本書我想要說的故事主角之一，法柏在白血病上使用抗葉酸固然是劃時代的作法，但這個故事中還有許多其他的創新者。我們同樣也可以由外科醫師葛蘭姆的眼中來說整個癌症的故事，或者透過流行病學者杜爾的觀點來談癌症的來龍去脈。法柏真正獨特的地方在於他在癌症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是瑪麗．拉斯克的合作夥伴和朋友，而正是他們倆的同心協力，改變了這個疾病的社會和政治景觀。
我曾在別處寫過世界其他地方如何面對癌症，尤其是開發中國家。有一點很明顯的是：全球各地已經有許多基礎的機制可以預防、治療及緩和癌症，不但實用，而且甚至也在我們的負擔能力之內，但我們卻沒有運用它們。大規模的國際反菸運動就能預防成千上萬的癌症病例，接種抵抗癌症病毒的疫苗，也能減少癌症的發生率。因性接觸感染人類乳突病毒而導致的子宮頸癌，可以藉著性教育和接種疫苗大幅降低罹患機率。然而成千上萬的婦女，有些還只有三、四十歲，卻死於這種可以預防的癌症。就連乳癌的防治也能在開發中國家施行。我們應該可以作更多的推廣，針對適當年齡團體作乳房攝影篩檢，或甚至對ER陽性的癌症作雌激素調節的治療。
Q：你談到預防，不過在香菸、石棉、輻射等等之外，你卻沒有用太多篇幅談防癌的機制，為什麼？
A：防癌是個複雜的問題，本書也有部分章節談到這個部分，但雖然它有其歷史起源，但其發展相較之下還在萌芽階段。流行病學家和生物學者已經找出一些會影響大量人口的強力致癌物—其中也包括香菸。癌症流行病學驚人的一點是，雖然舉世癌症盛行，但在尋找對人口有實質大規模影響的可預防致癌物方面，依舊還沒有太大的結果。
我們知道某些癌症的罪魁禍首：紫外線會造成黑色素瘤和其他皮膚癌；香菸會造成肺癌和脣、喉、食道及胰臟癌；酒精是肝癌和食道癌的共同禍首；癌症研究所列出的致癌物表上包括了：砷、鎘、鈹、鎳、鉛、苯、氯乙烯和石棉，雖然因苯和鈹而致癌的人數很少。另外還有和癌症相關的病毒，包括人類乳突瘤病毒，和B及C型肝炎病毒，而接觸這些致癌物的機會往往是可以預防的。
要明指飲食在許多癌症上所扮演的角色，就困難得多。飲食很明顯和大腸癌有關，但在其他癌症上，其效果就微妙得多。最近有媒體報導高脂肪飲食會造成乳癌，但其角色卻很難評斷。的確，幾乎沒有科學研究能確切界定高脂飲食和乳癌的關係，其他研究也未能確定其關聯。和飲食比較起來，具有飲食和遺傳兩方面基礎的肥胖，和包括乳癌在內的某些癌症關聯更加清楚。
我們需要積極的研究才能分辨和定義化學致癌物，在本書中，我選擇強調尋找致癌物的方法層面—由人口研究，或者在實驗室中。這個過程深受歷史之賜，而且也很可能會影響我們未來如何辨識致癌物。
Q：心／腦在癌症上的角色是什麼？
A：心／腦在人對任何疾病的心理反應，無疑都有重要的影響。但它對癌症的診斷並無「正確」的反應。我很不滿的是，人們常對病人說：「你沒辦法好好復原，因為沒有作正面思考」，或者「負面思想會造成癌症—要有正面的看法」。
這種想法是中世紀的想法—責備受害者，增加疾病的負擔。我認識一些「正面」思考的癌症病患，他們依舊難逃致命的癌症；我也認識一些根本沒有「正面」想法，但存活迄今的病患。沒有典型的癌症，那麼為什麼該有典型的病人？我聽到一些騙子承諾癌症「精神治療」的療效時，不免悚然而驚。對癌症症狀或因癌症造成的疼痛焦慮，可能有治療方法，但癌症的精神治療，卻是極其危險的觀
念。
另一方面，科學界也對腦部所分泌的荷爾蒙修補癌細胞生物學的能力，有越來越多的科學興趣。這個領域還在萌芽階段，但或許未來十年，我們會有更多心得。
Q：有沒有可以防癌的生活方式？
A：要找出防癌的生活方式，遠比任何人起初想像的都困難。這方面有一些通則：我們該避開已知的毒素，如氡、鎘、石棉。高度暴露在這些物質下的人數很少，但這樣的暴露應該停止。我們也該避免暴露在香菸之下，並減少對酒精的接觸。我們可以吃少肉多纖維的飲食，避免紫外線的曝曬和游離輻射，但這些都是非常明顯的見解。我還沒有找到在臨床上作過大型人口研究測驗的「防癌生活方式」。
Q：作為執業腫瘤科醫師，又身為人父，你怎能找到時間寫這麼大篇幅又複雜的書？
A：我得擠出時間來。重要的是要有做這件事的理由，而要做這件事的理由，是因為我要回答病人的問題。只要我把這個理由謹記在心，就會覺得這本書自己會把自己寫完。我常在查完病房或由實驗室回家後就寫作，一直寫到我回答了前一晚上留下來未答的問題才結束。比如，在我寫到乳房攝影時，前一晚的問題可能是，「到一九八六年的進展如何？」而次日的寫作就讓我由那段時間一直寫到
一九九六年，填滿這其中的故事。我想我之所以能這樣寫作，就是為了回應這故事非得要說出來的那種急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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