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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論 1
脫工業化與性別的重組——90年代的父權體制資本主義
和個人主義與平等的「神話」正相反，「近代」與性別無關說法，還不曾有過。即使是在合理的資本主義下，性別都是經濟外的不合理變數，而資本則是非常合理地利用性別這項變數。像伊力奇那樣說：「資本主義將女與男皆還元為無性別的個人。」其實只表示他天真地相信近代資本主義所傳播的「神話」。諷刺的是，他也說過，產業社會乃是「生產歸男，家事由女，史無前例實行性別隔離的」社會。
在超越性之「區別」，把「差別」當成問題這點上，女性主義的確是「近代」的產物。要建立兩性之間的「差別」觀念，必須先確立兩性之間作為人的「平等」觀念。基進女性主義固然把性支配的結構，公式化地稱為「父權體制」，其實自女性主義成立之初，就已經把「近代」這個時代特有的性支配方式當成是問題了。
產業化製造了近代所特有的性別角色分配。那就是指定男性負責生產，女性負責再生產的性別領域，蘇可洛夫指出了這點，並將此稱為是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的歷史性妥協——「victorian compromise」，而且把這樣成立的體制叫做父權體制的資本主義。可是，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間的妥協，在歷史上並非只有這一次，而是配合產業化的各個階段，反覆地進行微調整。隨著資本主義的變化，與之相對應的性支配方式當然不會一成不變。所以我們的問題可以這樣提出——到目前為止，資本主義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形態從性這項變數獲取利益呢？
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者威爾赫夫曾想用「資本的原始累積」一詞來說明資本主義與性別之間根源性的關係。資本主義原是一種對等交換的競技活動，這個競技場一旦成立，在開始自行運作之先，必須先完成擁有資本者與無資本者的分化。最初的資本是如何成立的呢？馬克思認為是始於掠奪。 18 世紀的英國，那些土地被掠奪，被迫成為「自由勞動者」的農民們成了勞動力的供應來源。資本的原始累積是藉由都市對農村的掠奪而完成的。這是靠著經濟之外政治強制力的「資本之不義」。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交換遊戲，內部存在著等價交換與不等價交換兩者。從原理上說，利潤只源於不等價交換。馬克思所觀察到的，正是擁有資本者與無資本者分化後，亦即勞動力買方與賣方分化後，在等價交換表相下，勞動力買賣的不等價交換事實。資本在表面上是購買勞動，其實是購買勞動力。換言之，資本所支付的，只是與勞動力之再生產價值相應的價碼，而非以與勞動生產品相對應的等價物。這種不等價交換之所以能夠進行，是因為生產領域與再生產領域之間有落差。
資本主義打從將勞動力轉化為商品時，就在利用這種生產領域與再生產領域之間的落差。這意味著資本不止是農村與都市的落差，也是掠奪性別變數的手段。威爾赫夫指出，資本的原始累積除了以農村為其腹地之外，也開墾了女性這片廣大的沃野。
原始累積期的資本利用，還有一條國境的界限。產業資本主義前期，有所謂重商主義的商人資本，藉著把財富在地域之間移轉產生極大的利潤。重商主義是在環球經濟（global economy）立以前，利用地方性交換網的落差獲取利益。合理的資本主義把重商主義稱為未成熟的資本主義或不完全的資本主義，並以此為恥。可是，耶魯經濟學者岩井克人對重商主義重新加以評價。據他說，資本原來就是從差異產生價值的，所以自重商主義以來，資本主義一直都沒有改變。
城鄉的落差、國際間的落差，還有性別的差距，都是經濟之外的變數。此種差距是政治性的，而經由此種落差所產生的利潤則是經濟性的。被認為脫離政治的資本主義，完全未從政治取得自主性。我們將這種被政治深層污染的體制（economy）稱為政治的經濟（polical economy）。
女性主義注視著資本主義各階段的變化，一面利用因資本而重編性別的現實，一面在某種程度上促進這種變化。就某種意義而言，資本主義與女性主義是「攜手並肩」地進行歷史性的變化。女性主義在消解性別差典並且眼看著「近代」將因此完成時，直接觸及了因建立性別規範而成立的近代父權體制資本主義的基礎本身。生於「近代」的女性主義吞食了自己出生的母胎。
由於將性別變數消解，「近代」在完成的同時也開始解體。事情的發生始於資本主義本身想要超越近代產業資本主義的框架。資本主義的新發展階段被稱為脫工業化，它使得近代產業資本的諸屬性皆為無效，開始了「脫近代」的新歷史狀況。
1973年的石油危機之後，先進工業國家都把第四次技術革新的產業結構轉換視為最重要的課題，也經驗了脫工業化的歷史過程。英國在「柴契爾（Thethier）革命」中，成功地完成了這種產業結構的轉換，日本也實施了軟化經濟，並且到達前所未有的日圓高景氣。比奇在石油危機後OECD各國雇用女子的比較研究中指出，儘管是在1970年代結構性不景氣的高失業率情況下，OECD各國的女子雇甩數仍增加。「男子高失業率的同時，女子雇用數增加」的對比性說法，推翻了「最後被雇，最先解雇」（last hired, first fired）這種女子是勞動力後備部隊的說法。根據比奇的說明，首先是產業的資訊化與服務化，創造了「女性取向的工作」。其次，正因為這被認為是「女性取向的工作」，兼差或臨時性的（irregular）工作機會增加了。並不是女性侵占了傳統上由男性擔任的工作，而是女性大量地出任新出現的周邊性工作，由此而來的，是女子勞動的邊緣化。
日本在產業結構轉換之際，女性受僱人數也大幅增加。和OECD各國不同的是，日本並沒有結構性的不景氣與高失業率。因為日本為了快速地進行產業結構的轉換，將沒落的產業部門剩餘勞動力，平和地出成長產業部門吸收雇用。OECD各國的失業率直接衝擊了還未進入市場的年輕勞動力。在勞工組織強有力的歐洲國家，中老年層的勞動者牢牢守住他們的既得權益。在日本，產業結構的轉換直接衝擊了熟練部門的中老年層男性勞動者。他們雖然不會直接面對失業的問題，卻也必須隨著企業體質的轉換做職務調整。另一面即是邊緣性的女子受雇數顯著增加。1986年兼職勞動者突破500萬人，其中七成是女性，占女子受雇人數全體的22.7%。從85年到86年，女子受雇人數較前年增加36萬人，男子則增加31萬人。其間，經常性受雇者增加了17萬人，兼職者增加了19萬人，亦即有半數以上是兼職。
提倡文明史的文化人類學者梅棹忠夫認為：脫工業化對女子勞動具有正面效應。換言之，因為不再有勞動的性別問題，以往在工業化時代無法擺脫的勞動性別配置，因此而失效。在資訊產業方面，電腦軟體的開發既無所謂「男性軟體」或「女性軟體」的分別，資訊產品也就沒有性別差異。經由技術革新而發生的經濟下層結構的變化，提供了消解性別差異的物質基礎。
可是在另一方面，比奇所說：「因為被認為是女性取向的工作，故被放在邊緣地位來雇用，」也是事實。女性一直都被隔離，在非正式的勞動部門擔任不支薪的勞動（unpaid labor），而今則在正式部門與非正式部門之間，因應需要成為自由來去的周邊勞動力。可是，這是應誰的「需要」呢？第一是資本的需要，第二是父權體制的需要。資料顯示，許多女性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了兼職性的工作，其實那是因為她們將「父權體制的需要」內化了。許多結束育兒期的35歲以上的女性，為了即將來臨的另一重父權體制需要，即老人看護——主要是丈夫的雙親——而必須隨時準備回到非正式部門。
這些都被「勞動自由的擴大」「餘暇杜會化」的意識形態所掩蓋。在勞動「餘暇」部分的私有領域「需要」變動中，女性依然居於從屬的事實，是女子勞動邊緣化的根據。威爾赫夫斷言此乃「勞動的主婦化」（housewifization of labor）。今日包括第三世界在內的許多男男女女，正式與非正式的勞動部門之間，（對資本而言）自由的移動，則是「勞動的環球性主婦化」（global housewifization of labor）。
我們必須指出，日本在勞動力鎖國的狀態下，內需性的擴大型經濟成長大幅擴大了女性的雇用人數。第一，經濟成長期的日本，無法像其他先進工業國引進移民勞動力。女性便替代了那些外國移民，出任低工資、高流動率的非熟練勞動工作，而不是成為勞動市場的核心部分。第二，由於資本主義已將家事勞動漸漸商品化，侵蝕了生產領域與再生產領域間的界限。對於戰後失去殖民地，亦無以往戰爭經濟可以憑恃的日本而言，除了諷刺地有著和平的成長，卻也像章魚吃自己的腳那樣，開始吞食因自我內在差異而出現，位處一億中產階級化社會最邊緣的性別差異。於是，女性為了購買家電製品、加工食品、成衣而從事薪資勞動，逐漸減輕的家事勞動則把女性推出家庭之外。家事領域的最小化，正是資本主義所期待的。脫工業化使得女子的雇用人數日趨龐大，勞動的性別差異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廢棄。產業結構幾近完成，日本進入了走向「黃金 90 年代」的1980年代後半期，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也完成了。
雖然這項法律是日本政府勉強簽字批准聯合國廢止性別歧視條約的一項藉口，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日本的資本主義能夠接受雇用機會均等法時，其實已有部分與性別差異無關。後均等法的父權體制的資本進入了第四期，也就是將女性勞動分解為與性別無關的優異分子，還有與性別有關的大眾。雇用機會均等法強化了女性之間的競爭，也促進了優異分子與大眾間的兩極化。為了提高女性地位，對於部分女性有利，卻對部分女性具負向意義的狀況已經出現。「不受性別影響的勞動市場組織，」原是女性主義的要求，就連資本主義也作了一些努力。女性主義者之中也有人說：「資本主義是女性解放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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