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記憶(BC0032)──瑪莎．葛蘭姆自傳
Blood Memory

類別： 藝術‧攝影‧影視>舞蹈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瑪莎．葛蘭姆
       Martha Graham
譯者：刁筱華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3年05月10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43頁
ISBN：957130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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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3

透過凱薩琳，我與海倫‧凱勒見面，她既不能說，也不能看或聽。對那些不認識她的人而言，她說的話很難聽得懂。上天賦予她透過自己的獨特知覺來了解這個世界的能力。她是位偉大的女性，而且個性非常有趣。她可能是我所曾見過的最勇敢的女性。

海倫常到我在第五大道六十六號的學校來。她覺得彷彿「看」得見舞蹈。她靠地板上的腳與聲音的方向來感受舞蹈。她不能真正看得見舞蹈，但她能讓震動離開地板，進入她的身體。有一次，她以她那聽來很好玩的聲音向我問道：「瑪莎，什麼在跳？我不明白。」

我把當時還是我團員的莫斯‧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叫到橫欄邊，再把海倫的手放在莫斯的腰上。

「莫斯，」我說：「小心跳。我把海倫的手放在你的身體上。」

莫斯往上跳躍，而海倫的手一直在他腰上。舞蹈室裡的每個人都專注地看著這個動作，這樁事件。隨著莫斯的起落，海倫的手也跟著起落。她臉上的表情自狐疑轉為喜悅。當她高舉雙臂，呼喊道：「這多像『思想』啊。這又多麼像『心靈』。」你可以看見她臉上的熱情。

我們一起去聽歌劇與音樂會，她把她的手擱在前面的椅子上，捕捉聲音的震動。

有一次，我們一同坐車到上城去，車搖搖晃晃響個不停。本來海倫把她的狗依露放在她膝蓋上，突然之間，海倫鬆開抱著依露的手，把手放在我的膝頭上，這樣她就能在轟隆隆的車聲中辨別我是不是正在說話。

開始吃一頓飯之前，她會以手指觸摸桌面來感受桌上的擺設。除非當她要用某樣餐具，否則她決不會再碰那樣餐具第二次。她替眼前之物創造了一幅心靈圖像。有一次，別人邀請我們同去吃晚飯，我們一坐下位子，海倫就以手觸摸前面的擺設，這樣她才能知道每件東西所在的位置。當她摸到酒杯時，她的手因興奮而突然鬆開，叫道：「啊，是水晶哩！」她的餐桌禮儀無懈可擊，就如同她以她優美莊重的態度來擁抱生命裡其他每件事物一樣。然而，她是以怎樣悲劇的代價來成就這樣的優雅啊！

海倫最先感受到的興奮之一是水流動過她手上的感覺。她最先學會的字眼之一是「還有」（and）這個字。－－「還有開這扇窗。」「還有關那道門。」她總是以「還有」這個字來開句子。「還有一、二、三。還有……」

我想這也是她喜歡接近舞蹈的原因之一，因為「還有」這個字是和舞蹈分不開的，這個字引導我們到大部份的練習與動作當中。這個字也引導海倫進入震動的世界。而她的生命豐富了我的舞蹈室。

我不准許在我的舞蹈室裡討論任何有關宗教或政治的話題。然而，有段時間，這個禁忌卻很難不被打破。將近1935年年底的時候，我接到一項邀請，對方請我的舞團在「國際舞蹈節」表演，這是1936年柏林奧運的節目之一。邀請函的署名有德國文化部長魯道夫‧拉邦，第十一屆國際奧運委員會主席以及德國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實際上，在我接到這封正式的邀請函之前，我曾接到華府的德國領事館打來的一通電話。電話裡對方問我有沒有短波收音機，因為自柏林向我廣播的訊息將在第二天收到。我到曾和我合作一本書的攝影師芭芭拉‧摩根那兒，借她的短波收音機來收聽由戈培爾所宣讀的訊息。他說，當歐洲各國國界破除，全歐洲達到永久性的統一的時候，德國將再舉行另一次慶祝，但是在此之前，全世界各地的偉大藝術家應先在德國共聚一次，然後我的名字被唸出來。正式的邀請則在1935年近年底的時候收到。我一點也不考慮答應。我如何能在納粹德國舞蹈呢？因此我回覆道：

「此刻，我不可能在德國表演舞蹈。許多我所尊崇與欣賞的藝術家均遭到不同形式的迫害，其中包括以荒謬而毫無說服力的理由被剝奪了工作權。如果我接受了是項邀請，表示我認同這個政權，但我絕不可能認同一個迫害藝術家的政權。」

「除此之外，我的一些團員恐怕不會在德國受到歡迎。他們是猶太人。」後來我獲得他們將完全安全的保證，但我仍說：「你們認為我可能要求他們去嗎？」德國那邊拿我沒辦法，只好說萬一我堅決不受邀，那麼他們將邀請一個稍差一點的舞團來代表美國。我說：「可以。但是記住：我有官方的邀請函，而我將在全國的媒體上披露這份邀請函，好讓大家知道德國降格以求。」結果沒有任何美國舞團到德國去。戰後在柏林，有人發現我列名在一張一旦德國控制美國時「受保護的美國人」名單上，我視之為很大的奉承。而當我後來在柏林的新交響樂廳表演時，我跳了一支歌頌《聖經》裡一位女英雄茱蒂絲的單人舞，音樂則選用猶太作曲家威廉‧舒曼的作品。

聖約翰‧柏斯在大戰期間逃離祖國。他是一位偉人，一位偉人的詩人，對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響。他在西印度群島出生，原來的名字叫Marie-Rene-Auguste-Alexis Saint-Leger Leger，長於法國，而在德軍占領巴黎時僥倖逃離。德國一占領巴黎，蓋世太保就立即搜索他在巴黎的住家，但他已早一步到了英國，後來又到美國。

他在美國任職外交官。他給我在舞蹈裡使用他的詩文裡的任何字眼或句子的權利。我1973年的「夜晚的化緣僧」（Mendicants of Evening）即是從柏斯一首名為「敘事錄」的詩裡得來的靈感。瑪麗安‧席德絲（Marian Seldes）這名極有才華的女演員一面像舞蹈般移動她的身子，一邊唸出詩裡的句子。這首詩裡說的是生命將近黃昏時的情境，當中流露「我已打過美好一仗」的感受。柏斯寫道：「偉大的年代，看著我們吧，好好測量當今的人類心靈。」

雖然戰爭沒有在我的國家裡進行，但許多日裔美國人被關進了拘留營裡。我的一名日裔團員百合子（Yuriko）從拘留營裡被放出來不久即到我這裡來學舞，而且從此沒有離開我的舞團。今天她是「瑪莎‧葛蘭姆實習舞團」（Martha Graham Ensemble）的舞蹈指導，這是高年級學生與已有職業水準的學生所合組的舞團。

西班牙內戰的悲劇立即激起了藝術界的反應。我們都決定以個人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恐怖戰爭的態度。我選擇「深沉之歌」（Deep Song）這支舞。這是一支類似「苦痛」的單人舞，但我以更活潑的方式來使用長椅這樣道具。我穿著黑白長條紋飾的裙子躍上幾乎空無一物的舞台，亨利‧柯威爾（Henry Cowell）的音樂開始響起。第二年，我與安娜‧索克羅、海羅‧塔瑪瑞斯（Helen Tamaris）以及漢亞‧荷姆（Hanya Holm）等一同做慈善演出來支持西班牙的民主運動。

1937年，我第一次在白宮為羅斯福總統及其夫人表演舞蹈；後來我曾在那兒為其他七位總統表演。我在一座栽滿花木的小花園裡演出。有位負責照應我的年輕人對我說：「妳不可以光著腳去見美國總統。」

他重複這句話好多次，我終於忍不住回答他說：「我不穿鞋的腳是我舞台造型的一部分。我不會光腳走進自己家門。我也不會光腳出現在美國總統面前。」

1940年間，伊蓮娜‧羅斯福（譯註：Eleanor Roosevelt，羅斯福夫人）與我成了好友。有一次，我們同赴由正統猶太教徒舉辦的一場名為「美國猶太人訴求」的戶外抗議活動。他們設立警戒線，將共用同一座游泳池的男女擋在外面。他們要男女輪流分用。我跟伊蓮娜想要離開，但我們的車被警戒線所阻擋。最後，羅斯福夫人說：「我受夠了。我們要離開這裡。」

她確信她自己是對的，我卻想，啊上帝－－在我好不容易在舞蹈界闖出點名堂的這個時候，闖過警戒線這樣的事情會毀了我。

她說：「瑪莎，跟我來。」

然後瑪莎就跟她一起去啦。

羅斯福夫人邀請瑪瑞安‧安德森（譯註：MarianAnderson，第一位在白宮表演的黑人女低音，也是第一位「大都會歌劇團」的黑人終身團員）到「憲法音樂廳」演唱，但是遭到「美國革命之女」這個團體的反對。我跟屬於這個團體的母親說她應該辭去會員的身分。她聽了說：「噢，真的嗎？我一定得這麼做嗎，瑪莎？他們舉辦的這些宴會很有意思啊。」我只好放棄說服母親，與她一同參加「美國革命之女」對這項邀請的抗議活動。看這些人的樣子，要說服她們還可真不容易啊。

我對母親說：「妳別麻煩了，還是讓別人辭好了。」結果母親並沒有辭。

不久之後，瑪瑞安‧安德森被紐約的「艾爾岡金飯店」（Algonguin Hotel）拒於門外。她預先為自己訂了一間套房，但一直到她抵達，飯店管理人員才知道她是個黑人。飯店的管理人員假裝很抱歉，一面說那間套房已經有人住了，沒辦法給她住。我一發現這種情形真是怒火中燒，直接到前面櫃台去找經理：「好啊，我也再不來『艾爾岡金』住了。」

所以我收拾行李，離開飯店。我沒辦法待在那裡。這樣的事情完全與我的原則相違。

要去見杜魯門總統的時候我沒有合適的衣服穿。我穿件夜晚穿的洋裝，但那件洋裝並不怎麼好看。總共有七位女士被邀請與總統會面，而總統會給每個人一張他自己的照片。當他走我這兒的時候，他附在我耳畔說悄悄話。

嗯，當採訪的媒體看到總統在我耳邊低語，他們都墊起腳尖來，想知道總統到底跟我說了些什麼。「為什麼他特別跟妳說話？為什麼他要那樣跟妳說話呢？」我當時並未回答。但是他說的話倒也沒啥可爭議。他說的不過是，「如果妳待會兒再回來，我會給妳我的親筆簽名。」

這個時候我參加了《紐約先鋒論壇報》的評論人艾蜜莉‧吉勞爾所邀請的一次晚宴。當天晚上的許多面孔都很陌生，但突然之間房間對面的一張臉孔卻直入我的記憶。那是馬克‧夏卡爾（Marc Chagall）。我並沒有立即走向前去。這個時候我還是個無名小卒，只是傾心他的作品的群眾之一而已。

終於到了我們面對面的時候。我對他說：「我總覺得你畫的每隻動物或飄浮起來的生物都是你自己的臉的反映。你對我來說就是那隻動物。」

他靜默片刻，然後他在我臉上親了一下，又輕輕拍拍我的臉：「小東西，妳未免懂得太多啦。」

曾支持我的男人遍佈社會各個階層。我也盡我所能的珍惜他們對我的關愛。許多男人曾在我生命裡留下印記。我喜歡男人。我崇拜男人。許多男人也崇拜我。

早年在我還有活躍的夜生活的時候，我絕不會不頭亂髮一臉蠟黃的被人從床上逮到，即使在床上，我也總上一層淡妝。但我從不是個性關係隨便的女人，一段時間我總是只有一個男朋友。我沒有時間談戀愛或鬧緋聞什麼的－－除了一些令人喜悅的例外。我的戀愛與交友哲學：當我愛他們的時候我就愛他們。當我不愛了，我就離開。就是那麼簡單。而且，我猜，有時候我還頂殘忍的呢。

終我一生我是個「性」的崇拜者，這裡的「性」，是完全就這個字的純粹意義來說的。我要的是一種「完成」與「自我實現」的意義，而非生殖，否則我早就有小孩了。我選擇不要小孩，理由很簡單，因為我認為我不能給小孩我的父母給我的那種細心週到的養育。我完全不能抑制的想成為一名舞者。我知道，在舞蹈與小孩之間我只能選擇一樣。而我選擇舞蹈。

一點也不奇怪，葛蘭姆家的女兒們在聖塔芭芭拉那個地方總被認為似乎前衛了一點。當然，以今天的標準來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今昔的道德觀與看事情的態度上的差異之大，往往令人思之有趣。在聖塔芭芭拉的時候，我對生育或性愛之事幾乎還一無所知－－我母親一點也不教我這方面的知識。有次我陪我的雷阿姨和她第二任丈夫到舊金山去。我們在坡地上上下下走動，從碼頭走到中國城，幾乎把整個城市都走遍了。突然之間，我注意到街角有個女人站著。我阿姨則趕快走到我跟那個女人之間。

「她是幹什麼的呀？」我問雷阿姨和她先生。

「瑪莎，她是個落翅仔。」雷阿姨的先生告訴我。我不知道「落翅仔」是什麼意思。等我回聖塔芭芭拉之後，我問我母親什麼是「落翅仔」。她一聽幾乎昏過去。聖塔芭芭拉的民風非常保守。我母親嚇壞了，更不願討論我的問題。

我曾有段後來發展為「桃色事件」的關係，那是跟加州一位非常敏感非常俊美的藝術家發生的，他的名字叫卡洛斯‧戴爾（Carlos Dyer）。莫利‧阿米提基（Merle Armitape）和雷米爾‧麥克基希（Ramiel Mcgehee）是我來自加州的兩個朋友。莫利寫了不少關於美國藝術與劇場的書。雷米爾的背景則有點讓人摸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一位禪師，據說在一九三年代間還曾在東京為日本天皇講道。

雷米爾和莫利兩人都很「迷戀」卡洛斯，卡洛斯自己則是個絕對的異性戀者。莫利決定邀我同去加州，表面的理由是要我去出一本有關我對舞蹈看法的書。卡洛斯則被邀請來做繪圖的工作。他們確信，我和卡洛斯之間一定會爆發一段韻事，卡洛斯的婚姻會因此被摧毀，而我和他之間的火花不需多久就會燃盡，這樣他們就可以來收拾卡洛斯生命當中的碎片了。這個計畫在某個程度上成功了。我曾聽過坊間一些故事流傳，說我與卡洛斯兩人一見鐘情，我們一起「隱遁」到莫利家裡的客房裡去，連早餐也在客房裡吃，就這麼消失了好幾天才出現。這類軼聞一點也不實在。我絕不會在別人家裡作客時有這種行為。卡洛斯和我是到我在海邊的別墅裡去。

為了使彼此之間的關係更為複雜，雷米爾開始以禪師的姿態來指導我「做功課」。每天他給我一則偈語，要我理解、沈思，要我靠它明心見性。這段經歷使我學的禪恐怕不見得比其他任何人為少吧。不過，先不論雷米爾收我為徒的動機到底是什麼，這些知識對我也有相當的好處，像自律、掌握焦點及簡單的，以實用主義為原則的行為等都是禪給我的啟示。然而，我總懷疑莫利及雷米爾的動機很不單純，他們恐怕不是為我好才要我學禪。

我與卡洛斯之間無論在身體上或知性上都是一段非常豐足的關係。我知道，當我決定離開加州返回紐約時，他非常痛苦。他給我寫全世界最美麗的情書。我不喜歡回首過往，然而經常我有重讀從前情書的衝動，但我終究不去讀它。

1934年，我開始在佛蒙特州班寧頓學院的夏季課程任教，那兒是一處優美之地，我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創作舞蹈。整個夏天裡有許多藝術家在那裡，包括朵麗思‧韓福瑞，卻爾斯‧魏德曼及路易士‧侯斯特。有一次，在一座巴克明斯特‧富勒（譯註：Buckminster Fuller，美國建築師及工程師）的圓頂屋子裡，路易士夾在洗澡缸裡，動彈不得。那是座三角形的洗澡缸，本來路易士曾勸巴克明斯特應該第一優先先做洗澡缸，否則怕有地方不夠大之虞。那時候的路易士怕有三百磅重，因此他怎麼也出不來。路易士最恨被拘束，不管是什麼方式。他受了很大的驚嚇，不過這也不能怪他，因為的確花了好幾個人的力氣才把他拉出來的呢。

我常駕著一輛小T型福特繞著整個校園及整個城到處跑，我沒有執照，但我一點不害怕。建立「班寧頓」舞蹈系的瑪莎‧希爾（Martha Hill）倒被我嚇壞了。每當有別的老師要搭我的便車，她一定說：「老天保祐。瑪莎開車等於宣佈現代舞歷史的結束。」

那個時候，我的舞團裡一名團員－－珍‧厄德曼（Jean Erdman）－－也與她的先生約瑟夫‧坎培爾（Joseph Campbell）在「班寧頓」。他們在莎拉勞倫斯學院相遇，那是一段師生戀。由於年齡懸殊，雙方家庭都反對他們結婚，然而他們夫婦是我所曾見過的最完美的婚姻之一。喬（約瑟夫的小名）是我們這些朋友裡光芒最亮的一個人物，透過他對世界文化裡的神話及傳奇（Legend）的知識及洞察力，他為我們開了多扇通往過去神秘歷史的門。他直覺敏銳的精神與靈魂引導他自己及我們通過這些門，踏上探尋未知之旅。他使我們珍視並利用過去，並使我們體認存在於我們每個人體內的血的記憶。我已經多次指出，舞蹈應該要能照亮一個人的心靈視野，而在我個人的心靈之旅中，喬的影響甚深。

是珍首先在我的芭蕾舞Letter to the World（「給世界的信」）裡朗讀艾蜜莉‧逖金遜的詩。我構思了兩個艾蜜莉，都穿白色，她們從舞台的左右兩邊入場來開始這齣芭蕾舞。從頭到尾，朗讀艾蜜莉的舞者與表現出這首詩的內在風景的另一位艾蜜莉（我自己）互為見證。當我們相望時，珍唸出的頭幾句詩是：「我是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你是誰？你也是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嗎？那麼我們可是一對了。」

華府第一場演出的下午正式彩排之前，珍走到簾幕下邊的三個台上麥克風旁，想對著空無一人的觀眾席（至少她以為沒有人）逐一測試，看看麥克風到底靈不靈。「我是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她對頭兩個麥克風都這麼說。等她對第三個麥克風說：「我是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時，一個藏在椅子背後的小男孩顯然再也受不了了，他跳起來，大聲說：「這位小姐，妳得努力成個大人物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