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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時間的起點(CK0023)

類別: 自然‧科普‧數理>天文
叢書系列:科學人文系列
作者:克拉克‧布列斯
譯者:范昱峰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3年04月17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96頁
ISBN:957133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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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在幾點

在世界分為二十四個時區、每天都從格林威治子午線的午夜開始,加上國際換日線使世界曆法上的日期一致以前,每個地區都使用自己的官方曆法。時間依據太陽的正午起算,也就是太陽好像正在頭頂而日晷儀沒有陰影的瞬間。但太陽以每分鐘十二哩半的速度,沿著北美洲人口稠密地區的緯度不停移動(更正確的說法是地球不停運轉)。想像中的市鎮,好像是打在一條無限長的線上的結:每十二哩半就是一太陽分,每一千一百呎就是一太陽秒。以今天的說法就是:每個市鎮都是自己的格林威治。鄰近的村莊也嫉妒地堅持自己的時間,進而指控旁人使用假時間。

確定當地精確的正午時刻,公用的大鐘或私人的懷錶就足以勝任;報時球--時代廣場的除夕慶祝活動就是由此演變而來--就能從最高的尖塔降下,也可以敲響消防站的鐘聲或在港口施放船炮。這個時間的精確性不容置疑,就是正午十二點,但它卻只是該社區十二哩內的正午。這正是一八八四年子午線會議之前,世界所面對的窘境。

各地時間各自為政
沿著東西向的緯度橫越美洲大陸(例如從紐約到舊金山),每隔十二哩多,當太陽越過新的經線時,新的正午就出現了,新的報時球又降下,新的鐘聲也響起。在紐約西邊六十哩的德拉瓦河谷,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曼哈頓已經響起汽笛聲。而報時球在曼哈頓降下時,哈德遜河對岸新澤西州的紐華克才十一時五十九分。 只要大家留在自己的鎮上或田地上,只要帆船、河船、渡輪、馬匹、牛車仍是通用的運輸工具,紛雜的標準時間並無傷大雅,因為人們無法在一天之間--遑論一小時之間--快速移動,造成時間上的困擾。當時的人和今天一樣要求精確,卻不慣於遠眺地平線之外。十九世紀電磁技術日新月異,電報可從最近的天文台直接對著報時球發出精確時間的訊號。一八四二年,多倫多設立第一個電磁訊號報時球。到了一八六八年,華盛頓的海軍天文台把立即訊號連接電動馬達,使報時球準時自動降下。自動訊號進步而方便,但沒有觸及基本問題:各地的時間仍然各自為政。如果鐵路和電報--也就是速度--沒有破壞地區性的時間觀念,使太陽成為遲緩的節拍器,時間革命可能會拖延到有此需要時才發生。(不久的未來人們即將面臨的時間兩難情況,應該就是值得思考的課題。我們目前仍使用十九世紀的鐵路時間做為標準時間,但國際網路和相關科技正在建立新的時間意識。十九世紀有關時間的爭議顯示,社會和人類的精神意識不太容易適應標準時間的競爭,這情況在二十一世紀恐怕也不會有太大的改善。)

無法解決的問題
堅持以太陽正午為準的時間,有兩個明顯而無法解決的問題:其一來自地球的自轉;其二來自地球的傾斜度。地球自轉在各地製造無數的正午,也製造無數的午夜。地球的圓周兩萬四千哩,幾乎等於兩千太陽分。而且,如果堅持精確的太陽分和太陽秒,理論上就有無限多的「太陽日」。紐約每天開始和結束都早費城五分鐘;早紐華克一分鐘;晚波士頓十二分鐘……紐約的第九街比西鄰的第十街早了幾分之一秒;兩者都有權宣告彼此的日期不同。這種混亂真不知如何解決。如果奧克蘭灣大橋在十九世紀興建的話,奧克蘭這一端的橋頭將比舊金山那端早三十秒。幸而地球自轉穩定且可以預測,所以,如果願意生活在這麼令人瘋狂的「多元」情況下,時間至少還是可以由計算而得。

地球運轉的傾斜度可就相當棘手。除了赤道,每天的正午都比前一天的正午提前或延遲數秒鐘至數分鐘。日出日落的時間每天不同(北歐地區的差異更大)。在教士或巫師掌管、以自然規律運轉的世界中,太陽的不規則性只是上帝可見的面貌而已。印度人的日出,或猶太人和回教徒的日落,都是自然日或宗教日的開始。只有在契約、薪資和行程計劃的世界,自然的差異才會變成惱人的事。保險到期或新約生效究竟是以當事人或保險公司所在地的午夜為準?每月或當年最後一天午夜時分的出生或死亡,只要登記地點在事件發生地幾哩之外,都可能成為不同的日子、月份或年份。

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阿拉伯人、埃及人、馬雅人、中國人都曾長期使用日晷儀的計時方法。天氣晴朗無雲的時候,這是聰明的方法;可是它無法滿足科技進步的歐洲人和美國人對於精確和可預測性的需求。換言之,自然的時間對於遵從宗教儀式的需求,差可滿足;用於經營鐵路,可就難以信賴。在鐵路迅速擴張、商業對它的倚賴日增的十九世紀,鐵路的經營管理正代表了訂立標準時間的意義。

古代計時方法的真正問題,不僅在於天體和季節無可避免的變化;地區時間的多樣化,使不同地區的時間無法簡單換算,也相當惱人。甲市鎮可能不知道乙丙丁等市鎮的時間,而到了城市之間旅行頻繁普遍、實用舒適時,這種現象就成了難題。太陽時間無法轉換,沒有儀表的功能。來往的行旅發現,地區時間過多比沒有時間更糟糕。各地的官方時間像叢生的雜草,而自然又提供了讓它們無窮蔓延的夢魘。顯然沒有人能夠使它理性化。

對「地區時間」的誤解
佛萊明在一八九○年撰寫的文章〈落伍的古代計時方式〉中,回憶標準時間運動渴望為人接受的奮鬥歷史,並對我在此隨意使用的「地區時間」〈local time〉這個詞彙提出異議。他覺得「地區時間」這種想法會增進一般人的誤解,認為真有多種時間存在,應該加以反對。他使用這個方便但不很精確的名詞時,希望大家注意以下的警告:

「地區時間」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說法,但完全不正確。天底下根本沒有這種事物。它依據的是時間隨著經度改變的理論;每條子午線都有自身的確定時間。如果根據這個理論畫出一百或一千條子午線,所有子午線都在兩個半球的一點--兩極--會合,那麼將有數百或數千個「地區時間」。所謂大自然具有許多「地區時間」的理論,就立刻顯得荒謬而不可能。時間只有一個,是無窮過去和無窮未來的事實;持續是它的主要屬性。它像無限長的線條,每一個環扣都和下一個環扣連接起來,整體都以無可改變的秩序前進。時間的分劃就像連續不斷的鏈條,綿綿不絕地互相跟隨;沒有同時分別存在的情形。時間不受物質、空間或距離的影響。它是普遍而非地區性的。它是絕對的單一,整個宇宙都一致;特質是可加以最精確的量度。

這段話發表於本初子午線會議確立世界標準時間之後六年,正是佛萊明工程師心智的寫照。時間是一個整體,具有多重刻度(至少有二十四個),所以他堅決反對任何地區--包括格林威治在內--具有特殊的時間。他為了採用「宇宙日」而堅苦卓絕地奮鬥,原因即在於此。宇宙日沒有地理的決定因素,也沒有眾所熟悉的二十四個時區。文章中繼續寫著:

由於環境的力量,有關時間的計算問題,不得不採取宏觀的全球體系。觀點不應局限在有限的地平線、一個國家或一個洲。獲得全體共用的統一時間量度,是兩個半球的人等待解決的問題。它應該依據無可爭辯的資料和健全的原理,以期獲得後代子孫的接受。 這些評論綜合了佛萊明和美國標準時間先驅之間的差異;前者在宏觀的全球基礎上奮鬥,後者則以國家為基礎。往後我使用「地區時間」時都將加上引號,並在前面加上「所謂的」,以示對佛萊明的敬意。

惱人的新演變
一八四○年代後期,梭羅(Henry D. Thoreau)為了追求荒野的安靜社會和生活,避居於華爾騰湖畔。他的著作《湖濱散記》(Walden)也和許多經典著作一樣--包括《亨利.亞當斯的教育》,可能讓某些讀者視之為對時代和社會--尤其是對醞釀中的標準時間變革--的省思。大量的工人都已在時間--機械鐘錶--的管制之下。他說:「勞動工人沒有空閒的時間培養正直的情操;無法維持和他人之間最富男性氣概的關係;勞動價值又在市場遭到貶抑。他一輩子都是機器,沒有餘暇轉變。」

勞工沒有餘暇是惱人的新演變。鐘錶的功能對於梭羅版的資本主義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它聯繫了工業設備和意識。」優秀的梭羅註釋家馬克斯(Leo Max)對這點的詮釋,具體表現於其著作《花園中的機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因為生活和無人性而自動化的系統密切搭配,勞工幾乎成了機器。」這雖是實情,但另有焦點。潛伏於時間荒野中的可怕新生物,令梭羅警惕。沒有時間、沒有德性的人是機器人、是遭受閹割的人!如同他的浪漫祖先,他得在偉大永恆的自然萬象、古典著作或東方宗教中尋求慰藉。他陷身於迅速擴張、正以自身形象重塑世界的鐵路中,而社會對此又無能為力。鐵路時間沒有極限,人們必須屈服於它的需索。梭羅的焦慮至少有一部分來自工業襲擊了所謂的時空連續性。時間正在醞釀,它瀰漫六合,無所不在。 鐵路在夜晚發出隆隆聲,運送伐木工人,濃濃的黑煙衝向天空。難怪梭羅說:「不是我們搭乘火車,而是火車搭乘我們。」《湖濱散記》代表個人和工業化對抗的主張;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主義宣言》的美國版〈雖然也同時是它的相反版〉--它們同時受到研究,似乎並不意外。一八四八年是普遍革命的年代,法國內部動盪不安,大不列顛卻興旺繁榮,成為第一個全境以格林威治天文台為標準時間的國家(愛爾蘭的標準時間晚了二十分鐘)。當年,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丹比及兒子》(Dombey and Son)出版,精準地描繪了鐵路如何擺佈精神崩潰的丹比先生。他說:「鐘錶甚至也遵守鐵路的時間,好像太陽已經讓步了。」可是他仍然認為,至少像丹比先生一樣覺得疑慮的人,會覺得鐵路的力量和人類的粗糙成就有改善的可能。

時間和工商業、行程計劃、焦慮與經濟衰退的長期關係,於焉展開。每當我想到時間逐漸吸乾人性時,就會想到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錄事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本書的主人翁是華爾街法律事務所裡一個生活平板、宛如遊魂般的人物。巴托比這個角色代表著強烈而持續的神秘特質、消極主義的可怕象徵,以及陷身於各種時間標準的兩難者,彷彿正在等待出生或死亡。肉體存在,心靈空洞,他正是梭羅「沒有時間培養正直情操」的勞工,或「欠缺男人間最富男性氣概關係」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