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者序
許多社會制約之所以能夠加諸我們女性身上，乃因法律藉以界定女性的，並非生理性別，而是另有所本；本書的政治觀點，正是始於這種體悟。性騷擾不但為法律所容，它根本藏身於法律所無法正硯的盲角。經過本書的抽絲剝繭，我們逐漸看出，性騷擾對於女性的劣勢處境並非只是無關緊要的小事；相反地，性騷擾根本就是這種劣勢處境的體現，而女性的劣勢處境也正是引發性騷擾的主要動力。這兩者的緊密相連，是否正是使性騷擾得以為法律與社會所姑息的主因？再者，依此內在邏輯與外在限制所制定出來的性別歧視法，能不能掌握女性劣勢處境的真貌？在女人的經驗中，性、性別、權力三者早已合而為一，密不可分；那麼，性別歧視法的原則是否能提供一種關乎此三者的概念，以便初步辨析其間已然錯綜難分的真實關係？這些都是我所關注的。
這個研究始於1974年。雖然草稿嗣後經過反覆的修改，但主要的論點早在1975年春即寫就。是時，沒有任何法院判定性騷擾是一種性別歧視；甚至有幾個法院做出否定的判決。但在這個研究發表之後，就有些法院開始接受其中的論點。自覺該份原稿對於性騷擾之能成為訴訟上的訴因有一定的貢獻，促使我決定重寫本書；而實務上的進展也回過頭來修改了本書的論點。至於第六章的原始觀點，是在還沒有任何判例出現前寫成的，所以只依據基本原則和案例來加以闡述；但由於這些基本論證仍然十分重要，因此我們保留了這個部分，並加以修改，俾能反映出在嗣後判例中突顯出的一些議題。
這個始末說明了何以本書的筆調，有時會帶有抗爭的意味。此外，在最高法院還沒有對這個議題下有利的判決之前（甚至即便是有此判決），我們仍無法保證這些法律上的嶄獲已經穩固。（譯按：1986年最高法院方出現此種判決，請參看譯序）。而這些法律上的進展，是否會為女性的生活帶來實質的改變，更是問題重重。基於這種體認，我們在獲得每一項法律上的勝利時，雖然值得慶賀，卻也不能鬆懈。而假如能持續如此地打擊那些無意識地利用權力擺布弱勢群體的人，這樣一本書所能發揮的社會功能，也就可表露無遺了。
這本書是為所有關心這個議題的人所寫的。對於沒有受過法律訓練的人而言，有些部份十分複雜；而對於不習於理論的人尤其如此。然而這本書的論述，因為要同時對法律人與一般大眾進行，所以勢必要牽就雙方，也需要雙方互相包容。至於本書對法律用語與訴訟的說明，遠比專家所要求的更為完整。
我希望能將一些女性的生命經驗帶入法律的領域；為此所採擇的方式與證據，有先加以討論的必要。截至目前為止，社會科學的領域裡，還不曾對性騷擾作過「系統性的」研究；那麼我何以知道它的存在？第三章即是以女性對自身生活的觀察作為證據。在這些陳述中，可以發現許多其它方式表達不出來，而只在本研究中得以充分表達的珍貴經驗。女性究竟怎麼想？當一項侵犯如此長期地受到壓抑時，可以用來規範它的法律幾乎付之闕如。所以，若詢問者與詢問方式不對，受害人可能一開始會說（並且相信）自己不是受害者，就像要抹煞這個事實一樣。然而從一些被社會揭露的片段裡，女性的意識開始幡然覺醒。我們所記錄的個人主觀陳述，只是冰山一角，但或許是這個問題能在社會中表現出來的唯一形式，也可能是她們所能夠採取的唯一形式。這是何以我將她們對切身經驗的當下反應，也引為研究素材的原因。
這些素材的有效性與普遍性如何？在性別歧視的論述中，這個問題尤其重要。個別的女性是可以提起訴訟，主張她所受到的待遇是因為性別的緣故；但這個主張所蘊含的群體屬性，卻使得她必須證明這是女性共同的經驗。為了達成這個目的，顯然斷章取義與不免流於籠統的個人經驗，其重要性遠超過軼聞與旁證的地位。個人遭受的性騷擾經驗，是一種社會的產物：它以工作生活為中心，反映了女性作為一個群體所共具的物質經驗。在這個脈絡之下，個別女性的見證，表達了女性這個性別群體，在社會現實中的一個面向。採取這個觀點，並非意謂著女性全體都有同樣的遭遇，或以同樣的方式遭到騷擾（或有相同的感受）；但它意謂著構成性騷擾的因素，不但反映了受害者個人的處境，也足以反映出女性全體的處境。正是因為這種物質經驗的共通性，使得性騷擾成為一種女性經驗，而不僅只是一些碰巧都是女性的個人所共有的經驗。這對我來說，也是性騷擾成為一種性別歧視的理由。
要感謝的人是數不盡的。從我的老師——Leo Weinstein、Robert Dahl與Tom Emerson處，——我所學到的遠超過我的想像。另外，鮮少有女性能夠獲得全力的支持，以完成她們自己的工作；就這一點而言，我必須感謝我的母親與父親；因為他們對我的信賴、關懷與付出，我才得以實現自己的理想。我的研究室、朋友與同事則為我提供了一個充滿關懷，卻又極具批判性的環境，是我最可靠的參考意見。許多人對最初的草稿仔細地提出建議；包括Tom Emerson，Barbara D. Underwood，Anne E. Simon，Kent Harvey，Jennifer Johnson，Seth Kreimer，Nancy Cott，Jack Getman，Karan Sauvigne，Jack Winkler，Gerald Torres, Andrea Dworkin，以及Bob Lamm。我並不是每次都採納你們的意見，但我不能沒有那些建議。我也從許多學生那裡，感受到教學相長的收穫，尤其是Ann Olivarius，Abbe Smith，Linda Hoaglund，與Valerie Tebbetts。此外，Anne E. Simon與Kent Harvey除了在註釋上所作的貢獻之外，每天更不懈地對語句與論點進行研究，並忍受同樣論點的枯躁推演。更重要的是，他們以無比的幽默感進行這個研究，並且忍受我這樣一個難纏的人。
我的當事人將她們的痛苦歷程與我分享：本書處處是她們的斑斑血淚。律師與學者們將他們的訴狀與論文寄給我；而許多機構則提供他們的檔案與資料。耶魯法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對於我一年來全天候不盡人情的種種要求，作了最完善的服務，尤其是Jim Kennealy與Gene Coakley。行為科學出版基金與耶魯大學出版社慷慨地贊助本書所需的經費。而與我並肩在耶魯大學出版社工作的夥伴們，尤其是Marian Ash，是那麼熱誠地希望看到本書的出版，預言它的誕生，並且使之終於如願實現。Laura Shafer細心負責了重寫後的打字工作，使我們有一份美麗的原稿據以修改。而Linda Hoaglund在整合這本書上所付出的心力，許多時候甚至遠超於我；她的堅毅、認真與付出，在她打字（一遍又一遍）定稿（修正再修正）的過程中，支持著我堅持到底。而我對Nancy Cott的謝意則不是言語所能道盡的，她在最關鍵的時刻貢獻出她的睿智，並展露了洞見與成熟風範，使得本書得以有今日的面貌。
那些因為本書而深受鼓舞的人，是支持我寫完本書的動力。現在我希望你們利用它、批評它，並且幫助我們精益求精。由於我們都能體認，在面對那些自以為是的權威時，女性的真正感受如何，我希望你們不會讓我在這些個案的真實身份與虛構身份間左右為難。要不是她們對我的信賴，我是不可能寫成這本書的。這本書並非為了攻擊任何個人而寫，或許無庸贅言；但以我的行事風格而言，要不是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問題，我可能會覺得沒有資格來為這本書。Adrienne Rich曾經告誡我們不要「否認我們的力量是來自我們的創痛。」
謹以本書獻給所有曾盡己之力，挺身反擊的姐妹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