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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封閉的藩籬，展望的窗口
本書並不是《NO LOGO》（寫於 1995 到 1999 年之間，有關反企業運動的崛起）一書的續集。《NO LOGO》是論文式的研究計畫；而《籬與窗》則是針對爆發於《NO LOGO》出版前後來自前線的抗爭，報導記錄。《NO LOGO》還在待印中時，書中所記載的大量地下活動已進入了工業化世界的主流意識，是1999年 11 月在西雅圖發生對世貿組織會議的抗議的結果。一夕之間，我發現自己置這個年代國際間最引人關注、爭辯的議題：何種價值會主宰全球化時代？
從一趟為期兩週的新書宣傳之旅，變成歷時兩年半、足跡遍及二十二國的歷險記。期間我走過魁北克市和布拉格滿佈催淚瓦斯的街道，參加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鄰里會議；和反核人士在南澳州沙漠中展開一段露宿，並與歐盟領袖正式辯論。寫《NO LOGO》的四年閉關研究經歷，對本書並無太大幫助。儘管媒體稱我為全球抗議的「領袖」或「發言人」之一，但事實上，我從未介入過政治活動，也不喜歡群眾運動。第一次發表有關全球化的演說時，我目視著筆記，開始讀稿，接下來的一個半鐘頭就這麼埋頭著。
但這不是怕羞的時刻。每個月都有成千上萬的民眾加入新的示威活動，許多人就像我一樣，直到現在才真正相信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彷彿當前盛行經濟模式的失敗，頓時變得不容忽視──而那還是在安龍公司（Enron）破產之前。各國政府高喊滿足跨國投資者的需求，卻滿足不了選民的需要。有些是基本且迫切的需求──例如醫療、住屋、土地與水源；有些則是比較抽象的──溝通、集會與共享的非商業文化空間，例如：網際網路、公共廣播，或是街頭。而執政者被安龍公司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收買，完全違背了民主的基本需求。原因在於受安龍公司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影響、參與（而非收買）的政府，完全違背了民主的基本需求。
危機無國界。一個勃興卻只顧追求短期利益的全球經濟，證明無法回應日趨迫切的生態與人類危機；舉例來說，無法將礦物燃料轉化成永續能源；儘管信誓旦旦，還是無法投注必要的資源，阻止愛滋病在非洲散播；不願履行減少飢餓的國際承諾，甚至說歐洲無法確保食物的基本安全。這些社會與環境問題多半已存在數十年了，因此很難說這波抗議運動為何引爆，但有一部份當然還是得歸諸全球化本身。過去，當學校經費不足，或水源遭到污染時，向來歸咎於一國政府的財政管理不善，或是徹底腐敗。如今，多虧了跨國界資訊交換的狂潮，這些問題被視為一種特殊全球化意識形態的地方性效應，由國家政客執行，實質上卻是由少數企業勢力和國際機構，包括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想出來的。
「反全球化」原是媒體貼的標籤，諷刺的是，我們在此運動中將全球化變成活生生的事實，威力可能更甚於最大跨國企業的總裁，或是最忙碌的富豪名流。於巴西阿里格勒港（Porto Alegre）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世銀會議期間的「反高峰會」（counter-summits），以及www.tao.ca 和www.indymedia.org等網站，在諸如此類的集會中，全球化不只侷限在狹隘的貿易和旅遊交易上。相反的，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數千的民眾單憑分享、訴說抽象的經濟理論對他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命運便緊緊相扣。這項運動並?有傳統觀念裏的領導人物，只有一群執意學習並傳承薪火的群眾。
誠如其他發現自己陷在這片全球化網絡裡的人，我對於新自由經濟只有一點點認識，多半都和北美、歐洲等地年輕人（供過於求、或就業不足？）有關。但就像其他許多的人，我已被這項運動全球化了：我學到了衝擊力十足的課題，也就是執迷於市場對於巴西無自耕地的農民、阿根廷的老師、義大利的速食店雇員、墨西哥的咖啡農、南非的貧民區居民、法國的電話行銷人員、佛羅里達的季節性蕃茄採收工人、菲律賓的工會發起人，以及我居住的城市，多倫多的流浪兒，究竟有何意義？
本書是我記錄自己高低起伏的學習曲線，是草根資訊分享的廣泛過程中的小篇章。草根資訊的分享讓許許多多（未受過經濟學者、國貿律師、或專利專家等專業訓練）的人勇於參與辯論全球化經濟的未來。這些為《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衛報》（The Guardian）、《洛杉磯時報》（The Los Angeles Times）和其他許多刊物所寫的專欄、評論以及演講，都是在華盛頓、墨西哥市的抗議活動後夜深時刻的旅者房間內，在獨立媒體中心，在許多航次的飛機上，一口氣寫完的。（在加航擁擠的經濟艙內，伴隨著我前座的人放低椅背，我聽到一聲可怖的扎扎碎響，之後，我換了第二台筆記型電腦。）這些文章包括了我能用來和新自由經濟學者辯論的最棒論點與事實，還有我在街頭認識的同伴間最感人的經驗。有時候，這些文章代表我急欲試著理解幾小時前才透過電子郵件收到的資訊；有時候是針對攻擊抗議活動性質與目的的誤導宣傳，提出反擊。有些評論，特別是演講稿，從未出版過。
為何要將這些斷簡殘編收錄成書呢？部份原因是，在布希總統宣佈進入「反恐怖主義之戰」之後數月，人們開始領悟到，有些事情已走到末路。有些政客（特別是那些政策被抗議人士詳細審批的人）連忙宣佈，走到末路的是社運本身：他們宣稱，社運所引發人們對全球化失敗的關切，根本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在壯大「敵人」。事實上，過去一年來軍備和鎮壓行動的逐步高漲，在羅馬、倫敦、巴塞隆納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頭，激起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抗議潮。對於一些過去只在高峰會議場外簽名，象徵性地表達反對的許多社運人士而言，更激發他們採取實質行動來減少暴力。這些行動包括：在伯利恆聖誕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 in Bethlehem）對峙時充當「人肉盾牌」，還有在歐洲和澳洲的拘留中心，試圖阻撓非法遞解難民出境。然而，當社運進入了此一挑戰性的新階段，我發覺自己見證了非比尋常的事件：我們集體的命運為僅限專家參與的小團體所決定，就在這令人振奮的一刻，真實世界中的烏合之眾將他們擊潰了。所以本書不是蓋棺論定，而是一個重要的開始，一段發生在北美的歷史性時期，從西雅圖街頭歡欣爆發的社運開始，而由難以想像的毀滅行動「九一一」帶進嶄新的章節。
還有別的事促使我集結這些文章。幾個月前，為了找一份遺失的統計資料，我快速翻閱了一些專欄剪報，發現有兩個反覆出現的主題和影像。第一個就是藩籬（fence）。這個影像一再的出現：圍籬阻隔民眾以往能使用公共的資源，封鎖人民迫切需要的土地和水源，限制大眾自由跨越邊界、表達政治異議、街頭示威，甚至讓政客無法制定對選民有意義的政策。
有些藩籬很難看得見，但它們同樣存在。當世銀建議實施「使用者付費」的教育制度，而使數百萬人民無法上學時，一道無形的柵欄就出現在尚比亞的學校周圍。當加拿大政府的政策使得小規模農業變成奢侈品時，一般家庭農場卻根本應付不了暴跌的產品價格和工廠式農場的競爭，柵欄也形成了。一道無形卻十分真實的柵欄出現在索維多（Soweto）潔淨的水源區，因為民營化（Privatization）造成價格高漲，居民被迫使用污染的水源。還有一種柵欄，樹立在民主這個觀念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拒絕貸款給阿根廷，除非它更進一步減少社會開支，民營化更多資源，取消對地方性產業的扶持，而這些政策更深化了當前阿根廷的經濟危機。當然，這些藩籬就像殖民主義一樣古老。葛里諾（Eduardo Galeano）在《拉丁美洲的開放心脈》（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一書中如是說：「如此高利貸的作法置自由國家於圍欄裏。」他指的是 1824 年英國貸款給阿根廷的條款。
藩籬一直是資本主義的一部份，是保護財產免於被心懷不軌者搶奪的唯一途徑，但近來撐持這些柵欄的雙重標準卻日趨囂張。在國際金融市場眼中，沒收企業持有的股份，也許就是社會主義政府所能犯下的最大罪惡（問問委內瑞拉總統雨果‧夏維茲〔Hugo Chavez〕或古巴獨裁者卡斯楚〔Fidel Castro〕就知道了）。但在自由貿易協定下，公司獲得確保的資產保護，卻未能擴及阿根廷人民；他們將其一生的積蓄都存在花旗銀行（Citibank）、 豐業銀行（Scotiabank）和匯豐銀行（HSBC）的帳戶下，如今卻發現大部份的錢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而市場對個人財富的尊重也未惠及安龍公司的美國員工，他們發現自己無法出脫個人的退休投資組合，而在同時，安龍的高層卻狂賣自己的股票，賺進大把現鈔。
與此同時，有些必要的藩籬卻遭到攻擊：在趕著民營化的過程中，曾經存在許多公共和私人空間之間的界線，例如，阻絕廣告進入校園、摒除想從健保中圖利的意圖，或是防止新聞機構擁有者將媒體作為促銷其他事業的工具等，幾乎都被弭平了。每一個受到保護的公共領域都被敲開，卻又被市場再次將之封閉。
隔離經基因改造和未受改造的農作物，是另一項正受威脅、對大眾有利的藩籬。這些穀物大亨們，根本未曾盡力防止被改造過的種子吹到鄰近的田地裡，生根發芽，交叉授粉，因而在世界許多角落裏，要不要吃「無基因轉殖成份」（GMO-free）的食品已經沒得選擇，整個食物供應鏈已遭污染。保護大眾利益的藩籬似乎在快速消失中，而限制我們自由的藩籬卻迅速倍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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