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筆記(AA0050)
The Golden Notebook

類別： 文學‧小說（翻譯）>大師名作坊
叢書系列：大師名作坊
作者：多麗斯．萊辛
       Doris Lessing
譯者：程惠勤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8年12月01日
定價：600 元
售價：474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704頁
ISBN：9571327697

【前言 1｜前言 2｜前言 3｜前言 4｜書評｜本書作者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  前言 2

「束縛。自由。善。惡。肯定。否定。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性。愛。……」安娜在《自由女性》中說出了這一個主題，應該說她是大聲喊出來的，伴隨著鑼鼓聲……或者這是我的想像。就像我願意相信在《金色筆記》這樣一部小說中，其內含的《金色筆記》這一章應成為其中心章節，擔當起主題的實質內涵，並表現出全書的主題。

然而並非如此。

另外一些主題也進入了這部作品的構成之中，那對我來說是一個極為嚴峻的時刻，因為這麼多年來保存在我頭腦中的思想和主題現在全部聚集到了一起。

其中的一個動因是由於在英國目前還找不出一部真正像樣的小說，能把一百年以前、亦即上個世紀中葉的英國知識階層的氣氛和社會氣氛描繪得堪與托爾斯泰筆下的俄國、斯湯達爾筆下的法國相提並論。讀一讀《紅與黑》、《盧西安．盧萬》，會對法國了解得像一個法國人一樣清楚，而讀一下《安娜，卡列尼娜》，你便熟知了俄國。但是還沒有這樣的一部維多利亞的小說誕生出來。哈代曾告訴我們什麼是貧窮，什麼是擁有超越時間限制的想像力，什麼是犧牲品。喬治．艾略特在拓展自己的領域方面是出色的，但是在我看來她為成全一個維多利亞婦女的形象而付出了代價，因為她不得不表現得像一個好女人，即便在她與當時的偽君子們無法調和的時候也不例外──有許多事情她沒能弄明白，因為她遵從了道德。梅瑞迪斯（註 1），那位奇怪地被低估了的作家，或許是最接近過這個主題的一位。而特羅洛普（註 2），曾嘗試過這個題目，卻失之於視野的狹窄。還沒有一部小說具備威廉．莫里斯（註 3）一部出色的傳記中那種活躍的思想和尖銳的矛盾衝突。

當然想做一番這樣的嘗試，從我這方面來說是有一定前提的，那就是假設女性對於生活的領悟能力與男性一樣準確……把這個問題放在一邊不說，先不做任何考慮，我決定讓這部小說帶上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的印記，因為我們這個時代中最廣泛的爭執都是在社會主義的各環節內部展開的；而那些運動、戰爭、革命，在參與者看來不外乎是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的前奏。（我想我們至少得承認別人或以後的人如何看待我們這個時代會與我們根本不同──正如當我們回顧發生在英國、法國或甚至是俄國的革命時，我們的看法與當時當地的人也是全然不同的。）然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及其各派分支已經迅疾而有力地滲透進社會的各個角落，即便當它有一天偏離了正軌，它早已為一般人所接受，變成人們的一種習慣性思想了。在三十或四十年以前定位為極左的思潮，到了二十年以前已經是左派中最最普遍的思想，而到了十年以前，它竟成了社會上的陳詞濫調了。某種徹底滲透進社會的東西結束得也如此徹底──但是它確曾是社會的主流。而在這樣的一部小說中，我不得不努力讓自己客觀一些。

另外一個想法也已在我腦海中盤桓了很久，那就是主人公必須是某個領域的一位藝術家，一個處於重重「圍困」之中的藝術家。這是因為長期以來，藝術家這個主題，諸如畫家、作家、音樂家，已經在藝術領域中占據了主導位置。任何一個主要的作家和大部分次要的作家都曾使用過這個主題。這些人物的原型，藝術家還有與之相對應的商人，把我們的文化一分為二，使它一方面顯得遲鈍而土氣，另一方面則富有創造力，而這兩種人卻都有著極端的敏感和痛苦，以及無比的自負，並且因為他們的作品和產品而得到社會的諒解，從這點來說，藝術家和商人擁有同樣的理由。我們習慣了這一切，而忘記了一個典型的藝術家是一個全新的主題。一百年以前，英雄通常不會是藝術家，他們是戰士、建設者、探索者、牧師和政治家，這對於女人來說實在是很糟，因為在這樣的情形下，她們是做不成南丁格爾的。只有那些生性怪僻的人才想做藝術家，並且還得衝破重重障礙。而用我們這個時代中的「藝術家」、「作家」做主題時，我決定把人物置於圍困之中，並探討這種種圍困的根由。這個時代壓倒一切的問題是戰爭、饑荒和貧窮，而試圖反映這類問題的人實在是寥寥，這種懸殊的矛盾本來就應在我們「藝術家」的主題中有所反映，而塑造那種孤芳自賞、畸形自戀的完人才是最最讓人無可忍受的。時髦的人們似乎以自己的方式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改變了它，創造出一種屬於他們的文化，成百上千的人依據此種文化製作電影、出版各種各樣的報紙、作曲、繪畫、寫作、攝影。在成百上千次的重複中，這些人消滅了那個孤立而富有創造力、感性敏銳的形象。一種潮流走向了極致，做為一種結局，必然會出現某種反作用，事情總是這樣。

「藝術家」這一主題還不得不與另一個觀念聯繫起來，即主觀性。在我剛從事寫作的時候，作家們都背負著一個壓力，即不可以「主觀」。這種壓力始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內部，由源起於十九世紀的俄國的社會文學批評發展而來，當時一些成就卓著而十分有影響的人士以藝術，尤其是文學為武器發動了一場反抗沙皇統治和壓迫的戰鬥，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當推別林斯基。這種文學批評的思想立刻傳播開來，到了本世紀五○年代，終於在英國也引發了以「獻身」為主旨的反響。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這種思想目前仍極有勢力。「羅馬城都燒起來了還在那兒只顧想自己那些沒用的事。」這便是一般人對此種思想盡可能淺顯的闡述，事實上這是一種很難抗拒的影響，因為它來自身邊最親近的人，以及那些最受人尊敬的人，比方說，就像要在南非反抗種族歧視一樣。儘管如此，小說、短篇小說，以及各種形式的藝術，一直以來都在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在「藍色筆記」中，安娜這樣記敘她所做的一次演講：「『中世紀時期的藝術是公有的、非個人的，它來自一種群體的意識，而資本主義時代的藝術沒有猛烈痛苦的個性。有一天我們將拋棄個體藝術強烈的自我中心意識，而回到那樣一種藝術，它表現的不再是自我分離以及與別人的分離，而是他對於旁人以及兄弟們的一種責任……』我一直在講類似的話。大約三個月以前，在做類似的講演時，說了一半我開始結巴起來，沒有講完……」

安娜的口吃是由於她在迴避一些什麼。某種壓力或者某種潮流一旦開始形成，你便沒有辦法可以躲避。而沒有強烈的主觀認識對一個作家來說是行不通的，如果你願意，也可以把這看成是作家對那個時代應承擔的職責。你無法忽視這一點：當你在寫一部關於建造一座橋梁或堤壩的小說時，你不可能不寫到建造的人，他們的思想和情感。（你是否認為這很具有諷刺性？──完全不。這種兩極性正是當前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文學批評的核心。）最後我終於明白，要解決或結束這種兩難境地、消除在描寫「瑣屑的個人問題」時的不安，其唯一的方法是要認識到所有純粹個人的經驗恰恰是非個人化的。寫自己的感受，其實也是在寫別人的感受，因為你的問題，你的痛苦、快樂和情感，以及你那些非同尋常的思想，全都不獨是你一個人的。要對付「主觀」這個棘手的問題，也就是說主宰你的首先會是那個微不足道的個人，但他同時卻擁有迅猛擴大著的兩極可能性，可能好也可能糟。因此唯一的解決之道是將這一個人看成一個小宇宙，以此來打破個體化和主觀性，從而把個體一般化，生活的本質其實正是這樣的。「我戀愛了」，「我感覺到了這種或那種情感，或者有了這樣或那樣的想法」，當你還是個孩子時會把諸如此類的感受全當作純屬個人的體驗，但是現在得把它們擴大而至一個更為廣泛的意義上：成長最終的意義其實就是弄明白自己那些獨特而難以置信的經歷是所有的人都曾經體驗過的。

另外我還有一個想法，如果這部小說的結構最終可以自成一體，那麼它就對傳統構式的小說作出了自己的詮釋：自從小說誕生之日起，關於小說的論爭便已經開始了，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並不像有些人以為的那樣，要從當代的研究資料中去找。我把《自由女性》這個短篇作為所有原始材料的概要和縮寫，正是想藉此體現一下傳統小說的特點，同時它也恰從另一方面顯示出一個作家在結束這樣一篇小說時的不滿足感：「我幾乎沒能說出什麼事實，我甚至一點兒也沒抓住所有這些事的複雜性；我所經歷的既然如此混亂，並且顯然毫無結構可言，這麼一篇乾乾淨淨的東西怎麼可能是真實的呢？」

但是我的目標是要讓一部作品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從小說一步一步的形成過程中逐一傳達出的無聲的語言。

就像我前面說過的，這點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

原因之一是這部小說更傾向於歐洲式的小說傳統，而較少英國風格。或者更確切地說，依據目前的評論，它更多地秉承了英國傳統。而提到英國小說，便無論如何也得包括《克萊利薩》（Clarissa）和《特里斯特蘭姆．緒安蒂》（Tristram Shandy），《悲喜劇家》（The Tragic Comedians），及──約瑟夫．康拉德。


註 1：梅瑞迪斯：Meredith（1828～1909），英國小說家，詩人，其內心獨白技巧為意識流先尊。

註 2：特羅洛普：Trollope（1815～1882），英國女小說家，以虛構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說著稱。

註 3：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國詩人，畫家，工藝美術家，組織社會主義聯盟（1884），創辦出版社，也開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