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方法(BD0037)
Against Method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保羅．法伊爾阿本德
       Paul Feyerabend
譯者：周昌忠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6年06月15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68頁
ISBN：9571320730

【第三版序｜譯者序｜序｜中文版導言｜導讀 1｜導讀 2】

▼  第三版序

自從我初次發表《反對方法》（以下簡稱AM）以來，已經發生了許多事情。發生了政治、社會和生態等方面的戲劇性變化。自由已經增長——但這帶來了饑餓、不安全、民族主義緊張局勢、戰爭和赤裸裸的殺戮。各國領導人聚會商討資源枯竭問題；他們照例發表演說，簽署協定。這些協定根本不能有人滿意；有的簡直是恥辱。然而，至少在口頭上，環境已成為全球關心的一個問題。為窮人和下層社會工作的醫生、開發事務官員和牧師已認識到，這些人對自己狀況的了解超過了曾對科學之普遍優越或有組織之宗教抱有的信仰，並且，他們已相應地改變了行動和思想（解放神學；基本環境保護[primary environmental care）等等）。許多知識分子調整他們在大學和專科院校中學到的東西，使他們的知識變得更有效，也更有人文意義。

歷史學家（科學史家和文化史家）已經著手按一種更學術性層面上的方式探討過去。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早於1933年在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的就職演說中就已嘲笑一些作家，說他們「坐在書桌前，躲在書山後面，關上窗戶，拉上窗簾」，就土地所有者、農民和雇農的生活狀況下深刻的判斷。科學史家身處一個狹小領域，就試圖重構遙遠的和最近的過去，而又不讓這過去為關於真理（事實）和合理性的現代信念所歪曲。於是，哲學家下結論說，曾經提供過服務的形形色色理性主義不僅已產下了虛構的怪物，而且如果各門科學以它們作為指導的話，那麼本來還會損害這些科學。這裡，庫恩的傑作有決定性的作用。它導致了種種新思想。可惜，它也助長種種謬見。庫恩的主要術語[「範型」（paradigm）、「革命」（revolution）、「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前科學」（prescience）、「反常」（anomaly）、「解難題」（puzzle-solving），等等]以形形色色偽科學的面貌出現，而他的總的態度又使許多著作者迷失方向：他們發現科學已擺脫了獨斷的邏輯和認識論（epistemology）的藩籬，卻又試圖再把它束縛起來，但這回用的是社會學的繩索。這股潮流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期還持續很久。相比之下，現在有些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專注於特殊東西，而只在下述範圍裡允許一般東西：這些東西得到社會歷史聯繫支持。布律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在提到「形成中的科學」時說：「自然界」是「論爭」得到「（一個）解決的後果。」或者，如我在AM的第一版中所寫的：「創造一個事物，以及創造加上對關於該事物的一個正確觀念的充分理解，每每是同一個不可分割的過程的兩個組成部分，它們只有在這過程進行到底時才能分離開。」

這種新態度的一些例子為：安德魯，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建構夸克》（Constructing Quarks）、彼得．加利森（Peter Galison）：《實驗如何終結》（How Experiments End）、馬丁．魯德威克（Martin Rudwick）：《泥盆紀大論爭》（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阿瑟．法因（Arthur Fine）：《可疑的遊戲》（The ShakyGame）等等。有些著作研究了影響科學家、引導他們的研究方向的各種不同傳統（宗教的、文體的、資助，等等）；它們表明，需要對科學知識作出遠比在實證主義和類似哲學那裡來得複雜的解說。從更一般的層面來看，我們則有邁克爾．波拉尼（Michal Polanyi）的較早著作，以及後來的普特南（Putnam）、范弗拉森（van Fraassen）、卡特賴特（Cartwright）、馬塞洛．佩拉（Marcello Pera），對了，還有伊姆雷．拉卡托斯，他極為樂觀，深信歷史本身——他鍾情的一個淑女——提供了理論評價（evaluation）的簡單規則。

在社會學中，對細節的關注已導致出現一種局面：問題不再是「科學」為什麼和如何變化，而是它如何保持鐵板一塊。哲學家，尤其是生物學哲學家一些時候以來在懷疑，不存在一門帶有明確界定的原理的實體（entity）科學，相反科學包括多種多樣探討方式（高度理論的、現象學的、實驗的），甚至一門具體科學如物理學也只不過是各門學科（彈性、流體力學、流變學[rheology]、熱力學，等等）的散亂匯集，而每門學科都包含兩種相反傾向（例如：普倫德爾[Prandt]對赫爾姆霍茨[Helmholtz]、克爾文[Kelvin]、拉姆[Lamb]、瑞利[Rayleigh]；特呂施德爾[Truesdell]對普倫德爾；伯克霍夫[Birkhoff]對「物理學常識」；金斯曼[Kinsman）說明所有傾向——在流體動力學中）。在某些著者看來，這不僅是個事實；這也是稱心合意的。這裡我又小有貢獻，見AM的第三、四和十一章、拉卡托斯（I. Lakatos）和馬斯格雷夫（A. Musgrave）的《批判和知識增長》（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中我的論文的第六節（批判庫恩的典範型齊一性[uniformity]）,以及早在1962年我提供給《特拉華科學哲學研究》（Delaware Studies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論文。

當我們不僅注意理論層面上的破裂，而且注意實驗，尤其現代實驗室科學，那麼，統一性就進一步消失。如同伊恩．哈金（Ian Hacking）在他的開創性論著《表陳和介入》（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中所表明的，也如同從皮克林的《作為實踐和文化的科學》（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中可以看到的那樣，「實驗」和「觀察」之類術語覆蓋包含許多成份的複雜過程。「事實」產生於分歧各方的協商，其最終產物——發表的報告——受到諸多因素影響：物理事件、數據處理機（dataprocessors）、妥協、精疲力竭、資金不濟、國家榮譽，如此等等。實驗室科學的有些微觀研究有如吉米．布雷斯林（Jimmy Breslin）、蓋伊．塔利斯（Guy Talese）、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等人的「新新聞學派」（New Journalism）；研究者不再坐下來讀某個領域中的論文；他們也不滿足於默默訪問實驗室——他們直接訪晤科學家，與之對話，讓事物發生（庫恩及其合作者在為量子力學史進行訪晤時就採用這種方法）。不管怎樣，我們已遠離舊的（柏拉圖的）科學觀念，按照它，科學是隨著實驗和觀察而增長的陳述（statement）體系，按照永久的理性標準整理得有條不紊。

AM仍在一定程度上以命題（proposition）為取向。然而，我也有清醒的時候。例如，我在討論不可比性（incommeasurability）時，沒有像皮克林所寫的那樣「把差異還原為理論的差異。」這討論包括藝術形式、知覺（perception） （第十六章大部分係關於從希臘幾何藝術和詩歌到古典時期的過渡）、兒童發展階段，並斷言：「科學家們的觀點、尤其他們關於各個基本問題的觀點往往各不相同，就像不同文化的各個意識形態那樣。」就此而言，我考察了邏輯的實際方面，也即觀念在正在進行之中的研究裡面而不是在已完成的產品（如果說有這種產品的話）裡面相互關聯的方式，我對構成正被觀察的東西的許多事件的討論以及尤其我對伽利略的望遠鏡發現的討論都符合於這種新的實驗室社會學的要求，只是伽利略的「實驗室」相比之下還很小而已。順便指出，這個案例表明，像各種舊的科學哲學一樣，這種新的微觀社會學（microsociology）也不是一種普通的解說，而是對一個特殊時期的各個突出方面的一種描述。這無關宏旨。對科學的普適描述無論怎樣充其量只能提供事件的清單。這種描述在古代又是另一種樣子。

顯然，這種新的形勢需要一種新的哲學以及尤其新的術語。然而，這個領域的最重要的研究者中有些人現在還在捫心自問：一項具體研究是否會產生一個「發現」或一個「發明」，或者，一個（暫時的）結果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觀的」。這個問題產生於量子力學；它對於古典科學也是一個問題。我們是繼續使用老式過時的術語來描述新的洞見，還是開始使用一種新的語言為好呢？詩人和新聞記者會不會大大有助於找到這種語言呢？

其次，這種新的形勢重又提出了「科學」和民主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是最為重要的問題。我在「中文版導言」中說過：「我寫這本書，主要出於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的理由，而不是緣於知識的理由。我想鼓勵人，而不是想『促進知識』。」這樣，如果科學不再是一個統一體，那麼它的各個不同部分就會以迥然不同的方式運行，同時，如果這些方式之間的聯繫和具體的研究項目相聯繫，那麼，科學計劃就必須逐項加以考核。各個政府部門以往已經開始這樣做。六十年代後期，「綜合科學政策的觀念」逐漸被拋棄。人們已認識到，科學不是單一的事業，而是許多事業，不可能用單一的政策來支持這一切事業。政府部門不再資助「科學」，而是資助具體的項目。不過，這樣一來，「科學的」這個詞可能不再排除「非科學的」項目——我們應該詳細考察這些問題。新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是否準備考查他們研究所帶來的這個後果？

還發生了許多其他變化。醫學研究者和技術家不僅發明了有用的儀器（例如那些應用纖維光學原理的儀器，它們在許多條件下取代比較危險的X射線診斷方法），而且變得更向新的（或舊的）觀念開放。僅僅在二十年之前，心理健康會影響身體健康的觀念儘管得到經驗證實，卻還是相當不得人心，而今天已成為主流。治療失當引起的訴訟已使醫生變得較為謹慎，有時因過於謹小慎微而反倒害了病人，不過，這種訴訟也迫使他們聽取不同意見。（在瑞士，多樣觀點混戰，幾乎已成為文化的組成部分，我利用這一點安排固執的科學家和「他擇性的」[alternative）思想家公開論戰。）然而，和別處一樣，這裡各種純粹哲學，無論獨斷的還是比較開明的，也都有其限度。不存在任何一般的解決。對「事實」的定義上的自由主義增長，可能已帶來嚴重後果。但是，這樣的思想卻已大行其道：真理被旨在確證它的那些過程掩蓋住了，甚至被它們歪曲了。因此，我要再次提醒讀者：我無意用「新的較為自由主義的原理」取代「舊的獨斷的」原理。例如，我既不是平民主義者（populist），在他看來，訴諸「平民」，是一切知識的基礎，也不是相對主義者，在他看來，不存在「真理本身」（truth as such），而只有對於這個或那個集團和（或）個人來說的真理。我只是想說，非專家往往比專家知道得多，因此應當向他們咨詢，另外，真理的預言者（包括運用論證的預言者）往往由一種幻想支持，而這種幻想和據認為它正在探索的事件相衝突。有大量的證據充分支持這個論斷的兩個部份。

我已提到的一個實例是發展：發展援助的生態、社會和醫務等部門的專業人員現在認識到，強迫接受「理性的」或「科學的」程序雖然偶爾是有益的（消滅某些寄生蟲病和傳染病），但可能導致一些嚴重的物質問題和精神問題。然而，他們未放棄在大學裡學到的東西；他們把這種知識與當地的信仰和習俗結合起來，從而與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裡到處困擾我們的生活問題建立起十分必要的聯繫。

本版包含重要的更改（第十九章以及第十六章的一部分已重寫，舊的第二十章已刪除）、增訂（這裡一段，那裡一節）、文體上的修改（但願已見改善）和訂正以及文獻增補。就我而言，本論著的主要思想（也即「中文版導言」中用黑體字表達的那些思想）本來就膚淺，當用適當措詞加以表達之後，就顯得更具膚淺。然而，我倒寧可採用似非而是的表述，因為，致使頭腦遲鈍的，莫過於聽取陳詞濫調和口號標語。解構（deconstruction）的功績之一正在於鏟除了哲學的常套話，從而促使有人開動腦筋。可惜，這只影響到一個小圈子裡的人，而且影響他們的方式並非總是明確的，甚至根本不是針對他們的，正因為這個原故，我更喜歡內斯特魯瓦（Nestroy），他是一個偉大的、通俗的而又風趣的解構者，而德希達（Derrida）儘管用心良苦，卻甚至說不清原委。

1992年7月於羅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