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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1
科學是一種無政府主義事業
．莊文瑞（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西方現代科學哲學與方法論的爭議，自五十年代邏輯實證論漸趨式微後，可說綿延不絕，至今未曾間斷。在一連串挑戰邏輯實證論「正統」觀念與地位的科學哲學家中，法伊爾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無論在戰鬥的張力、理論的批駁，抑或思想的創新上，都屬卓越超絕，貢獻厥偉。除了鼓吹「科學本質上是一種無政府主義事業」，主張「理論上的無政府主義」（theoretical anarchism）和「方法論上的多元論」（methodological pluralism）外，法伊爾阿本德反對任何形式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甚至包括巴柏學派的「批判的理性主義」（Popperian critical rationalism），從而否棄將科學知識與理性真理等同齊觀的傳統想法，最後竟至要終結科學哲學與方法論，認為科學知識的發展擁有充分自主性、自律性，毋需煩勞「方法論爸爸或理性主義爸爸為他提供一些規則」。這些觀點的發展，當然不是朝夕所成，但主要的論據和特色，在其代表作《反對方法》中均已井然呈顯出來。
邏輯實證論以邏輯解析和經驗實證來探究科學哲學問題，包括尋繹科學理論的邏輯結構，理論檢證或印證（verification or confirmation）的邏輯架構，以及理論擇優汰劣、線性累積的邏輯模型，希望為科學的研究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都找出一些規範性的、理性的、常恆適用的規則。這種理性主義的探究模式，五十年代後陸續遭逢來自各方面的挑戰。科學史家抨擊其抹煞了許多科學史的重要事實，知識社會學家攻擊其漠視了社會／歷史條件和因素的左右力量。而科學哲學界內部則出現兩大流派強力挑戰：一是巴柏（Karl R. Popper）及其學生輩，特別闡揚否證主義（falsicationism）與批判的理性主義，意圖保留理性規則的超然，卻將方法論轉化成評價科學知識的規則體系，並把科學發展形構成一幅不斷革命的圖景；二是以庫恩（Thomas Kuhn）和圖爾明（Stephen E. Toulmin）等相互聲援而成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學派，徹底揚棄抽象的、超越的、普遍的理性規則，要求重返科學的實踐上，從科學知識的生產面，科學與社會複雜網路的具體互動，以及科學知識實際上如何多變發展的史實研究中，重新釐清科學知識成長的真面目。在知識特性上，前一流派沿續邏輯實證論的客觀主義，後一流派則不避諱相對主義。因此，後續科學哲學的發展，幾乎都在批判的理性主義vs.歷史主義的張力下展開，也多必須要在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立場上有所抉擇。
嚴格說，法伊爾阿本德出身巴柏門下，較早的論文也延續著批判的理性主義觀念，以實在論（realism）對邏輯實證論的工具論（in-strumentalism）傾向提出強烈批評，論證科學理論乃對世界的實在描述，而非僅作為有效預測或準確預見的工具；他也用這種科學實在論詮釋科學的進步和發展，指出科學理論的改變將使觀察、實驗所涉的概念或語詞意義隨之改變，進而反對邏輯實證論堅持有中性的觀察語言（neutral observation language），駁斥各種片面的化約主義（reductionism）和經驗主義（empiricism）。然而，在全力發展否證主義與批判精神後，法伊爾阿本德認為否證主義推到極點，唯有相對主義才是其究竟的邏輯結論。又由於科學史的個案深入研究，他發現科學研究上沒有任何一個理性規則不被違犯過，甚至不少理論的新發現就因違犯既有的規則而得以出現；《反對方法》書中分析科學家「反歸納規則」的史例，即在充分彰顯理性的、規範的規則之無能。換句話說，科學家的實際研究活動中，也許僅需一句「I don"t like it!」就足以打破任何既定的規則或規範，而科學家也只需以其理論成果的豐碩來自我證成。就是這些論點，使法伊爾阿本德和巴柏學派漸行漸遠，甚而在思想上反目，水火不相容。不過，法伊爾阿本德並不因此苟同歷史學派。雖然他主張科學知識發展的斷裂、不連續（discontinuity），科學革命出現新舊理論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以及隨科學理論變革而發生科學概念意義的變異性，這些固然與庫恩等的主張雷同，但他卻猛烈反對與批判庫恩的「典範」（paradigm）理論，指其不符合科學史實。這也是何以後來科學哲學必需融合科學社會學及科學史共同研究的肇因。
法伊爾阿本德這位科學哲學界的獨行俠，其實生平興趣極廣。他曾攻讀研究戲劇、歷史、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的背景，令他對被邏輯實證論奉為精神導師的維根斯坦極其嚮往，也使他在二次大戰結束不久，1951年獲博士學位後，即束裝往英國欲向這位天才哲學家求教。可惜維根斯坦早逝，法伊爾阿本德遂轉到巴柏任教的倫敦政經學院進修。在那裡，法伊爾阿本德與巴柏及其學生朝夕切磋、論辯，尤其與接任波柏講座的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經常針鋒相對的深度論戰，種下了後來出版《反對方法》一書的遠因。
法伊爾阿本德的著述頗豐。早期最具代表性的論文，經由他本人結集和全面修訂、整編後，出版成兩卷哲學論文集《實在論、理性主義與科學方法》（Realism, Rationalism & Scientific Method）和《經驗主義問題》（Problems of Empiricism, 1981年）。在《反對方法》之後，接續成書出版的有《自由社會中的科學》（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1978年）、《告別理性》（Farewell to Reason, 1987年）、《知識對話錄三輯》（Three Dialogues on Knowledge, 1991年）等。
《反對方法》向來被視為法伊爾阿本德成熟的、最具特色的代表作，也全面呈現他的思想觀點，尤其是書中長篇縷述關於伽利略的個案研究，分外精彩突出。不過，閱讀此書卻先要有三點準備。第一，應對邏輯實證論以降的科學哲學思想發展略有涉獵，特別是對巴柏、拉卡托斯和庫恩等人有所理解的話，將更能深入領會法伊爾阿本德的理論深度。第二，此書原以論戰形式出現，許多觀點誠如法伊爾阿本德所述，是刻意拉到極端，讓對手拉卡托斯在清晰、簡潔的論述中無可迴避其挑戰；所以，一開始他並未料到此書會被哲學界拿來充作其整體科哲思想的代表，這也是後來法伊爾阿德本全面改寫此書出版修訂版的原因。第三，除了《哲學論文集》的早期思想回溯外，最好在閱謂策略上能適時搭配《自由社會中的科學》；因為該書首篇是《反對方法》論點的發展和補充，次篇則類似《反對方法》的精華撮要與應用，末篇又包含了學界主要對《反對方法》一書所做評論的反駁、澄清和辯護。想要確切掌握一個思想家的終極見解和立場，最好的方法莫過於從論戰文章中索解；對法伊阿本德這位思想複雜又多爭議的哲學家，或更需要這種索解的功夫，最後才能釐定他究竟是那種形態的機會主義者、相對主義者、非理性主義者。
如法伊爾阿本德所說：《反對方法》修訂版已與初版的內容有許多差異。根據他的說法，一方面固然因拉卡托斯猝逝，未及回應他的挑戰，部分觀點已無需格外以極端形式表達，所以進行修訂工作；二方面則因原先論戰對手拉卡托斯係出巴柏師門，沿承並發展巴柏的「精緻的否證主義」（sophisticated falsificationism）而新創一種「偽裝的理性主義」，即研究綱領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法伊爾阿本德認為巴柏哲學不應在科學哲學史上享有過高推崇，因而修訂版就把關於巴柏及部分拉卡托斯的思想論點刪略掉了。不過，從兩個版本內容的揀擇差異來看，除了上述二項理由，以及更充分鋪陳自己的全面科學哲學思想，使其確能較正當作為「代表作」之外，法伊爾阿本德的部分改寫內容其實更在回應初版的書評，並且補充初版論據上的不足。這可從第十三章、十四章補述伽利略受審判的社會／歷史境況，以及當時文化氛圍對科學研究之影響看出；至於第十七章後全部改寫，有些論據其實和《自由社會中的科學》重複，如此大費周章，甚而犧牲原版對可敬對手的紀念價值，當然首要目的是補充初版理論論證的不足，進而彌補思想系統的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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