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方法(BD0037)
Against Method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保羅．法伊爾阿本德
       Paul Feyerabend
譯者：周昌忠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6年06月15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68頁
ISBN：9571320730

【第三版序｜譯者序｜序｜中文版導言｜導讀 1｜導讀 2】

▼  導讀 2

（科學是一種無政府主義事業）

其實，初版的章節行文，有一部分是更有趣的，但在修訂版都刪除了。像原第十五章、十六章中，法伊爾阿本德以獨有的反諷手法，犀利又準確地解剖巴柏和拉卡托斯的理論缺陷，一針見血點出他們的不一致和巧言飾辯，精彩絕倫，實屬難得，刪去甚為可惜，反失卻突出法伊爾阿本德思想特色的對照。又如，原第十八章係以人類學家的異文化研究成果，較軟性地凸顯科學知識是西方文化裡頭獨特意識形態傳統的產物，因而科學僅是社會生活中眾多意識形態之一種，必須與國家或政治權力相分離，猶如宗教、神話等意識形態必須與政府相分離一樣；但在修訂版裡卻轉以較生硬的理論論述呈現，文化研究對科學哲學理論反省所提供的許多寶貴意趣反倒消失了，給讀者的想像空間與刺激反而縮小了。

細加對照修訂版和初版的異同，前七章基本上都保留，原第八章談伽利略使用「特設性假設」（ad hoc hypotheses）的策略，或因遭到較多批評而刪略了。然後，第十三章、十四章是增寫部分，補充伽利略受審判緣於當時教會擁有「舊定義」下的「理性」，也即以托勒密天文學理論為世界圖象，並對伽利略新學說可能引發的社會、倫理後果預做處斷。此二章旨在補充伽利略並非訴諸理性規則，而是訴諸社會說服與宣傳，卻遭致教會以「理性」來對他施以殘酷的制裁（迫害），藉此突出說明科學既非埋性的事業，且科學知識的成長經常需借助社會、文化、心理因素來挑戰和批判「舊理性」權威。似乎，科學家若欠缺這種思想上的狡獪，對科學理論的發展反而是一大損失。

接下來，原第十五章、十六章被刪除了。因此，整個關於伽利略的個案研究，初版是從第六章到十三章，修訂版則係由第六章直至十五章止。而且法伊爾阿本德在修訂版也改動了書內夾附的「附錄」（appendix）。初版共夾有五篇「附錄」，修訂版僅保留二篇（第二篇除首段外其餘均屬新撰）；這僅存的二篇又相當技巧地分置第十六章前後，用以顯示該章既是「承先」的小結，又是「啟後」的短序。第十七章至書末的全面改寫，展現其科學哲學思想的精要論點，一則顯示續承其科學史個案研究之成果，二則更要完成其思想的全面開展性，使全書首尾呼應，儼然成為一井然有序的思想結晶，而不再僅是一本論戰式的言論冊子。

至於《反對方法》一書的思想理路，也是法伊爾阿本德科學哲學思維的理路，大致可撮述如下。

首先，科學理論如奎恩（Quine）所謂的「信念網」（web of belief），對我們的思維之影響遠較邏輯實證論或巴柏等所設想的還深刻；科學理論就是我們看世界、知覺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因而也影響我們對「實在」（reality）的觀念，左右我們對「經驗」的詮釋。這點在庫恩的哲學裡也有充分的論述。因而，在不同理論或不同世界圖景下，因基本信念之不同，尤其因一些基本的存有論信念（ontological commitments）不一樣，很可能看世界的方式就不一樣，也可能出現不可共量，甚至不可比較優劣好壞的情形。

其次，理論的發展和變革，既無超越科學史實踐或實際研究、生產之外的普遍理性規則，科學家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常恆適用的規範性指導準則，來告訴他們如何取捨。若有某些規則可言，都是在科學研究的具體實踐中形成，且僅在某些具體階段適用，卻無法抽象化、普遍化成為「理性規則」，科學史實指出，沒有那個規則不被違犯過。因而，科學家必須自己嘗試運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和規則，甚至要自己去創新方法和規則，找出在具體場合中能產出最豐富成果的方法；所以，「什麼（方法）都行！」（Anything Goes!）。而科學知識的發展，基本上也就成為一種無政府主義事業，既要重視權威（尊重其研究成果），又要批判和揚棄權威（以免權威不當壓制新穎觀念和思想）。

第三，理論的發展和變革，從與經驗（包括觀察、實驗等）的關係來看，更可確認並非理性所能駕馭支配或規範的。邏輯實證論的可檢證性原則或可印證性原則，巴柏的可否證性原則，乃至於拉卡托斯「進步的研究綱領」vs.「退化的研究綱領」等理性原則，都不符合於史實研究結果。主要論據有二：一是科學理論既如上述，任何觀察或實驗都受理論「污染」，經驗觀察沒有純粹中立、獨立、客觀的，都具有理論依賴性（theory-dependence or theory-laden）。新理論不但具現不同的世界圖景，且這種具現通常都透過「新理論創造新穎經驗」而產生，也因此，經驗主義的化約說明或證成理論，都不足以說明科學知的特性。二是概念或語詞會隨理論變革而有所變異。雖然新舊理論可能使用的概念字眼相同，像牛頓力學前後的「重量」概念，或愛因斯坦相對論以後「時間」、「空間」概念，但因理論核心假說和信念的不同，這些概念意義其實已截然有異。當然，在這些情形下，不僅新舊理論間不能再用推論式導出（如一般所謂由相對論力學可推導出牛頓力學作為特例）來涵蓋說明，理論優劣好壞地無法用涵蓋經驗的多寡來比較。

第四，新舊理論的變革既然無理性規則可尋，則為使科學得以充分發展，最好的策略是如同民主社會尊重個人特性，強調機會均等以使不同個性同獲充分發展空間一樣，科學家團體應給新科學理論「喘息」空間，使其有機會發展更多、更適合「配套」發展的理論和技術。像伽利略使用望遠鏡「創造」新經驗，透過宣傳與說服暫為哥白尼理論爭取更多科學家的支持，即是使新理論有「喘息」發展的空間；而實際上，望遠鏡所見事物的真實性問題，卻要直到十九、 20 世紀相配套的光學理論、神經生理學理論發展成熟後才能充分說明。也因此，科學發展和成長的較佳策略，是發明更多、更新的理論來比較、競賽；不僅方法上要多元化，理論上更要多元、多樣發展尤佳。這也是法伊爾阿本德從史實和理論雙方面反對孔恩「典範」理論的主要論據。

第五，科學知識返本溯源，既然是由具體的實踐來決定其一切，那麼，不僅任何認識論、方法論的外鑠規則要失效，所謂科學的「合理性」（"rationality" of science）也就唯有具體的、實際的科學實踐本身能提供，而非抽象地空談思辨：改善科學知識產物，也同樣唯有依賴於持續不斷的科學研究實踐自身。法伊爾阿本德批判的，是現代科學哲學家不再像往昔那樣與科學研究過程密不可分，反倒割離開來，滿足於探索知識體的抽象結構，不去增進知識體，反而越來越遠離了正在進行的科學研究過程。其貿，科學的進步，不是因通過「掌握規則」而完成，而是具體紮實的實踐活動；判斷科學好壞的標準，也不是從外尋獲，而是就在科學實踐本身。

第六，科學標準的相對性，科學理性的具體性，都同時指出科學知識的形成有其「傳統」；擴而言之，若比較其他文化要素，可以進一步看出，什麼是知識，什麼不是知識，乃取決於「傳統」本身。科學知識有其特性，它之發展得較其他意識形態傳統更豐碩，除了自身成果證成其價值外，主要即在其善用各種不同方法，引入各種不同想法，無畏權威的挑戰舊觀念，用自身不斷往前開疆拓土的研究實踐證成自己的「偉大」。

第七，但是科學「傳統」畢竟僅是人類生活中眾多傳統之一，是否較諸其他諸多傳統、意識形態更為重要或有用，卻沒有共通的標準或理性的規準可供判斷、仲裁，法伊爾阿本德用原始部落的異文化對比來映現此點；因而，對非科學知識傳統或意識形態，不能拿科學的標準去衡量或賤視，就像拿非科學標準去判斷科學研究一樣荒謬。相反，任何怪誕的冥想、偏見或神話、妄想，都有可能對改進科學知識有所助益。哥白尼受畢達哥拉斯主義影響，牛頓研究新柏拉圖主義和煉金術都屬前例；而若深切了解穆勒（John Stuart Mill）論思想言論自由的論證，就不難理解法伊爾阿本德何以要大力提倡理論的增生繁衍（proliferation）了。

第八，有鑒於現代科學與國家權力結合造成的宰制現象，法伊爾阿本德進而提出「克服科學沙文主義」，希望科學與宗教一樣要與政府分離開來，讓科學、宗教、神話、巫術、占星術等意識形態傳統同享發展機會。因為社會資源一旦被某一獨特意識形態傳統獨占，或被少數寡佔，對社會的發展，乃至對此個別傳統的發展，都不見得有利的。這也是法伊爾阿本德要為中醫的研究請命，甚而在1975年，當一百八十六名主流科學家（其中有十八位諾貝爾獎得主）聯署簽名聲明反對占星術之際，法伊爾阿本德卻獨唱反調為占星術辯護的主因。

最後，有關科學與哲學的教育問題，在《反對方法》修訂版新撰的最後一章中，法伊爾阿本德以簡述自己的學習過程與經歷，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地和洞見。這些具有衝擊性的見解，讀者或可不盡同意，但千萬則輕忽了其提撕反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