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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
人類天生就有攻擊性嗎？這是大學研討會、雞尾酒會的熱門話題，無論抱持何種政治理念的人，都會因此而情緒激動。答案是肯定的。縱觀歷史，從狩獵-採集者群落到工業國家，各種社會都出現過最有組織的攻擊方法-戰爭。在過去三個世紀中，歐洲大多數國家約有一半的時間都在打仗，幾乎沒有國家能持續一個世紀的和平狀態。實際上，所有社會都透過複雜的習俗和法律，規範日常的商業活動，將較細微卻無可避免的衝突減到最低，同時也針對強姦、勒索和謀殺制定了周延的法律制裁。最重要的是，人類攻擊行為的形式是我們這個物種所特有的：儘管基本上是靈長類動物的形式，卻含有能區分人類與其他物種攻擊行為的特色。唯有將「天生」和「攻擊」的定義扭曲到常人無法接受的程度，或許才能說人類的攻擊性不是天生的。
想為基因脫罪的理論家，指出社會有一小部分看似和平，或完全處於和平狀態，而將人類的攻擊性完全歸咎於惡劣的環境。他們忘了，所謂天生（innateness）是指某種特徵會在特定環境中發展出來之某種可量度的概率，而非一項特徵在所有環境中都會發展的確定性。依此判準，人類具有顯著的攻擊行為遺傳傾向。事實上，問題比這個學術定義所暗示的更明白。今天最和平的部落，過去常是掠奪者，將來或許也會再次出現軍人與殺人者。我們幾乎沒聽說過當代的昆桑人之中，有成年人的暴力行為，伊麗莎白．湯瑪士（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曾正確地稱他們為「無害的民族」。但就在五十年前，當這些「灌木叢裡的人」人口增多，而中央政府的控制較鬆弛時，他們的凶殺率與美國的底特律和休士頓相當。馬來半島的舍麥人（Semai），表現出更強的可塑性。大多數時間裡，舍麥人似乎連暴力攻擊的概念也沒有。沒有謀殺，甚至連明確表示「殺」的詞彙也不存在（「打」是他們喜用的委婉說法）；他們不打孩子，非到萬不得已也不會殺雞。父母親小心地教導孩子這些非暴力的習慣。一九五○年代初，當英國殖民政府徵召舍麥人參與對抗共產黨游擊隊的戰爭時，舍麥人根本不知道軍人的職責就是作戰和殺人。美國人類學家登坦（Robert K. Dentan）寫道：「很多了解舍麥人的人堅持，如此不好戰的民族永遠不會產生傑出的軍人。」但事實證明這些人錯了：
當共黨恐怖分子殺害了舍麥人防暴部隊中某些成員的族人後，儘管他們來自無暴力的社會，且是奉命殺人，但他們似乎被其稱之為「血醉」（blood drunkenness）的瘋狂狀態席捲。一位典型的舍麥老兵這麼說：「我們殺，殺，殺。馬來人會停下來搜查口袋、拿走手錶和錢財，我們卻不在乎手錶和錢財，我們只想到殺人。唉，我們真像是被血灌醉了。」有個人甚至告訴我，他如何喝下被殺者的鮮血。
就像大多數其他的哺乳動物，人類的行為有很寬廣的範圍，也就是根據特定環境狀況、出現或不出現反應的範圍。許多動物完全沒有這種行為模式，因而與哺乳類動物有遺傳上的差異。因為有複雜的行為範圍而非簡單的反射式反應，心理分析家和動物學家為了對人類的攻擊行為有令人滿意的普遍特性描述，同樣吃足了苦頭。在定義大猩猩或老虎的攻擊行為時，也會遭遇同樣的困難。佛洛伊德把人類的攻擊行為詮釋為一股驅力（drive）不斷尋求釋放的結果。勞倫茲在其《論攻擊》（On Aggression）一書中，以來自動物行為研究的新資料，現代化了佛洛伊德的觀點。勞倫茲推斷，人類與其他動物一樣，具有攻擊行為的普遍本能。這種驅力必須多少獲得紓解，如果能藉由競爭性的體育運動釋放就好了。佛洛姆（Erich Fromm）在《人類破壞性的剖析》（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一書中，採取一個不同卻更為悲觀的觀點。他認為人類受到獨特的死亡本能支配，而死亡本能通常會導致其他動物所沒有的病態式攻擊行為。
基本上，上述兩項詮釋都是錯的。如同許多其他形式的行為和「本能」，任何特定動物的攻擊，事實上都是受神經系統個別控制下的不同反應，以不明確的方式所組成。我們至少可以區分出七種範疇的攻擊：保衛和征服領域、在組織分明的群落中主張統治地位、性攻擊、斷奶的敵對行為、對獵物的攻擊、對掠食者的防衛性反擊，以及用於執行社會規則的道義性和懲戒性攻擊。響尾蛇為這些基本範疇間的差異，提供了一個啟發性的例子。當兩條雄蛇爭奪與雌蛇交配的機會時，牠們的脖子絞纏在一起搏鬥，彷彿在比力氣。儘管牠們的毒液對其他響尾蛇就如對免子和老鼠一樣地致命，但牠們不會咬對方。當牠們潛近獵物時，可以無預警地從任何位置發動攻擊。但如果情勢反轉，響尾蛇遭遇體型大到足以威脅其安全的動物時，牠便盤成一團，頭部移至中央，採取進攻的姿勢；同時揚起尾巴尖端，搖動作響。最後，如果入侵者是專門吃其他蛇的王蛇（king snake），響尾蛇便採取完全不同的戰術：盤成一團，把頭藏在身體底下，只用身體的一部分猛擊王蛇。要了解響尾蛇或人類的攻擊，必須清楚界定各種特定攻擊行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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