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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批判空窗期的等待
．南方朔
過去一年來，台灣的政治真是讓人鬱卒啊！朝野的易位，不但未使政治更趨清明幹練，反而是一切都更加的混沌錯亂。新貴們固然看不到一點新氣象，新的在野派也同樣展現不出甚麼新格調。舊腐讓位給了新腐，國家機器的運轉則愈來愈有空轉癱瘓之虞。在「向上提升」與「向下沉淪」間，台灣正加速的走在後一條路上。
然而，儘管民主的路似乎愈走愈坎坷，而且有倒退之勢，但這並不足以挫折了人們長期以來對自由民主的信念與嚮往。只是，對台灣自己走得如此踉踉蹌蹌，我們卻不能不去做更多的批判與思考。開放大師卡爾波帕（Karl Popper）早就已說過，自由民主儘管有千般優點，但它的致命之處即在於它脆弱無比，因而必須以時時刻刻的警戒來維護。一旦失去了警戒，誰也難測就在民主的縫隙裡會長出甚麼壞果子來。
而民主的脆弱性，其實也不必由大師來耳提面命。當我們打開世界地圖數一數，即可發現舉世堪稱穩定有效的自由民主體制，竟然如此的稀少。從第二次大戰之後迄今，新增加的也就不過只有南歐幾國，再加上一個勉強算進去的日本而已。另外則有一大群的國家，在半民主的困境中掙扎，一不小心就重新掉回新專制的陷阱中；另外又有一些國家儘管有了民主之形，但贓掠、貪腐、無能卻使它每下愈況。穩定而有效的民主之稀少，見證了民主的脆弱與艱難。另外，則是許多當代學者如彼得‧蓋（Peter Gay），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等也向世人警告，民主的初始階段，有太多例子顯示出，它並非以普遍的民主價值為基礎，毋寧更傾向於以尋找敵人，散佈憎恨做為發展的動力。當一個民主社會不能抗拒和抵擋這種自毀的趨向，所謂的民主即難免成了潘朵拉的盒子。當它被打開，誰也不知從裡面跑出甚麼樣的精靈。
因此，民主的警戒，必須有所依憑。它依憑的是另外一些更有道德制高點意義的價值：
其一，乃是民主必須以對民主價值的信念為基礎，而不能僅以對權力的嚮往為基礎。當以對民主價值的信念為基礎，在握有權力後，就自然懂得以民主的方式，細緻而準確的手段，來形成政策；而不致於在權力的耽溺裡被傲慢與腐化侵蝕。對民主價值有信念者，不會做以前的人曾犯過的錯誤。相反的，當民主是以對權力的嚮往為基礎，它就是一種被合理化的嫉妒，它會用雙重與多重標準看待問題，而為了掩飾雙重與多重標準所必然有的無法自圓其說之破綻，必然口水多過茶的被困於永無止境的詭辯修辭中。當代思想家艾爾斯特（Jon Elster）早已說過，嫉妒做為動力，可以獲得某種平衡，但卻不是任何社會可以安身立命的基礎。
其二，乃是民主的諸價值裡，不被明言，但卻更為主要的，乃是一種昇華與超越的價值。它是西方宗教情懷的世俗化轉植。當代學者魏斯克（Thomas Weiskel）即說過：「當上帝從人類經驗的即時參與中撤離，昇華於是復生。」十八世紀英國作家愛狄生（Josegh Addison）也說過：「除了古羅馬的朗吉努斯（Longinus）之外，很少評論者考慮到，藝術裡有著一些更重要的東西，它是會使人驚奇並提升感性的東西，從而給讀者一種心靈上的偉大。」但可惜的是，昇華與超越的概念，它們從來即不是我們文化與價值思維中的元素。昇華與超越乃是一種信念，它預設了人類價值的進化性，因此，當人們沉陷在渺小、瑣屑、卑賤、耽迷、功利所造成的生存與衝突侷限中時，他們即會試著去尋找價值更高位階之所在，而不願被這種侷限拖曳著沉淪。這也是康德所謂的「讓自己被鼓動著和那含有更高目的性的觀念相互連結」。
因此，民主的普遍價值與昇華的價值，乃是捍衛民主，使民主能夠和「向上提升」相結合的基礎。任何一個社會，當價值的普遍性得以建立，而不是依循著雙重或多重標準而行為，社會本身的整合即有了最基本的動力，一個完整而並非各分畛域的社會始有可能。一個社會若有了昇華與超越的價值，它就可能超脫出既有的限制與卑瑣，而走到一個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偉大、更爽朗的地方。一個民主社會若能以上述兩種價值來警戒捍衛，它就不致於跌進民主的陷阱中。
但若我們回頭去看近年來的台灣政治，或許即會發現到，我們恰恰好的就是缺乏了這兩種最重要的價值。我們對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民主，除了知道最形式化的選舉外，即再也沒有其他認識。於是，良好民主的國家，民主程序有助於社會的凝聚，我們則是愈選舉卻愈分離。我們的政治人物或政黨，由於缺乏了價值普遍性的認知，遂總是對自己是一套，對別人則是另一套，在朝時一套，在野則另外一套。這也是俗稱的「屁股決定腦袋」。當一個社會糾纏於這種顛顛倒倒的錯亂中，國事豈能不亂如麻絮，社會又怎能不紛紛然如散沙？
而更可議的，乃是整個社會由於標準錯亂，社會賴以依憑的客觀性消失，加以缺乏了最低限的昇華意識，於是，最簡單也最廉價的化約主義即告出現。無論發生任何難題，無論出了多大錯誤，再也不需要做出任何的自省，一切委諸「陰謀論」或「某一族群打壓及醜化某一族群」即可輕輕鬆鬆將一切推諉得一乾二淨。這是「族群基本教義」。或有人認為這種廉價的化約乃是一種愚蠢，但事實卻不然。蓋因為當一切問題都被化約為立場，它即製造出了一種具有脅迫性的環境，問題的是非曲直立刻由核心變成不重要的邊緣，而考驗立場則成了問題的要點。於是，在立場掛帥下，出了再大的紕漏，也不致於失去甚麼。台灣的政黨政客熱衷於「陰謀論」與「族群論」，這其實不是愚蠢，而只不過是廉價的聰明。而就在這種持續不斷的立場考驗裡，我們的政治也就總是不斷的亢奮，並在亢奮中一事無成。而整體台灣，當然也就面臨著任何好事也做不出來，任何壞事也無法抵擋的自耗困境。
而這樣的困境有解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關鍵在於台灣已淪為一個缺乏了客觀性的社會。它是一個叢林，力已取代了理。當權力和選票已成了最後的真理，價值的空窗期即告來臨，我們都在空窗中。這種局面的形成，當然又和批判知識分子的結構變化有著桴鼓相應的關係。
任何社會都必須有一組價值捍衛的機制，它與每個社會的型態有關。有些國家以入世的教會為核心；有的是強悍而經由長期傳統錘煉的媒體，有的則依靠有為有守的政黨結構；而有的則依憑於批判知識分子社群。而無論那種型態，批判知識分子社群都承擔著主要或相當主要的功能。
而在台灣，過去長期以來，的確曾經有過這樣的社群。在國民黨主政的時代，這個社群以「自由主義」為標籤，漸次累積，它以批判國民黨為動力，因而自然的成了昔日在野勢力的輔翼。然而，隨著政權的輪替，政治結構的倒轉，批判知識分子社群也同樣面對了結構的變化。有些人因此而成為新貴，有些人則在理性與感性的矛盾中自我噤聲。政權輪替的最大好處，乃是一整代舊有的批判知識分子因為這樣的變化而被完全抹去，於是，批判知識分子的空窗期遂告到來。
舊的被抹去，但新的批判知識分子社群卻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形成的。由於台灣已有了政權輪替，往後的批判知識分子將不可能只批判某一政黨即可獲得公信。他們必須超脫於政黨之外，以更高的價值標準看待事務，否則即難免成為這黨的御用或那黨的御用。政黨輪替的變化，意謂著比較廉價的批判知識分子社群之時代已告結束。一個新的，更少包袱，更多理想的新批判知識分子社群，已到了歷史為他們打開門扉的時候。或許只有在這個新的批判知識分子社群漸次凝聚形成後，價值的空窗期始有可能被填補。空窗不是真正的空，而是舊的被抹掉後的等待。
因此，從結構性的角度來看，目前台灣四十齡級的知識分子，實在是有可能風雲際會的一代。這一代知識分子在更好的環境裡成長，他們的包袱也相對的更少更輕；而他們在累積知識的過程中，也恰值全球思想發生大變化，因而無論在思考向度，方法學基礎，以及知識廣度也都較以往明顯不同的時刻。空窗所造成的錯亂與倒退，對他們無疑的是一種呼喚。一代代的人，各有各的機緣，也各有各的功能與侷限，我們每個人都站在別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只有更新的人，才看得更遠！
時代在加速的變化中。這裡輯結的，是我過去一年多裡發表在《中國時報》每週評論的文字。由於它以扣合時事為主軸，難免體例欠週。但儘管如此，它仍可昭昭顯示出自己的某些心影。那是夾雜著期望與失望、自勉與勉人的感思錄，而我所深信的，則仍然是：台灣會更好！
此刻的台灣，正處於批判知識分子社群的空窗期。這本小書，只能算是空窗期的某種補白，它也是一種等待，等待新一代更優秀批判知識分子社群的快快出現。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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