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書摘 2
盲點與共趨──新政府的瓶頸
台灣的股市一向對政治有著極端病態的敏感，它是一種過度焦慮症候群，能在語言和情勢的縫隙中，體察到細微的徵兆與浮動的暗影。總統就職的股市慶祝行情大為走樣，重挫了 299 點，儘管一兩天內就會反彈回升，但它的徵兆與暗影並不會因此而解消，在往後 4 年裡，必將長期縈繞。
政治正確中隱藏盲點
這乃是往後 4 年裡，新政府的瓶頸與陷阱。它躲藏在新總統看似四平八穩、面面兼顧的就職演說中，也躲藏在台灣媒體與評論者對就職演說過度樂觀的評價中。就現況而言，就職演說固然有著它基本的「政治正確」，但所謂的「政治正確」，它的反面其實也就是「盲點」，而毫無疑問的，由就職演說裡有關兩岸關係的部分，它的「盲點」業已清楚的顯露了出來。
兩岸關係自「兩國論」的挑釁而質變後，美國因而有了「三不」的政策宣示，從此以後，「三不」的政策內涵遂成了台灣對兩岸政策的最低限共識，但自從北京當局發佈白皮書，拒絕再玩負面表列的語言遊戲，並將問題回歸到基本面的「一個中國」之後，台灣的言辭空間即被壓縮。由於長期以來，對於兩岸問題我們已習慣於「說不」，並失去了說「是」的能力，於是，面對言辭空間的被壓縮，我們並無意於以一種宏觀開創的視野來重塑兩岸論述與政策，反而產生另一種幻想，即認為只要不在言辭上挑釁，北京當局即「找不到藉口」。這是一種獨特的語言行為模式，認為只要不在語言和態度上去碰觸問題，問題即告不存在。
言詞雖柔軟問題仍在
陳水扁總統的就職演說，提出「四不、一延續」，在言辭與態度上，可謂已相當柔軟。問題是，除了現實上的言辭放軟外，整篇就職演說也有著它另外的一種義理，那就是演說中已不明言的將中國與台灣分開來看待，台灣過去的不幸並非整體中國不幸的一部分，而是「先後受到強權的欺凌和殖民政權的統治」。這種「文本間」的論述邏輯，北京方面當然不可能懵然無所知。北京在回應中指出，這是以「五不」迴避「一中」，因而其「善意和解是缺乏誠意的」。
因此，就職演說的問題或許不在於有沒有提到「三通」，或稍早前曾被提及過的「聯邦、邦聯或國協論」，而是由就職演說的整組論述匯輯，北京當局已體會到，往後的四年裡，它面對的將是個在歷史意識上完全不同、但卻要求和平的對手。
也正因此，未來新政府的兩岸關係究將如何展開，或許仍然難謂樂觀。在言辭與姿態上放軟，短期內當可避過問題。問題是，挑釁會造成問題的惡化，不挑釁並不意味著問題即會因此而消失。過去長期以來，台灣早已習慣於以「說不」的方式來面對問題，從未思考過以堂堂正正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如果不挑釁即是善意，那麼人類的歷史早已造就出了人間天堂。
而當然，這種冷戰即延續至今的思考「盲點」以及它所造成的「政治正確」，並不能說是誰的錯誤，它乃是戰後台灣威權統治下所造成的「歷史意識的大逃亡」所致。它使得許多人以「逆推」的方式來述說整個近代的歷史，這也是「悲情意識」在歷史意識上的延長。問題是，人們甚麼都能迴避，只有歷史及它所造成的一切不能迴避，否則即難免被新的歷史反噬，而造成更大的遺恨。也正因此，在這個新政府就任之際，或許真正重要的，並不在於藉著權力而擴大以往那種「歷史意識的大逃亡」，而是應將歷史意識復歸定位。台灣不迴避「一中」，但不能被中共統治，台灣由自身在近代歷史中的遭遇，應體會到中國大陸反反覆覆的波折，願意伸出真正同胞愛的雙手，協助它擺脫貧窮和減少國際社會對它的猜忌。這是台灣對大陸的價值，台灣人民毫無逐鹿中原的意願。有的只是基於共同歷史意識下產生的兄弟之愛。只有當台灣的「歷史意識大逃亡」結束，兩岸關係始有可能表現出真正的善意與誠意。長期以來雙方恨來恨去的猜忌，甚至連自己人也相互怨憎的氣氛始會淡化。所謂的堂堂正正，而不是一味的閃躲以及在無法閃躲後更加的怨恨。它真正的道理或許即在於此。
不讓歷史意識再逃亡
或許，新政府已有必要從歷史意識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加以重建，解消長期以來的「盲點」與「政治正確」。而台灣知識分子們，尤應在這個問題上協助新政府。一個社會之所以偉大，乃是必須先在器宇上偉大，而不能只是希望在國際權力結構的縫隙裡尋找僥倖的機會。這些「盲點」、「政治正確」，以及「歷史意識大逃亡」的相關問題，或許值得新政府三思。
新政府仍有其脆弱性
新政府在兩岸關係上，有著由於「歷史意識大逃亡」所造成的盲點與陷阱。而在內部事務上，儘管陳水扁總統在就職演說裡做了相當穩健並具道德張力的陳述，但往後的新政府是否果而能在內政上有所創發，恐亦應有更大的自勉與自覺。
首先就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為例，就已理解到競爭型的政黨，經常會有所謂的「共趨」情況的出現。所謂的「共趨」，指的是在政黨的「利益凝聚」過程中，會出現一種共同往中間集中的趨勢。在政府弱勢、政黨內部高度分歧、國會裡的整合度較低，或利益團體的影響力較大等情況下，這種「共趨」更易出現。到了近代，由於媒體角色加強，媒體的這種功能亦漸趨明顯。
而除了上述傳統的共趨狀況下，近代由於資本主義更趨發達，國際間的競爭也會反映到政黨內部，而使其在政策上趨於相互接近。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英國的工黨與保守黨，德國的基民黨與社民黨等在內政與財經問題上幾乎難分差異，即可以做為政黨共趨的新例證來看待。
在此可就 1981 年法國左翼及自由左翼的知識分子，幾乎傾其全力，將密特朗送上總統寶座為例。密特朗當選後，由於受制於內部複雜的利益因素，因而成了一個「左翼的非左翼政府」。因而接下來的一兩年內，遂造成了法國知識分子大量的政治冷漠化，近代比較犬儒性格的法國學術思潮不能說與這種情況無關。
由於西方早已有過的各種政黨共趨的經驗，因而人們在看待政黨政治時，可能不宜一廂情願的將一個政黨未執政時的見解或主張過度的本質化。在野與在朝，由於位置的不同，言辭與行為都會在情況的變化裡調整，而最終則會在現實上被固定，能夠在現實的基礎上不忘初衷，並從事小幅度的改革即已不易。若對任何新政黨有過高的期望，則難免會像 1980 年代初期的法國知識分子一樣。
而這種情況對台灣的新政府亦然。新政府有其弱勢性，加以國會及其內部的整合度不夠，復以台灣本身有著相當大的脆弱性。面對這種複雜的情勢，期望新政府能有大幅的改變，多少都有點牽強。最近這段期間，由企業與銀行紓困和「沒有倒閉的權利」，由新政府一仍舊慣的拉抬股市，由核四案的路線調整，都在在的顯示出新舊政府間在認知與措施上的共趨。往後必有更多的例證來證明政黨共趨論的正確。
諸多問題待新人新解
然而，儘管政黨共趨勢所難免，新政府和支持或不支持新政府的評論者，都不宜因此而對新政府失望或對政治開始冷淡。在現實中不忘原有的改革初衷，尤其是對若干攸關國家提升合理性水準的大綱大節問題，尤應督促新政府勉力完成。
新政府業已上任，台灣雖非百廢待舉，但許多關鍵問題卻的確等待新政府以更大的視野、更高的價值標準來創發新猷。「盲點」與「共趨」這兩個攸關台灣至鉅的瓶頸及陷阱，或不妨可為新政府所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