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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
除魔與昇華──新政府的新選擇
你不可能重造世界
卻沒有重造自己
每個新時代都從內在開始
它是個往內迴向的大事
以毫無疑問的可能
為了內在的舒放
我們可以用它開啟
我們的內在之光
我們可以用它甚至黑暗
和負面事務亦成為正面
我們可藉新的時代
清洗雙眼
不同的重看世界
更清晰的看我們自己
只有自由人可以再造自由世界
——1991 年英國布克獎得主歐克瑞（Ben Okri）
李未把握機緣除舊佈新
總統大選後，「李登輝時代」正式告終。縱使一向有著深沉「李登輝情結」的日本三大報，也不得不承認，「李登輝時代」的後期，大權獨攬，與民意脫離，乃是國民黨重挫的關鍵。而同樣的，則是西方媒體也同樣以一種惋惜和懊惱的心情，談論著這位一度被他們譽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傳奇」之結束。
而其實，所謂的大權獨攬，並非「李登輝時代」以目前這種方式結束的關鍵。他最讓人惋惜的，乃是身處於如此重要的時代轉變之際，並無意於以自己得天獨厚的歷史機緣去解決舊問題，而只是一逕的希望藉著挑動舊矛盾，並將之轉換為自己的權力資源。它所造成的累積性錯失在選舉中迸發，一個舊時代告終，被蹉跎掉的任務，開始降臨到民進黨總統當選人陳水扁的身上。而令人提心吊膽的，乃是陳水扁並沒有比李登輝更好的條件。
歷史並未太厚愛陳水扁
因此，歷史對陳水扁並沒有太大的厚愛，他不再有李登輝那種「第一個台灣人總統」，可以再怎麼做都「政治正確」的特權；台灣社會的變化，以及內部矛盾已達到臨界狀態，也使他不再有藉著擴大舊矛盾而累積資源的機會。其次，則是「弱勢總統」的身分，也將使他不可能像李登輝那樣以強勢的「罩」來進行領導。歷史曾將同樣的任務以特別厚愛的方式交給李登輝，而到了今天，被李登輝蹉跎掉的任務，則以一種不厚愛的方式被轉移到了陳水扁身上。他沒有太多選擇：設若以舊的方式來領導，則不僅將繼續蹉跎以往被李登輝蹉跎掉的任務，而同時也將使民進黨失去成長的機會；他唯一的機會是超越與昇華，只有創造出一種無論認知和作為都不同的新政治，始有可能在這種歷史不特別厚愛的機緣裡躍出困境。
這時候就讓人想起了第二次大戰後最傑出的政治領袖邱吉爾的表現。他在戰後怨仇猶深之際，展開歐洲的重建與統合。一九四八年的海牙會議上說道：「不久前我曾指出過，這乃是個驕傲的任務，二戰的戰勝國牽著德國的手，將它重新帶回歐洲的家庭。……為了將歐洲從廢墟裡重建為光明的地方。第一步就是我們要先征服自己。只有以這種昇華的方式，經由不可思議的轉化，新的事務才會被帶進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歐洲需要每個法國人、德國人，以及我們每一個人都能給予。我在此衷心歡迎我們恭請到此的德國代表團。我們認為德國人應恢復其經濟生活和日耳曼的光榮，但宜避免讓鄰居暴露在其軍力之下，因為它所造成的創痕猶在我們身上。」邱吉爾的這段無論史觀、氣宇、修辭都極不凡的動人演說，被認為是戰後人類歷史上最具自我超越與昇華意義的文獻，它替千年以來的歐洲怨仇，奠定了和解的認知與道德基礎。
由邱吉爾具有超越與昇華意涵的文獻式演說，就讓人以同樣的思維邏輯來思考當今台灣新政府的處境。未來的新政府已無法再根據以往國民黨的方式進行統治，因為那只不過是改朝換代式的轉變，它無助於人民日益增高的對高標準自由民主的嚮往。未來的新政府也同樣不能以過去民進黨那種「弱者道德」的標準方向而行。因為這只不過是「媳婦熬成婆」的政治。新政府之必須超越與昇華，蓋只有如此，一種新而有效的政治始有助於台灣總體的提升。
悲情與對抗應漸漸沉澱
也正因此，此刻的民進黨或許已有必要從執政者的立場來重新思考與己與人共同有關的兩個更深沉的問題了：
就台灣的戰後歷史而言，由於種種時代性的因素，遂使得台灣長期陷於一種凝聚的悲情因素之中。悲情造成了許多特殊的認知標準，它在感情層次可以被理解，但在現實層次則未必妥適，但所有的這些，都因悲情是如此的巨大，以致無法被歸於定位。而除了悲情因素外，國民黨長期的威權及特權統治，也增強了一種對抗式的政治互動。它使得我們長期以來都使用著對抗式的語言和行為來談論政治。我們的政治語言和行為中充斥著由於歷史因素沉澱而成的對立、排他、懷疑、怨恨、護短、挑釁等特性；除此之外，在面對困難問題時，我們則擅於以語言夾纏、說謊、多重標準、詭辭等方式來閃避。這些由於歷史因素而造成的語言及行為模式，廣泛的出現在各個政黨之中。甚至還成了一種文化。它使得我們的政治儼然成了一種「刺蝟政治」，尖刺太多，柔軟而人性的部分則太少。台灣政治但見黨派間的利益之爭與煽情演出，但就是少了具有人味的、堂堂正正的格局。
認知的調整挑起老問題
而這種由於歷史積澱而成的政治元素，並未在「李登輝時代」被提升，但至少他已化解了相當多的悲情成分。或許，我們倒不妨將過去十餘年裡的整個政治演變，視為是個悲情除魔的過程，而這次大選則是它的最高點。人們的認知經常是後來的位置決定著賦予過去甚麼樣的意義，並藉著後來的發展來揚棄過去的盲點，而今，昔日長期在迫害中成長的反對黨已成了執政黨，以前許多被用來當做動員訴求的說法及判斷標準顯然已成了過去，當悲情除魔已到了最高點，它所延伸而成的許多認知心態、語言，以及行為模式等，當然也就到了自我調整的時候了。我們當然也可以拒絕這樣的調整，只是當拒絕這樣的調整，台灣過去所累積的內外問題即難免繼續發酵，而使台灣更趨脆弱與分裂，而這並不是歷史不可見的手所期望的目標。
因此，未來的新政府在歷史不特別眷顧下，大概很難「媳婦熬成婆」，按照過去國民黨的方式讓好朋友們分享好東西的幸運。
它必須根據對過去特權黑金的憎惡，揚棄類似的誘惑與召喚，替未來更透明、更合理的新政治奠定各種秩序與規則。只有新秩序與新規則才是台灣人民真正的自由民主資產。民進黨對權力濫用有過極深刻體驗，應將這樣的體驗昇華為權力濫用的抗拒，而不能期望像國民黨一樣去享用權力的樂趣。當有了這樣的昇華，諸如國代延任之類的問題當會做出不同的判斷。
祈望找回已消逝的人性
其次，則是悲情昇華，亦將使未來的新政府能夠從一種語言遊戲成分更少、也更堂堂正正的態度來看待兩岸問題。兩岸問題只有從一種更健康的歷史及現實觀點及配套的「大設計」下始可解決。當李遠哲說中國大陸被列強欺侮的經驗時，他已走出了一小步，更大的步伐仍等待著未來的新政府來完成。但只要能悲情驅魔，不再有莫名的痛恨與輕視，下一步就可期待。
政治是人的行為，它首要之務即是恢復過去半個世紀裡已在獨特環境中消逝掉的人性。舉一個不中聽的例子，設若大選之時，宋楚瑜在那裡以被監聽做訴求時，陳水扁不是說「下梁山，喊捉賊」，而是說「宋先生的痛苦，我們感同身受，因為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如果我陳水扁當選，保證不會讓人民有這樣的恐懼」，那會是多麼不同的政治。前述的歐克瑞有這樣的句子可以作結：
我們必須不把自己視為受害人
超越自己限制的
將比那些沒有限制可超越的人更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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