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XO0052)──古典文學奧祕

類別： 中國歷代經典寶庫（袖珍版）
叢書系列：中國歷代經典寶庫（袖珍版）
作者：王夢鷗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87年01月15日
定價：100 元
售價：79 元(約79折)
開本：菊32開／平裝／296頁
ISBN：9571314560

【導讀｜前言｜書摘 1｜書摘 2｜書摘 3】

▼  前言

一、介紹一部空前絕後的「中國文學論」

《文心雕龍》一書，據清儒劉毓崧的考證，大約是寫成於南北朝時代南齊之末，等於西方紀元六世紀初年。（這問題請參酌後文時序篇末的解說）在這以前，中國已有了豐富的文學作品，而對於文學作品也有了種種不同的意見。不過那些理論性的著述，經過長久的歲月，或存或亡，到了現代很難說出它的實在情形，最好是依據《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親自說明他當時所及見的前人理論性的著述，較為允當。關於這一點，他在《序志篇》云：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引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閒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謨，無益後生之慮。

這裡，他提出的魏文帝曹丕典論論文，今見於《昭明文選》卷五二；陳思王曹植與楊德祖書，今見於同上書卷四二；應瑒文質論，今見於《藝文類聚》卷二二；陸機文賦今見於《昭明文選》卷十七；摯虞（仲治）《文章流別論》及李充（弘範）《翰林論》，分別亡佚於唐宋之世，其殘文今見於清嚴可均所輯《全普文》卷七七及卷五二者皆不及原書十分之一。此外，桓譚（君山）《新論》，嚴輯於《全後漢文》卷十三至十五，然有關論文之語不多。劉楨（公幹）《論文》，除劉勰於《風骨》及《定勢》二篇引述者外，已不可復見。應貞（吉甫）遺說，載籍久亡；陸雲（士龍）論文，今但見其與陸機的書信中一些偶發的意見而已。如果依據劉勰當時所「詳觀」的前人文論，不管是尚存的或已散佚的，在其篇帙與內容組織上，可說沒有一個比得上《文心雕龍》，然則稱《文心雕龍》為我國空前未有的文學理論巨著，當不為過。

這樣巨帙的專門著述，把中國上古迄於作者的時代，凡是他披覽過的名篇偉製，一一都收為他的研究對象，中間既不假借外來的文學思想，純粹使用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來探討純粹國產的文學，處處保持著「觀瀾索源，振葉尋根」的態度，又可說是以中國人的才智建立的中國文學理論，便顯得更親切，更道地，也更具有代表性。儘管它的成書時代去今將近一千五百年，但就其純粹性來評鑒，也是絕後的。所以自從這本書寫成，既得到當時文壇領袖的稱讚，而且在印術尚未發達，抄寫流通十分困難的情況之下，仍擁有不少的讀者。顏之推從南方流徙至北方，現在看他的顏氏家訓論起文章，就有不少地方便用劉勰的遺說。歷經隋唐五代，寫文章的人雖未一一指名道姓，但引述這本書中的成語或套用劉勰的觀點者，更是隋時都可遇到。自宋以下，研讀這本書的人，愈後愈多；至於近世，《文心雕龍》的研究者更從而作多方面的探討──然而，如同唐宋詩人都在撏撦李商隱，卻未見第二李商隱出現一樣，研究《文心雕龍》者雖多，亦未見有相等的《文心雕龍》的著作出現，便可證明這稱之為「絕後之作」，於今仍不算是過分誇大。

二、作者：從劉舍人到沙門慧地

《文心雕龍》使者劉勰，其生平事跡略見於《梁書》卷五十，《南史》卷七二，但後者實際是刪削前者而成文；故《梁書》之《劉勰傳》，文字稍詳於《南史》。《梁書》是姚察姚思廉父子併兩世的作業而告成於唐太宗之世。劉勰被列於《文學傳》中，今存文學傳後有「陳吏尚書姚察日」云云，則似那些記載是出於姚察之手。姚察的生平見於《陳書》卷二七，他大約生於梁武帝中大通五年（五三三），卒於隋煬帝大業二年（六○六）。按其生年與劉勰生存的年代非常接近，並且他能看到梁史的資料亦較後人為多。但以史筆珍重，不特被史官看在眼裡的人物，少如鳳毛麟角；即使被他們敘上一筆的，而許多詳情細節，也是照例不書。《劉勰傳》之得列入正史，大概就靠他曾寫過《文心雕龍》，所以短短的傳文內有關這本名著的記述卻佔有最多的字數。儘管如此，其他詳情細節，今人楊明照曾寫了一篇《梁書劉勰傳箋註》，載於《燕京文學年報》第七期，後來又轉輯於王利器的《文心雕龍》新書內。楊氏的箋註雖已補明《梁書》過分簡略的字句，然為後人關心的較大問題，如劉勰生卒的年代究竟如何？他為什麼不婚娶而居住僧寺？居住僧寺之後為什麼又出來做官？做官之後為什麼又剃髮出家等等；凡是有關於他的身世經歷，因限於資料，楊氏的箋註照樣未透露任何消息。當然，文獻不足，慎言其餘，是很可敬的態度。不過這些問題有的關連到劉勰個人的思想甚至信仰，而二者又都關連到他的著述。這裡試就《梁書》《劉勰傳》未經箋註出來的疑問，依原文的順序，試言其大要如下：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莒，相當於現在的山東省莒縣，但因永嘉（三○七－三一二）之亂，北方淪陷於異族，東晉明帝於南徐州置東莞郡以統流亡南下的人們。劉勰的祖父靈真，與劉宋時代的雍州刺史劉秀之是兄弟，《宋書》卷八一《劉秀之傳》云：「秀之世居京口」；京口，今江蘇丹徒縣地，然則劉勰當即生長於此。劉靈真的平生無可考，其子劉尚，即是劉勰的父親，曾為越騎校尉。倘據《顏氏家訓》《涉務篇》所言「南渡士族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之語，則這「越騎校尉」亦似是食祿用的虛銜。所以劉勰這一系應算是京口劉氏一族中較為沒落的一家。本傳云：「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這裡說他「早孤」，是不大清楚的陳述。因「早歲」並不等於「幼年」，只是說他尚未成年，劉尚便已亡故了。劉尚挂個虛銜，多少還有俸祿可支，及其死後，生活便發生了問題。但他不別謀出路，獨找定林寺的和尚僧祐投靠，這裡面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此「家貧不婚娶」五字，似須分開來看，例如：無力婚娶，可能是為著家貧；但不願婚娶，便不是僅為著家貧而已，以劉氏家世，縱因貧困不能與當代顯貴的子女結親，但以一個篤志好學的士人，似亦不難求得淑女，而其問題或在於劉勰個性本即無意成家。有了這樣的個性，就容易瞭解他之不依親故，寧自託跡於空門了。《慧皎高僧傳》卷十三，說僧祐於齊永明中（四八三－四九三）甚為竟陵王蕭子良所禮敬。曾大量收集佛經，請人校訂卷軸，撰寫目錄提要。同書卷十四（僧超辯傳）云：超辯於齊永明（四九二）終於山寺「僧祐為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按自漢以來，世俗無不重視墓道碑文的，凡被邀請撰寫碑文，除顯要者外，大都是大名士大作家；即使教下的風氣，似亦不在例外（《幼獅學誌》十五卷三期潘重規之《劉勰文藝思想以佛學為根柢辨》一文，考辨甚詳）。是故，僧祐請劉勰為超辯撰碑，當與其邀請劉勰編纂定林寺經藏一樣，都是要借重其學力與文才。易言之，劉勰著有文名是前因，而依僧祐是後果，這個後果，不僅有關家貧，也篤定了他「不婚娶」的意願。這都是在他撰寫《文心雕龍》以前，齊永明年間之事。

《僧祐傳》又云：梁武帝非常禮遇僧祐，凡僧事碩疑，皆敕就審決。臨川王蕭宏，南平王蕭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尊敬僧祐的戒範，當他是個大師。這是說僧祐由齊至梁，愈受皇家顯貴的崇拜。其中，丁貴嬪，是昭明太子蕭統與簡文帝蕭綱的母親；而臨川王蕭宏，其人雖無可取，但他是梁武帝的六弟，也是劉勰初出茅廬時的長官。如果從蕭宏與僧祐的關係或從與僧祐有關的許多皇親國戚，以及劉勰出仕，首先充任臨川王的記室等等事實看來，則劉勰之走出寺門，是否受到沈約的提拔，事未可知；但他的文才得到蕭宏的賞識，卻顯而易見。劉勰與僧祐相處至十年之久，而且「博通經論」，他當時沒有立志做個義解的名僧，也不像前世諸子撰寫其治國匡俗的政論，而獨對那「離本彌甚，將遂訛濫」的文風進行糾正的工作。這種意願，但看他在寫《程器》篇的結論，說「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以及「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聘績」一段話，便可知他雖寄跡僧家，遇有機緣仍要進入仕途的。這是他著作此書而未仕時的自白，及遇貴人提拔，所以本傳說他「天監初（五○二）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這裹使用「引」字，益可想見其起家入仕第一是由蕭宏的汲引了。

《梁書》《蕭宏傳》云：天監元年（五○二）封臨川郡王「三年加侍中，進號中軍將軍」，此處稱「中軍臨川王」，則其「引兼記室」當是天監三年以後。《南史》卷五一的《蕭宏傳》，對其為人，描寫得較為詳細，說他是「好內、樂酒、沈緬聲色」，天監四年，梁武帝命他統精兵抵禦北魏之入侵，但因其懦怯無能，落得大敗逃歸（此事，《通鑑》卷一四六繫於天監五年）。但為著是梁武帝的胞弟，不僅未見受罰，反而「遷司徒，領太子太傅。」而其時，據《道宣高僧傳》卷六《僧昱傳》云：「（天監）六年，制注般若經……又敕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從，凡八十卷。」如果這記載無誤，則劉勰自天監三年至六年，一直是兼蕭宏的記室。接著，（劉勰本傳）又言：「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為太末令，政有清績。」然而，他何時遷為車騎倉曹參軍，史文不明。楊明照把那「倉曹參軍」箋註為尚書度支的僚屬，似乎欠妥。依理他的遷官未脫離蕭宏的關係。因尚書度支屬下雖有倉曹，但蕭宏從中軍將軍以至司徒，他的府裡也有倉曹。《文獻通考》卷四八三《公以下官屬》云：「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官屬有長史、司馬、咨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等官」，所謂列曹參軍，即包括功曹、戶曹、倉曹、中兵、騎兵等等。劉勰之由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其官稱重要在「車騎」二字，車騎是將軍號，不是尚書度支。到了下文「出為太末令」，這個「出」字不唯指述他離開京城，亦表示他離開了臨川王的統屬，其時代雖不能考定，但應在那八十卷經論分類編成之後。太末縣於南齊時代東陽郡。《隋書》《地理志》下云：隋文帝平定江南，「廢建德、太末、豐安三縣」併入東陽，開皇十八年（五九八）又改名金華。蓋即今浙江金華縣境。所謂「政有清績」，似稱其廉潔，未必即有「能」名。以一個久習經論而專長文藝的學者治理萬戶以上的縣份（漢制：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戶），他能得個「清績」，就是很了不起的了。

接著，《劉勰本傳》又云：「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按：《梁書》卷二九《蕭績傳》云：「天監八年（五○九）封南康郡王……十年進號仁威將軍。」依此稱謂，則劉勰之正除南康王記室，當在天監十年後。蕭績是梁武帝的第四子，本傳說好他「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這就與劉勰前任長官大不相同。蕭續於天監年間，前後曾出任南徐州南兗洲的刺史，劉勰或因兼有昭明太子的通事舍人之職，時在京城，故有機會建議南郊北郊之禮概用蔬果供祭，且受到昭明太子之「深愛接」。《杜佑通典》《職官》云：通事舍人為太子庶子屬官「掌宣傳令旨，內外啟奏。梁亦有之，視南臺御史，多以餘官兼職。」然後人習慣以此兼職稱劉勰為「劉舍人」，或因其較「步兵校尉」尤合於他的身份。步兵校尉，自魏晉以下依循後漢之制，為五校尉之一。文獻通考卷六四云：「五校，官顯職閒，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必給，故多以皇族肺腑居之。」如或梁世情形相同，則劉勰當時以步兵校尉兼通事舍人，亦可算是皇族肺腑所以有此「優差」。

最後，《劉勰傳》末云：「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敢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末期，而卒。」這關係於劉勰的卒年，史文沒有年月的交代，使得後人一直摸不清這本名著作者生卒年代，因亦不能確知他活在世間的年壽。然而各家對他卒年的推測中，今人范氏註《文心雕龍》《序志篇》引用慧皎《高僧傳》的記載較為接近。因為慧皎自序其書的記載是「始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四六七──五一九）」，亦即他著書的終限是天監十八年，而作序的年代可能更在這十八年之後。唐釋道宣的《高僧傳》卷七，編有《慧皎傳》，但對於慧皎的生涯卻以「後不知所終」五字了之，反不如今本慧皎《高僧傳》書後附錄龍光寺釋僧果的記載，說慧皎於「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這記載如若可據，則慧皎實卒於承聖三年甲戌歲（五五四），距其所自言《高僧傳》的終限，尚有三十五年之久。換言之，在那三十五之中，侯景沒有叛亂以前，任何一年，他都可以製作這篇序；但撰寫那「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的傳記，必然是在作序之前，因此《高僧傳》中許多傳記，可信都是天監十八年前寫成的。而其中《僧柔傳》（見卷九）《僧祐傳》（卷十三）《僧超辯傳》（卷十四），載有三僧卒後，其碑文俱由劉勰製作，慧皎並稱之為「東莞劉勰製文」；尤其是慧皎卒於天監十七年五月，僧祐亦稱其碑文撰者為「劉勰」而不用「慧地」僧名，如果這不是因慧皎遠在會稽，不知劉勰已受敕出家改名，則劉勰之出家，可信是在十七年之後。後二年，梁武帝改年號為「普通」，這年號一共用了七年之久，《劉勰傳》說他變服出家「未期而卒」，則其卒年或即在這七年間。不過，今人或據宋僧祖琇《隆興佛教編年通論》把劉勰著書五十篇之事，綴在昭明太子卒年之下，因疑劉勰之卒，應在大同三年（五三七），卻替他增添了十多年的壽命。但綜其一生，依據其自述者推算，他著作《文心雕龍》的年齡，當為《序志篇》所說的「齒在踰立」，夢隨仲尼南行，因而有感去聖久遠，文體解散，於是搦管和墨，乃始論文之一段話。亦即他於三十多歲開始撰寫《文心雕龍》。其時代接近南齊末季至梁武帝初年，這樣經歷了梁天監至普通年間，前後二十餘年，則其享壽約在五六十歲左右。論其生存歲月，正在所謂「齊梁文學」鼎盛的時代，他之專意論「文」，不能不說是深受環境的影響。所以身居僧寺，而整理的是許多佛書，但寫完《文心雕龍》四十九篇之後，卻在《序志篇》云：「自有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可見他當時思想的堅執，把孔子遠駕於釋迦牟尼之上。有些堅執，則循著「學而優則士」的教訓，一受到蕭宏的招引便決然登上仕途。然而真正體驗到現實的仕宦生活之後，又積漸促起幻滅的感悟。雖然，因其文集，到了隋代即已不見流傳，故有關那促使其幻滅的言論無從知曉，但他長期保持著與僧人的交往以及其素食的習慣，仍可從零星的記載中勾稽而得之。此外，齊梁短世，諸事之紛更變化特別迅速，這出於他的親聞目見，可能亦加深了他對「永恆」的追求。例如僧祐《弘明集》收載他寫的《滅惑論》，觀其為佛教辯護的熱誠雖不及其論「文」的奧博，但態度堅決，足可預示其削髮為僧是個順理的行為，同時亦可看出他對道致邪術所利用的人性弱點以造成塵俗汙濁之種種世相，這或許是促使他思想轉變之一助力。使他始於棲身僧寺而終於歸心佛門，從劉舍人而變作沙門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