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XO0052)──古典文學奧祕

類別： 中國歷代經典寶庫（袖珍版）
叢書系列：中國歷代經典寶庫（袖珍版）
作者：王夢鷗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87年01月15日
定價：100 元
售價：79 元(約79折)
開本：菊32開／平裝／296頁
ISBN：957131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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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3

（二）聖與經

《徵聖篇》的大意：首先是以孔子的遺言證明文章之重要性。他說：「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為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辭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由於修身、行事、治國平天下，莫不以為文貴，這一些理由是很明白的。例如先民生活，倘無紀錄流傳，後人何以知有唐虞盛世？智者的生活經驗，倘無文字記載，後人何以知有仁義之行？又如《春秋》時代，鄭為小國，晉為霸主。鄭國侵略更弱小的陳國，獻捷於晉，晉人責以侵略之罪，全賴鄭子產引經援典，細述事件的本末，晉人乃以其「辭順」而受之（文詳《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再如，宋國宴請晉國的國務卿趙文子，設的是分盤遞上的酒席，這須有較多辭令相應酬，如果不懂文章，便至失禮（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這都證明文章之重要。至於表達情意，能把句句話都說的確切而動人，更是個人不可少的修養。因此，接著他就提出文章上必要的一些原則；可注意的，而這些原則亦即為他以後批評文章的標準。他說：

是以論文必徵於聖，窺聖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文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美。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得而見也。

這一段話，實即引申前文之「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所作的說明。舉其文例，略有四端：第一是用簡單的語言表達繁複的意思，如《春秋》經之於一句話中特用某一字以表示褒美或貶斥；喪服經中亦常以某一小節以概括其他細節；這便是「簡言以達旨」之例。但亦有相反的，一件事或就其相關的動作或性質，而不厭其詳的加以敘說：如《詩經》豳風七月之詩，把七、八、九、十月，月之一、二、三、四日的事連敘至八章之多；《禮記》《儒行篇》把所謂「儒者」列舉出十六種特色；這便是「博文以該情」之例。此外，亦有用清楚的語句表示其肯定的意旨；亦有以象徵的語法以暗示其精深的寓意；前者為「明理以主體」之例，後者是「隱義以藏用」之例。凡此繁、簡；顯、隱諸例，他說「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這樣徵聖，所以他又說作「師乎聖」。可知《徵聖篇》只是證明聖人之文章作法，後面《體性篇》的詳述，大抵亦即據這原則來發揮。

至於《宗經》一篇，同樣亦僅為經書的價值作說明，而且其說明側重在文章的表現及其帶給後代的模範作用。他說：

三極彝訓，其名曰「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

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辭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

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

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

禮以立體，據事制範，章絛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寶也。

《春秋》辦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晦志，諒以邃矣。

《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文之殊致，表裡之異體也。至於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運用而未先，可謂太山偏雨，河潤千里者也。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旨；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文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統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表樹，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故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

這裡從經書所涵有生民的寶貴知識，分別條陳到五經的內容怎樣托著文辭以傳達寶貴的知識。他以為《易經》雖說的是形而上的道理，但那深入的理念卻切合於生民日用，所以《繫辭傳》稱美它為「旨遠辭文」，句句話都說得透徹。《書經》記載的是上古語言，驟看似若難懂；但有《爾雅》這本字典，翻閱起來便覺得文意清楚，光耀得如同日月星辰。《詩經》以抒發情志為主，它的字句雖略同《書經》，但有《爾雅》之助，可以直接瞭解先民的風謠感興，而體味其巧妙的造語，使人蕩氣迴腸。《禮經》本是為人事而制定的規範，所以條理周密，倘若比並以事實，即可發見那許多規則的妙用。至於《春秋》一經，是孔子撥亂反正之書，故其判斷是非，每一字都有嚴正的涵義。其間使用或詳或略，或隱或顯的筆法，先後交會，義理環深。因此他極口稱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

這樣歎賞，衡以今情，似非過譽。因為它是中國文章的祖型或母體，世代相承，凡百文章皆由它孳乳而出。他認為後來的論說辭序之文，其研判事理是循著《易經》的寫法發展起來的；其他各種公文書牘，都可以在《書經》裡找到原始的形式；賦頌歌讚等等有韻之文，《詩經》已為它們定下了榜樣；銘誄箴祝的體例在《禮經》裡便常常用到，而敘事的史傳與史傳所記載的盟約檄文，在《春秋》經傳裡都有它們的模式。所以後世的文章，品名雖似繁多，但是寫來寫去，終不出經書所已有的範圍。因此從作家方面看來，經書是他們取材不盡的文庫；在經書方面看來，它卻似太山上的雲層，灑下的雨點可以遍布天下；又像黃河的水，使數千里的原野都靠著它灌溉。

如果這些不是過分誇讚之辭，則事實上當可承認：一因經書是最早傳世的文章，自然佔有文章之典範的地位；二因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特後人舉例取證，推原古始，要以它為憑藉；尤其第三，文章家多數是儒者教育出來的子弟，不論其尊經的程度如何，但充滿他們腦際最多的是經書語句。僅此數因，使得後出的文章受到經書嚴重的影響，決不是出自空談。更重要的是他認為經書的影響是絕對正確的，他說：

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這六義不僅是他對於經書之在表情、達意、說理、記事以及修辭風格各方面所作的總評，其實亦是《文心雕龍》全書對於十代文章評價標準。無疑的，這標準一面是他提出「文必宗經」的理由；同時他之提倡宗經，亦由於他能在經書裡發見了這些標準。然而經訓宏深，而他獨發現其文章一面的好處者，當又為著作此書的目的是在論「文」。

（三）正緯與辨騷

不過他雖認定經書是用中國文字寫作的標準型，但他沒有忘記後代發展起來的文體並非一成不變的事實。因其間為著語言文字隨世因革的關係以及殊方異俗的互相推移，從而潛變文章的形貌。有如他在《通變篇》說的「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這譬喻說的相當確切。同性，是其標準；異品，卻亦是事實。這事實與時代關係密切，因此他寫了《通變篇》，又寫《時序篇》，可說是從不放過他當時對十代文章所給與的啟示。唯是提到演變的事實，他感覺戰國時代傳下的「騷」，則是這事實發生之關鍵。他把屈原的作品做個嚴密的分析，發現其中沿襲經書的成分佔有一半，另外的一半則從緯書而來？於是他檢討與經書並存的緯書，先寫了《正緯篇》、然後接以《辨騷篇》。

篇名《正緯》，顧名思義，可知其主旨在於辨正緯書的內容。他以為道有陰陽，故其表現亦兼隱顥二部分，顥者是其現象，隱者是其神理；因神理而有此現象，故據現象可以探知神理；二者如織物之一經一緯，相須相成，所以聖人亦有這方面的垂示。他說「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出。故繫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這是根據古神話演成的士人常識，說伏羲因龍馬負來的圖畫而制作八卦；黃帝東巡至洛水又見神龜負書，後來夏禹因而演為洪範九疇。這些神話，隨著世代竄易，各說各話，編成種種緯（如易緯乾鑿度，詩緯含神霧，禮緯稽命徵之類）候（如《尚書》中候握河紀、考河命之類）鉤（如《春秋》文耀鉤，河圖稽耀鉤之類）讖（如《論語》讖、比考讖、素王受命讖之類），不但名目繁多，而所說的尤見支離怪誕，而且把成書的年代越推越遠。於是他按這情形，斷定緯書出於偽造，理由有四：他說：

「緯之於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其偽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乃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文王）制丹書，其偽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群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偽四矣。」

接著他相信上古確有圖錄符命之文，但孔子不談天命，所以偶有著錄亦未闡揚，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乃至神話連篇。依此情形看來，則這些神話之中，本有先出後增者在；先出的，因傳世久遠，又未得聖賢校訂，故所殘存者真相如何已甚可疑，加以方術之士各逞臆說，誇大其詞，不特使真相淆混，而真的亦可疑是假的了。

《文心雕龍》作者對於緯書保持著這樣的保留態度，因而，最後制定其實用價值時，則認為與其把神話當作歷史的事實，從中攝取其寶貴的教訓，不如當它是作文的材料，欣賞先民豐富的想像。而且事實亦確然如此，後代的作家就常常透過這些想像以構造他們的作品。所以他正緯之後卻說：「若乃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銀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這裡所謂「羲農軒皞」，是指那些託言三皇五帝的神話，而以庖羲、神農、軒轅黃帝及少皞為代表。山瀆，是山嶽河瀆的古記；鍾律是兼時令測候之書。白魚赤烏是周武王渡河伐紂的神話，黃銀紫玉是明王聖世的符讖（前者司馬遷曾採入周本紀，後者但見禮緯斗威儀）。如同庾信羽調曲云「山無藏於紫玉，地不愛於黃銀」，亦可作他說的「後來辭人，摭其英華」之一例了。

「最後，他在正緯的贊語中提出結論說：「榮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詭譎，採其雕蔚。」據這結論，以他那樣尊重經書的人，仍能兼顧上古神話的文學價值，而又不陷於當時一般人的迷信，不能不說是特具眼力的。

其次：如同他對神話的容許一樣，站在文學創作的立場，他極其尊崇屈原，說他是古詩人匿跡銷聲之後，以其傑出的作品，崛起於百代作家之前。屈原的作品不僅使古詩人的作業重獲生命，抑且是「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因此，由前古的文章轉變為後世的文章，屈原的作品便具有扭轉的作用，而由詩變騷，由短章變為長句，促使兩漢辭賦之體大興於時。辭賦為文的方法，經魏晉南北朝又深深滲入其他各種文章的製作，這又不僅表示文學作品的形式受到嚴重的影響，而後之作家對於文學的觀念乃至構辭造語的方法亦受到相當的啟迪，因而擴充了整個詩的境域。

關於這種文體轉變的契機，《辨騷篇》先就屈原宋玉一夥作家的篇章作了如下的分析，他說：

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虯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

至於託雲籠，說迂怪，駕豐隆求宓妃，憑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誇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

由於這些分析，可以知雅頌轉化為辭賦之關鍵，亦即上古一般文學拓展出純文學一條路線的樞紐。所謂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其目的皆切近事實。到了楚辭就擴張比興的宗旨而趨向於夸飾，而且不惜採取神話以寄托其倩志，事既無實，語多荒誕，除了滿足人們趣味之感以外，距離實用的目的就很遠了。他所舉的例證，如「吾令豐隆（雲雷之神）乘雲兮，求宓妃（洛水之神）之所在」，「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鳥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忽反顧以流兮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是《離騷》之文：「豈不鬱陶而思君兮，若之門以九重」（文選列於宋玉《九辯》）「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拜焉彃日？烏焉解羽」（見《天問》）「一夫九首，拔木九千」「土伯九約，其角觺觺」（音疑，銳利之狀）（見《招魂》）「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臣憤嫉投水者，此語見《離騷》）「從子胥以自適」（此語見《橘頌》）「士女雜坐，亂而不分」「娛酒不廢，沉湎日夜」（並出《招魂篇》）。

他就楚辭裏屈原宋玉一流的作品，分析其中既有承繼三王的傳統，又吸收了旁出的怪談，混合典誥雅頌與神話傳說以抒寫其情志，就等於結合了經書的教訓與緯書的臆說來創作嶄新的文章。於是總評云：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旨，亦自鑄緯辭（緯辭二字據唐寫本與「經旨」對文）。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瑰詭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艷而采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

這總評中，雖採用的資料是否全出屈原之手，後人或尚有所疑議，然而對這些作品的誇讚，古今卻沒異辭。尤其以豐富的想像發為膏腴的言辭，可補經典的偏枯，正賴這天才作家完成其集文章大成的典範，點點滴滴，並足以沾溉後代的文人。他說漢代的枚乘枚皋賈誼承其遺風而使文章變得更美；司馬相如、揚雄循這傾向而使文章寫得更奇。屈原的作業不特覆蓋了世世代代的詞人，而其作品還適合上中下三等之人而為老老少少各有所得的恩物，正似「才高者，菀某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這又是它之所以不朽而能擁有廣大讀者的原因了。像這樣典範作家作品出現於中國文學史，說它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該是可諒解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