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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導言
一、 書名的意義
明夷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的卦名，其卦象為  ，離在下，坤在上，離代表白，坤代表地，日入地中，光明就被掩蔽了。夷的意思是損傷，太陽既潛藏在地下，無法煥發光芒，如同受到損傷一般，所以稱明夷。此卦在人事上有雙重意義：一是代表昏君在上，明臣在下，不能發揮才幹，實現理想，處境非常艱難困苦。二是代表目前的境況雖然暗澹，但是前途卻是一片光明，就如太陽雖潛伏地下，惟最後還是會升出地平線，散發光輝，使大地化暗為明。
根據《尚書．洪範篇》的記載，周武王平定天下以後，拜訪商朝遺臣箕子，向他請教治理天下國家的至理要道，箕子乃向周武王陳述九項治理天下國家的大法則，武王接納他的意見，封賜諸侯，使上下尊卑各有等分，天下因而獲得安定太平。
綜合以上二書的說法，所謂「明夷待訪」，意思是指在艱難困苦的時勢中，既然不能實現抱負，只好把理想寄託在書中，等待以後的聖君來訪察採行。顧炎武在讀了此書以後，曾寫信給黃宗羲，說：「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最能瞭解黃宗羲的用心，說明這本書所以取名為《明夷待訪錄》的意義。
二 、著書的動機
黃宗羲寫作《明夷待訪錄》的動機，後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就周易明夷卦的卦義來看，他藉此書來抒發其政治理想，希望天下能夠太平安定，這點是無可置疑的。可是就尚書洪範篇的記載而言，到底黃宗羲所待訪的對象為誰？卻有很大的爭議。這種爭議不僅有關於黃宗羲的人格，並且和我們中華民族的正氣綱常有很大的牽涉。
由於黃宗羲在此書的序言中，曾說：「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很明白的是引喻周武王拜訪商朝遺臣箕子，向他請教治道的故事。因此章太炎便根據這一點，在《太炎文錄》的「說文上」篇中，認為黃宗羲所待訪的對象是滿清皇帝，以故對黃宗羲相當不滿，而大加譏評，指責他「守節不孫」。
但是梁啟超則根據此書開始寫作於康熙元年（西元1662），完成於康熙二年的事實，認為當時明朝的遺老，因為清世祖順治皇帝剛剛去世，光復有日，所以黃宗羲所待訪的對象應該是「代清而興者」。楊家駱先生也根據此書寫作的時間正好是鄭成功攻下臺灣的第二、三年，認為箕子雖受武王之訪，卻另外立國於朝鮮，則黃宗羲所待訪的對象，或許是「如箕子朝鮮之延平海國」。並且進一步的指出「如箕子之見訪」。不應解釋為「如箕子受武王之訪以訪我」，而應解釋為「如箕子一類人物之訪我」。
對於以上的爭議，到底誰是誰非？我們應該從兩方面來考察。首先就黃宗羲寫作此書的時代而言，滿清剛以異族入主中國不久，正不遺餘力的在剷除反抗勢力；對於讀書人，每每起文字獄加以箝制。尤其是在康熙二年，也就是《明夷待訪錄》完成的這一年，莊廷鑨史獄才發生。據全祖望在此書後面的跋語，說：「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可見黃宗羲在異族的高壓統治下，為了避嫌忌諱，抒發自己的理想抱負，才不得不故意的以箕子見訪作為全身避禍的托辭，有其苦心悲意在。其次就黃宗羲的行為出處而言，他在明朝思宗崇禎皇帝殉國以後，即不顧身家的安危，招集義兵，積極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甚至於不辭風波之 險，遠渡重洋，希望能向日本乞得援兵。直到清朝已經平定整個天下，黃宗羲眼看大勢已去，才開始不過問世事，專心致力於講學著述的工作。後來清廷曾屢次徵召他出來做官，他都加以拒絕。而且當康熙18年（西元1679），他最得意的弟子萬斯同到北京同修明史，黃宗羲為他送行時，還告誡他千萬不可以向異代君王奏陳太平之策。以黃宗羲這樣的高風亮節，其所待訪的對象雖然未必是像鄭成功一樣的延平海國，但是我們卻可以斷言，絕不可能是他所曾經反抗過、拒絕過的滿清政權。
三、書中的內容
《明夷待訪錄》全書共分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鎮」、「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財計一」、「財計二」、「財計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計廿一篇。對於國家的政體、國體、教育、選舉、法制、官制、兵制、田制、財政，以及建都問題，都有他獨特的見解。尤其在抨擊專制，伸張民權方面，更是不遺餘力。
就政體方面而言，黃宗羲雖然尚無法擺脫時代的限制，依舊秉持君主政體的觀點，但是在「原君」篇中，已能指出君主的職分乃在於為人民謀福利。如果國不能明白自己的職分，而把天下視為一家之利，不僅將遺害人民，而且也會使自己的家族遭受到災禍。所以理想的政治，應該是以人民為主，君主為副的。
在國體方面，黃宗羲既然極力反對君主專制，所以主張分權而治。在「方鎮」篇中，他比較了封建與郡縣兩種政治制度，認為都有弊病。要免除兩者之弊，只有採行唐朝的制度，在沿邊一帶，設立方鎮。如此則各方鎮可以自給自足，戰守自固，以防禦外敵；同時也能夠牽制中央，使其不致過分集權。
就教育方面而言，黃宗羲以為學校教育與治理天下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在「學校」篇中，他除了主張於郡縣普遍設置各類學校，開設各種培養通才以及實用人才的課程以外。又認為學校的功能不僅在於培養士人，也在培養健全的輿論力量，以監督批評政府的施政得失，避免天下是非都出於天子的弊害。
在選舉人才方面，黃宗羲以為國家只用科舉的方式選拔人才，容易產生流弊。在「取士」上下兩篇中，除了抨擊科舉的流弊以外，並提出多種取士之道。認為如果能夠分別以不同的方法來選拔各方面的人才，彼此配合，並對科舉稍加改良，即使科舉也仍不失為一種取士的好方法。在基本上，他主張要寬以取士，嚴以用士，這樣國家才能多方面羅致人才。
就法制方面而言，黃宗羲在「原法」篇中，提出「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看法，認為法治是人治的基礎。立法的最高原則乃在於為人民謀求福利，所以治法的標準不在於法律條文的疏密，而在於立法精神的為公或為私。如果是為私，儘管法條再嚴密，大家也會鑽法律的漏洞，謀求私利；如果是為公，即使法條雖寬疏，也沒人會玩法倡亂。
在官制方面，黃宗羲先在「原臣」篇中，指明君臣的職責都是在為民服務，因此其地位應該是相等的。又在「置相」、「胥吏」、「奄宦上、下」等篇中，針對明代專制的流弊，深切的指出宰相不僅輔佐君王治理天下，而且還可以補救君主政體的缺失。明代由於廢相不置，中央政府的大權旁落到宦官手中，地方政府也因任由胥吏玩法弄權，官制大壞。所以他除了主張不能罷除宰相外，並對胥吏、宦官的設置提出許多改革的辦法。
就兵制方面而言，黃宗羲認為「天下之兵當取之於口，而天下為兵之費當取之於戶。」既略似於現代的徵兵制，又可免除國家龐大的軍費負擔。此外，他又主張文武應當合為一途，使為儒生者能知兵書戰策，為武夫者也能知親上愛民。如此則文人闇弱或武人倡亂的弊病都可以消弭於無形。
在田制方面，黃宗羲主張恢復古代的井田之制，由國家授田，再按田課稅，務使耕者有其田，民生才不致於勞瘁，以力矯專制政府棄民不養的惡習。
就財政方面而言，黃宗羲認為應該廢金銀而用錢，如此將可利便人民。雖然他的此種建議在財政上並無積極徹底的改革意義，但仍是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
至於建都問題，黃宗羲考察明代的歷史，發現建都於北京有種種的不便，以致造成許多困敗。因而主張國都應該奠定在富庶繁華的南京，才能永固國家的根本。
綜合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明夷待訪錄》內容的廣泛，有關政治上的各種問題幾乎都已經接觸到了。其中有許多的觀點，到今天雖然已時移勢異，卻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當然也有些是專門針對明代政制的流弊而發，有些是依舊不免於受到傳統觀念的拘限。但是不管如何，我們還是可以透過他的議論，深刻的體會到他對人民福祉的關切之情，以及他那種注重實用，不尚空談的篤實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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