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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3
如何極權？怎麼退化？
本書的結構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描述中國在中共十六大前後整個經濟與社會的客觀發展情況。這是由童振源的「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與挑戰」以及陳志柔的「中共十六大後的社會情勢分析」兩章所構成。第二部分則是為中共政權定性。由林岡所撰的「中共的理論創新和意識型態轉型」分析中共政權在主觀上如何回應前述客觀經濟社會所帶來的挑戰，而董立文則從中共本身的權力繼承，來論述中共的高層政治仍然未能制度化的原因與影響。從權力核心本身的主客觀條件，可以說就定義了該政權的意圖與能力。本書的第三部分，則是分析中共政權在國內與國外，對於客觀情勢挑戰的回應。在對中共政權做出「退化極權政體」的定性後，徐斯儉以「有限的政治體制改革」來形容中共政權的回應。林佳龍的「中共的國家戰略與對外政策」則指出，由於中國處於充滿矛盾的變遷過程，且希望抓住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機遇，因此需要一個穩定的外部關係。正是基於此一邏輯，因此將採取較為理性和低調的方式，來處理其對外與對台關係。
本書對於中國的瞭解，主要還是從其經濟的變遷開始。童振源首先從經濟的角度出發，指出中國在經濟成長方面取得了快速巨大的成就。但與此同時，由於中國所採取的特殊發展軌跡，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同時產生了許多嚴重難解的結構性問題，包括：財政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困境、國有銀行改革困境、三農問題、失業和剩餘勞動力問題、所得和區域失衡問題、社會安全體系的崩潰等。童振源認為，如果中國不能處理好這一系列的結構調整問題，那麼將不容易維持永續快速的經濟發展，且容易引起社會不穩，其結果不能排除某種經濟社會失序。
陳志柔認為，中國的發展已經擴大社會差距和不平等，並形成了社會不滿。不過在分析了統治集團的優勢以及其與經濟菁英的聯盟關係後，他認為短期未必會出現革命性的社會集體行動，但日常形式的反抗行為則將層出不窮。在結論中陳志柔指出，中國已由摸著石頭過河變成踩著鋼索攀升，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結構限制難以扭轉，外在環境挑戰直接又緊迫，不可控制因素也隨時可能發生，中國有可能走上「拉美化」的道路，也就是政權雖然在表面上可以維持某種有效統治的型態，但是此種統治卻是建立在一個脆弱斷裂的社會基礎之上。
面對這樣的經濟與社會情勢，中共政權如何回應呢？從意識型態的角度觀察，林岡認為，十六大所提出「三個代表」的理論，並沒有為中共政權的轉型提出一個明確的最終方向，其中充滿了矛盾。這包括是走「菁英政黨」還是「全民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還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利益」還是「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林岡還指出，雖然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中共主要目的是要引進西方民主制下一些有用的機制，包括票決、分權、選舉等制度設計，來加強黨的內部利益協調和外部統治能力，且將自身由革命型政黨轉化為「發展型政黨」，以延續其生命。由於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還未到位，中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其政治合法性的問題。林岡指出，黨內民主的進程，離開了外部壓力，是否可以取得明顯成效，不容樂觀。
董立文指出，中共在十六大的權力繼承，其本質仍然是「非制度化」的。此一「非制度化」的本質，使得最高權力結構仍充滿矛盾。而正是此一最高權力格局的矛盾，帶來了政治上結構性的不穩定因素。在此一情況下，派系鬥爭必然持續存在。此一問題一天不解決，中共政權就處於充滿不確定的「過渡時期」。從理論的角度觀之，董立文所說的「最高權力繼承的非制度化」，正好反映出中共「退化極權政體」所繼承「極權政體」的另一特徵，那就是整個政權的結構穩定繫於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整個體制的權力高度集中。外在的挑戰持續加劇，然而統治精英的決策與權力繼承卻缺乏清楚規則，這又為中共政權和中國國家的發展增加一個不確定的變數。
對於國家與社會關係，一般政治學者往往集中於處理政權對於政治制度的調整與安排。根據此種分析視角，徐斯儉指出，中共政權在十六大後，對其政治制度上雖然並非沒有調整，但其所做出的是一種「有限的政治制度改革」。此種政治改革在「一黨專政」的體制框架內可以增加統治的效能，然而此種有限改革最終仍然不能限制黨對權力的集中與壟斷，政治透明化也無法徹底，而社會團體與公民對政治的參與仍缺乏自主性和制度化。看來有限政治改革未必能化解前述政經菁英與弱勢社會群體之間的結構失衡。性格務實的「退化極權政體」是否能以其集中壟斷的權力，化解各種主客觀矛盾，達到「穩定、發展、改革」的平衡，甚至完善其「一黨專政」的統治，理論上似乎尚無法從有限政治體制改革中找到出路。
對於中國的對外關係，林佳龍指出，由於中共希望抓住發展經濟的歷史機遇，因此需要一個穩定和繁榮的環境，以便致力於各項改革，所以理性地以追求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及友好的周邊關係為其對外關係的政策目標。在對美和對台關係上，中共採取的更是一種現實主義的策略。即使是在十六大之後，中共領導階層在對外政策上仍然自覺地遵循鄧小平的「冷靜觀察、沉著應變、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這十六字箴言。用錢其琛的話說，中國對外關係的每一次調整，其實都是一種力量對比變化的結果。中國需要抓住機會提升綜合國力，也就是說其對美和對台政策的方向，基本上是一種國內邏輯的延伸。
十六大的中國是例外嗎？
作為一個堅持政治壟斷的「退化極權政體」，中共可以說是在進行一場歷史的豪賭。中共政權用其政權對外的彈性與務實，嘗試實現其對政權內部更有效的緊縮與控制，並進而以此邏輯來回應資本主義和全球化所帶來的「理性化」要求，希望透過擷取經濟發展的果實，反過來再加強其統治的基礎，以壓制社會對政治的壓力，並換取下一步調整所需的時間。台灣智庫在十六大之前的研究報告中曾指出，中共政權的宏觀策略是「以穩定換時間、以發展緩矛盾」（註
5）， 現在還可以再加上一條，那就是「以改革固執政」，而且最後一點是一切的核心。關鍵問題是，「穩定、發展、改革」是否能取得有效的協調和有機的統一？
一種可能是，在精英壟斷和強勢領導的格局中，維持良好的外部關係以持續招商引資，堅持政治上的控制以壓縮發展過程中社會差距擴大所反應的政治參與需求，同時以務實的意識形態和行政管理來約束幹部，並窮盡制度框架內的各種方式以避免壟斷性權力的濫用，在這些條件下創造快速經濟發展，並冀望此種發展回過頭來緩解矛盾、維持穩定、並有利於下一步改革的展開。即使如此，難以預測的外部環境以及時間的壓力，仍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
而另一種可能是，以菁英壟斷維持眼前的穩定，往往製造長遠的失衡結構，其結果是換來長遠的更不穩定；而以失衡結構換來的發展，不僅緩和不了矛盾，反而可能正好抑制了可持續的發展；而關鍵是，最終僅僅為了維持「政治壟斷」的統治地位而進行的有限改革，阻止了進行真正有效的改革，因此延遲對社會矛盾的緩解，並且制約了可持續發展的實現。最終，如果政權的壟斷權力無法維持「穩定、發展、改革」的有機平衡，那麼剩下的將是停滯的經濟與結構斷裂的社會，甚至更加難測的失序。
中國是不是社會科學分析的例外？從比較的角度看，中國似乎不像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發展軌跡。在聚集全球最先進生產力的同時，最廣大的人民之中還有大量的底層人民無法或僅能維持溫飽。對於已經走向市場經濟二十幾年的中國，即使修正的現代化理論似乎也要辭窮。愈是經濟發展，政權愈是高壓，愈是拒斥民主化。用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修正的現代化理論來說，那就是社會失序，參與需求增加，可是政治的制度化卻沒有產生。（註 6）雖然中國的失衡發展也拂上了拉美的陰影，但卻創造了比拉美威權主義更耀眼的經濟成長，而且政治權力比拉美政權更要集中。中國的發展是一個例外嗎？
本書認為，十六大後的中國，並沒有真正溢出社會科學對人類社會所整理出來的基本知識架構和理論。正是市場經濟帶來了社會主體的多元化，也正是此一多元的社會主體使利益的爭奪引發了政治上的不穩定。政治上的高壓與集中，加上務實與有限的改革，的確可以在既有的體制內提高統治效能，以吸收更多的外資和技術，吸取經濟全球化的瓊漿以維持發展所需的動能。但是，不平衡的結構不可能不對政治體制產生壓力，不可能不侵蝕政權的合法性。失去扮演水泥般作用的意識型態來團結政權內部和社會群體的「退化極權政體」，面對的是不斷從原有「極權政體」中剝離獨立出去的社會群體與個人，當政權仍不肯開放社會對政治的參與，那麼注定只有加強其以暴力為基礎的控制。
中共政權固然可以一廂情願地以「返祖現象」找回並強化記憶深處「政治壟斷」這個組織基因，但是，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也使得這個「退化極權政體」不得不以「有限改革」作為回應。經濟社會對政治的挑戰在中國沒有超過我們對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解。只不過，我們知道「威權政體」面對經濟社會的變遷，最終總是要被迫產生政權轉型。但是，人類經驗中從來沒有一個極權政體在其退化後，維持高速經濟成長，我們看到，中共政權的反應是分裂的，一方面，符合其他威權政體的演變軌跡作出「有限改革」，但另一方面，又企圖通過「返祖現象」，窮盡一切抵擋政權組織轉型的可能。政權的演化，可以再一定時間內受領導集團意志的牽制；但國家的變遷，恐怕還會遵循人類社會的演化規律。兩者不是不能較勁，然而其結果如何，就要看政權是不是掌握了那「不因個人意志而轉移」的歷史規律了。
本書是理解中國國家轉型的一個嘗試，只要中國的國家轉型仍處於發展的過程，我們的理解必然是不完備的。但我們在此大膽提出某種解釋和推論的觀點，一方面是作出一種將中國研究理論化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與知識界對話，激盪對中國發展更深入且有系統的認識。
註 5：台灣智庫，「中共十六大與國家轉型」研析報告，2002年11月3日，徐斯儉、童振源、陳志柔、吳志中、林佳龍撰稿。 ▲TOP
註 6：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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