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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澤序
台北的少女
‧楊澤
香港作家陳冠中最近拿上海、香港、台北三地的都會文明作題目，寫了一篇有趣的「三城記」。陳冠中自稱是，「從小由廣東人帶大，對嶺南文化有親切感」的上海人；過去一、二十年，由於工作關係，在兩岸三地的幾個大城都生活過相當長的時間。稍早，他曾在台北住了六、七年，以「台北嬉譜」一文細細歸納出台北時尚文化中的酷和嬉（hip），因為見解獨特，引起許多迴響。
但「三城記」這回對台北有一個更明確的前提和結論，那就是，作者在文章開頭便提出來的：整體而言，台北乃是一個容易被低估的城市。在作者看來，這種低估一方面是因為，台北不容易讓人一見鍾情；它的故事、指涉的對象太蕪雜，因此不好說。另方面，則是「台北常常弄不清楚狀況，強自己所難，例如前陣子說要做亞太營運中心，那真是門都沒有」。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夏天，似乎是台北「弄不清楚狀況」的時候居多。台北股市極為低迷，失業率不停攀升，台北人的眼光也因此益發對不準自己和自己的城市。陳冠中說得很對：台北是一個容易被低估的城市——不單被外界、被外面的人低估，更常常被自己給低估了（而後面這種低估無疑是更致命的）。在上海、香港、台北所構成的「三美圖」中，此刻的台北顯得如此哀怨而虛弱，如此缺乏自信，就像那童話中的灰姑娘，只能憂傷的站在一旁，對姊姊們日益受矚目的「絕代風華」感到有些吃味。
在所有狀況下，台北少女也許是最不當被低估的。和過去的世代成鮮明對照，她們對未來、對時尚的嗅覺，她們的「能動性」，早早就釋放了出來。乍看是全球化和哈日風的潮流在起作用：打工、暑期海外旅行、留學；漫畫書、電玩、網路漫遊；銳舞、刺青、大頭貼，各式各樣的流行文化投射在她們身上，她們的內在、她們的身體也自然生出一股回應的力量。這力量其實得來不易。不同於前，今天的少女似乎已可泰然自若，不再需要用很大的聲音說：「媽，我跟你不一樣」；或者「媽，我跟你以前認識的我不一樣」這類戲劇性的話了。她們不單更靠近自己，也更早靠近那個誠實的自己。社會學家認為，華人父母控制小孩，平均年齡高達二十七歲，看來這個數字要漸漸往下降了。水到渠成，時代和環境都是對的，她們的父母也變得更開明、更放鬆。
上面說的「泰然自若」的酷少女，提供了觀察台北少女的一個角度。但台北還有一批為數眾多的文藝少女，遊蕩於大街小巷，更顯出台北不同於上海、香港的特色。這些少女常常出現在誠品總店及各分店，買書、喝咖啡、聽演講座談，甚至連文具、書籤也非誠品商場的貨件不可。從最早嗜讀瓊瑤的女工到今日的都會文藝少女，感傷夢幻的浪漫情調本來就是台灣女性文學所擅，加上這十幾年村上風、吉本芭娜娜風的推波助瀾，受到感染的少女讀者比比皆是。據報載，水瓶鯨魚主持的失戀網站全盛期每天約有兩萬人次上網，可以想見其中文藝少女，和那些年逾三十、依舊傷春悲秋的「歐巴桑文藝少女」的比例。
歐巴桑文藝少女其實是台北獨特的風景。無關乎一個人的年齡，而是靈魂中不死的文藝精靈，始終在那裡蠢蠢欲動。在失戀網站，帶頭的水瓶鯨魚便是歐巴桑文藝少女的一個例子，她以畫抒情味濃厚的少女漫畫、插畫成名，畫風偏甜，下筆行文卻漫言「滄桑」、「荒涼」。除了她，網站上其他「出道」作者（如藍絲絨）也有不少是不折不扣的歐巴桑文藝少女；她們領著眾多的少女網友，出沒在這個文藝的淵藪，耽於閱讀及書寫他人和自己的戀情故事，幾乎視此為每日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或「靈魂體操」。
羅蘭‧巴特曾以「茶花女」為例，點出現代戀愛的「小資產階級」本質。在巴特看來，古典激情追求嗜欲心理的滿足，不免處處擴張男人的特權，基本上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產物。相對於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男人或阿芒們，象徵小資產階級的女人或瑪格麗特們，則往往因尋求父權社會的「認同」，而遭到愛情的「謀殺」。台北的文藝少女暫時也許無法完全掙脫瑪格麗特「寄生者」的姿態，但也不盡然可以過往的「小女人」視之。在閒暇之餘，她們除了談戀愛、閱讀暢銷小說或世界名著，還可以上失戀網站「廝混」，在夢與現實間學習飛翔，在擁有與失落的邊緣作各種辯證。
台北的咖啡館越開越多，不知何時開始，蔓延到我住的大學區，漸漸地蠶食了學校、公園周邊的每一條長街短巷。不知從多久前，坐在咖啡館內的人由窗口望出去，眼裡盡是背著各式各樣的包包在路上逛的都會女性。這些包包，大小不一，材質、款式也爭奇鬥豔，有購自國外的名牌，有東區精品店的舶來品，當然還有公館地攤買來的、惟妙惟肖的仿製品。帶著包包的女孩不單顯得時髦率性，同時看來特別有精神，甚至有份了然自己「意欲何往」的神氣。這大概因為包包是多功能的，既可充當出門旅行的行囊，又可用來裝載平日上班、上學的基本配備：從個人電腦到畫畫用的幻燈機，從日本時尚雜誌到厚厚一疊的企劃書、履歷表，從化妝品、口紅到瑞士刀到自備保險套，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對一個都會女孩而言，包包的使用方式和她的生存策略息息相關。不誇張的說，包包不僅是自我的基本裝備，更是她的自由的輔助線。關於包包，藍絲絨提供了不少新潮機警的說法。這其中我尤其偏愛的，不是妻子送外遇名牌Birkin包的故事，而是有關男人和LV皮件的寓言。半是異想天開，半是深有所感－－藍絲絨自問自答，如果被迫在男人和有Monogram圖案的 LV 皮件兩者間擇一的話，她寧選後者！有趣的是，幾十年前在上海，張愛玲也曾留下一類似的「公案」。張先引了劉備充滿男性沙文暗示的話：「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緊接著幽默的加註說：「可是如果女人能夠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進步女人的眼裡，男人不如衣服，不如一套LV皮件，道理是很明顯的。至於為什麼是LV皮件，而不是別的，藍絲絨有她屬於今日台北的，既純真且世故的說法：
十九世紀，歐洲貴族習以異國旅行來作為成年標記。工業革命後，郵輪與火車取代馬車，為了方便一個一個疊起置放在火車廂與船艙房，圓頂行李箱被平蓋代替，交通方便的結果是帶動皮件業的革新。
我懷想一具如王爾德肖像之貴公子，他邁上燃煤長途火車，腳伕扛著行李箱，那箱中當有牛皮線裝的書籍、羽毛沾水筆、一襲襲絲和駝毛衣裝。
我想要。我想要 1896 年，路易威登融合姓名縮寫、日本家徽和哥德式藝術風格的花卉星芒圖案的 Monogram 皮件。那慾望透到我溫熱血中，到潛意識最深邃底層，如我肩上背起 Monogram，相信這四瓣星芒必如伯利恆之星般引導我的方向，尋到新生。
歐蘭朵般，藍絲絨和她的「幻想」依次闖入了十九世紀歐洲貴族的世界、王爾德的「貴公子」（dandy）肖像、日本家徽與哥德式藝術、伯利恆之星及但丁的「新生」。但她的告白絕非Kitsch，而是一種不摻水的「獨立宣言」－－讓女人的包包飛起來的「自備童話」。
巴特曾說，葛雷泰‧嘉寶的臉象徵一種「理念」，而奧黛麗‧赫本的臉則代表一種「事件」。奧黛麗‧赫本之後，古典「理念」已成不可能。在熙熙攘攘的當代社會中，也許每個少女都需要有她的生存策略，以及為自己發明的「自備童話」。宮崎駿的「魔女宅急便」所以能夠風行一時，就在於那支成功地解除了「現實的詛咒」的掃帚：在我看來，包包之於當代台北少女，正有掃帚之於魔女的神奇力量。至於少女的包包，可以藏有什麼樣的法寶、什麼樣萬靈的魔法鍋，則端視包包的主人，如何進一步鼓動她們的想像去發明、去杜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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