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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一九八七年初夏，在尋訪二二八及五○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的過程中，偶然得知作家鍾理和的同年兄弟、前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的名字與傳奇之後，隨即在被湮滅的歷史現場展開「尋找鍾浩東」之旅。
一九八八年九月，歷經長達年餘的尋訪之後，關於鍾浩東校長生命史的報告，以〈幌馬車之歌〉為題，在《人間雜誌》連載刊出。一九九一年六月，時報出版公司又以〈幌馬車之歌〉為書名，出版了包括鍾浩東、郭琇琮、簡國賢……等幾個前行代台灣知識菁英的報告文學集。
儘管〈幌馬車之歌〉在發表後便獲得前所未料的熱烈反響，可我一開始就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身分與立場不過是一個客觀紀錄歷史的人而已。所有來自各種不同意識型態的文字工作者的反響，不管是正面的肯定或負面的批評，其實只是客觀反映了人們對待那段長期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的態度而已。因此一直能夠冷靜地面對這樣那樣的批評，不作辯解。
我的寫作態度很簡單－－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原則下，根據力所能及而採集到的史料，去敘述描寫我所認識到的歷史與人物，如此而已。然而，在客觀的政治禁忌與受訪者白色恐怖受害陰影的雙重限制之下，全面重建歷史的事實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因為這樣，我的「尋找鍾浩東」之旅並沒有因為〈幌馬車之歌〉的發表而停止。相反地，隨著兩岸關係的相對緩和，我的尋訪足跡得以跨越海峽，深入廣東惠陽、梅縣、蕉嶺、韶關、南雄、始興、羅浮山區，以及桂林、北京等地，進行歷史現場核實與進一步採集史料的工作。隨著島內政治禁忌的相對寬鬆，一些受訪者也才有空間就原本有所保留的內容作出更全面的證言；而一些原本尋訪不到或不便露面的歷史見證人及加害者也通過不同的方式，就他們親歷或所知的歷史作了直得重視的補充。
絕版多年後重新出版的《幌馬車之歌》增訂版，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重新核實史料、豐富史實，從原本三萬多字、四個樂章，擴充為六萬多字、八個樂章的內容。為了歷史的可信與文學的可讀，它也在原有的敘事結構上，增加了史料、證言出處的註解，一些歷史背景的說明與大事年表。這也是針對歷來有關《幌馬車之歌》究竟是小說還是歷史之爭的回答。
總之，《幌馬車之歌》既是歷史，也是具有小說形式的非虛構的文學作品；準確地說，它應該還是以具有理想主義的歷史與人物為素材的報告文學吧！
在兩岸依然分斷的此時此地，「台灣人」已經在野心政客的長期操弄下，因為不同的出身、意識型態或政治立場而處於撕裂的狀態。我想，真誠地面對那段曾經真實存在過卻被刻意湮滅或扭曲的台灣史與台灣人，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比較全面地認識台灣近現代歷史的發展過程，進而讓我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在歷史的長河當中所站的時空位置，作出自我反省與批判。這樣，前人的歷史才能夠起到殷鑑作用；民族內戰下所產生的歷史悲劇，也才可能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避免重演。
這就是重新出版《幌馬車之歌》增訂版的時代意義吧！
最後我要謝謝所有協助這本書出版的所有前輩與朋友們，並以此書獻給五○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受難人及其遺族。
二○○四年九月廿九日於苗栗五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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