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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故鄉
第一樂章：故鄉
| 我少時有三個好友，其中一個是我異母兄弟，我們都有良好的理想。我們四個人中，三個人順利地升學了，一個人名落孫山，這個人就是我。這事給我的刺激很大，它深深地刺傷我的心，我私下抱起決定由別種途徑趕上他們的野心。這是最初的動機，但尚未成形。
有一次，我把改作後的第一篇短文（雨夜花-描寫一個富家女淪落為妓的悲慘故事）拿給我那位兄弟看。他默默看過後忽然對我說，也許我可以寫小說。我不明白他這句話究竟出於無心抑或有感而發，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句極可怕的話。以後他便由台北，後來到日本時便由日本源源寄來世界文學及有關文藝理論的書籍（都是日文）給我。他的話不一定打動我的心，但他這種做法使我繼續不斷和文藝發生關係則是事實。我之從事文藝工作，他的鼓勵有很大的關係。
──鍾理和：《我學習寫作的過程》 一九五七年參加《自由談》雜誌徵文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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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子弟十分天才
鍾里義：我是鍾里義。鍾浩東是我的哥哥，本名和鳴。我們鍾家祖籍廣東梅縣。世居屏東，代代業農。我的父親原名鍾鎮榮（1894～1943）。因為不滿日本人的統治，在報戶口時，憤而改報為「鍾蕃薯」；蕃薯的意思當然是指台灣了。父親經常往來海峽兩岸做生意。後來一九三二年，父親遷居現在的美濃鎮尖山，經營農場。在日據時代，屏東郡守看到父親，都要親自端椅，延請父親入座。六堆一帶的客家父老，很少有不知道鍾蕃薯這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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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里義，1987年8月，屏東麟洛。（陳孔顧攝影） |
父親娶了兩個老婆，我跟和鳴是大母親生的；理和則是小母親生的。
蔣蘊瑜：浩東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婆婆，曾經告訴我說，算命仙曾經對她說：「你要幫你老公娶一個小老婆。不然，你們夫婦倆有一個會先死！」她相信了，於是就給公公娶了個小老婆。
鍾里義：和鳴與理和同是生於日據時代大正四年（1915），差不多是同時出世的，前後只差廿多天而已。小時候聽母親說，剛出世時，理和白白胖胖的，因為他屬狗，家裏人就暱稱他為「小狗鬼」或「阿成」；和鳴剛出世時，卻又瘦又黑，像個小老鼠，家人就暱稱他「阿謝仔。」
那時候，父親喜歡抱長得白白胖胖的理和；他眼裡還看不見和鳴。後來，我們幾個兄弟在私塾，跟著從原鄉來的、愛吃狗肉的劉公義先生讀漢書。
鍾理和：他人微胖，紅潤的臉孔，眼睛奕奕有神，右頰有顆大大黑黑的痣，聲音宏亮。……只是很多痰，並且隨便亂吐。還有，愛吃狗肉，尤其是乳狗。那時村裡幾乎家家都養狗，要吃狗肉是極隨便的。因此不到兩年，他的身體更胖了，臉色更紅了，但痰更多了。
他在我們村裡教了三年書，後來脖上長了一個大瘡，百方醫治無效，便捲了行李走了。但據說：後來死在船上，屍首被拋進海裡。村人都說他吃狗肉吃得太多了，才生那個瘡的。不過他教學有方，且又認真，是個好先生，因而村裡人都很以為惜。【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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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鍾山（竺山）農場創立十周年；鍾鎮榮（中）與農場職工合影紀念。（鍾鐵民提供） |
鍾里義：兩年期間，阿謝背書時，都可從頭到尾流利背誦，並且不漏一字。有一回，阿謝背書時，不小心漏背了一個字。坐在一旁監書的劉先生，立刻以手中的黃籐條，用力抽打阿謝的屁股。怎知，阿謝卻回頭，把拿在手上的書，對準劉先生甩了過去，憤憤地說：「兩年來，我背書從來沒有漏過字，為什麼現在不小心漏背一字，你就要打我！」
阿謝這麼說，劉先生也沒因此再處罰他。當天晚上，劉先生還特地去面會父親，告訴父親說：「鍾先生，你這個子弟十分天才，日後，即使再困難，你也一定要賣光財產，供給他讀書，好好栽培他！」
從此，父親才開始注意到小時候長得並不起眼的阿謝哥，非常重視他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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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鍾理和。（鍾鐵民提供） |
一九二二年，八歲的和鳴與理和在私塾讀了兩年的漢詩文後，一同進入鹽埔公學校讀書。
■ 民族岐視的殖民教育
汪知亭：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攻佔台北城的日軍舉行始政式。九月二十日，總督府學務部在台北市近郊士林芝山巖設立學堂，先後招收二十一名台胞為日本語練習生。從此展開殖民地台灣的國民教育。
一八九六年元旦，這所全台唯一的學堂被義民搗毀，學校業務停擺。到了四月，總督府公佈直轄學校官制，又在全台各重要城市設國語傳習所，支付經費，擴大辦理殖民地台灣的國民教育。但是，由於台灣「人民不忘懷祖國，各地治安不良，芝山巖之變，以及惟恐入學後被徵為士兵」等因素，起初的招生非常困難。
一八九八年七月廿八日，總督府公佈公學校令，將各國語傳習所改為公學校，費用改由街庄社負擔。八月，再公佈公學校規則，規定：就學年齡為八歲以上，十四歲以下；修學期限六年；教學科目包括：修身、國語（日語）、作文、讀書、寫字、算術、唱歌、體操。
日本帝國從此建立了在殖民地台灣發展國民教育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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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當局在芝山巖為被殺的日本學務官立碑。 |
一九一九年一月和一九二二年三月，總督府又先後公佈台灣教育令和新台灣教育令，確定公學校修業年限為六年，就學年齡提前至六歲，並且增加日本歷史及手工實業等科目。
當時的公學校教育充滿軍國主義色彩。它不但在教學方式上採取著眼於整齊和嚴肅的機械注入法，在訓導上採用嚴厲體罰的消極手段；而且通過學唱日本歌和培養兒童勇敢、好勝和鬥狠、蠻幹的體育教學等課程，灌輸台灣學童的皇民意識。
在表面上，殖民地台灣的國民教育似乎比以前有所進步了；可實質上，它卻存在著民族岐視下的差別待遇。在台日兒童不能共學的差別教育下，日本學童進的是修業年限八年的小學校，不論是課本程度、師資和學校設備都遠遠超過公學校。因此，小學校畢業生的升學率也大大勝過公學校畢業生。【註
2】
鍾里義：公學校畢業後，和鳴經校方推薦，不必經過考試即可保送長治公學校高等科。但日本人之所以設立二年制的高等科，其實暗含著「歧視教育」的用意。首先，它想利用「高等」的美名來籠絡台灣人民，使其不求上進：其次，高等科完全是簡易的職業教育，與上級學校缺少聯絡，對於有志升學的台灣人子弟設定了極大的限制。因此，和鳴拒絕保送，相偕與童年好友-邱連球、鍾九河及同年的異母兄弟理和，一起參加高雄中學的入學考試；結果，其他三人都金榜題名，只有理和兄因體檢不通過而落第。這事很刺傷理和，但也因此使他日後成為一個作家。
汪知亭：日本帝國在殖民地台灣的男子中學教育始於一八九七年四月設立的國語學校語學部國語（日語）科，修業年限三年，後來改為四年；還是比日本人進的五年制尋常中學科，少了一年。
到了一九一五年，在本省中部仕紳聯名請求下，才正式成立為台灣青年單獨設置的台中公立學校（台中一中）。但是，它無論在修業年限、入學資格及學習內容上，仍然與日本人所進的中學校有極大的差別待遇。
一九一九年公布的台灣教育令，針對台灣人的中學教育作了三種改變。首先，為了與日本人的中學校有所區別，台灣人的男子中學校改稱「高等普通學校」。其次，入學資格從「限十三歲以上，修滿公學校第四年或同等學力者」，提高到「六年公學校卒業或同等學力者」。最後，允許台灣人的男子中學校「得設一年制的師範科，以培養公學校的師資」。然而，不變的是修業年限（四年），及教學課程上對日語和實業科目的著重。
一九二二年公佈的新台灣教育令，規定了中等以上學校實行「內（日）台共學」制。
從此以後，在殖民地台灣，表面上，日台學生之間在教育政策上的差別待遇，大致上已經撤除。但是，因為日台人新生錄取名額的差異，入學考試考題完全取自日人小學使用的教科書，以及主持所謂「錄取會議」日語口試的校長和教員大多數是日本人等等原因，台灣學生能夠進入中等以上學校的機會，還是遠遠不及日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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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殖民地台灣師範學生的上課情景。 |
據台灣總督府一九二九年統計書及學年年報一覽記載：那一年，台灣一共有十所中學校，其中，教員人數共計二百廿三人，台灣人卻只有四名；學生共計四千五百九十七人，台灣人也只有一千八百七十五人。【註
3】
■ 素樸的祖國情懷
蕭道應：我是屏東佳冬人。一九一六年出生。一九二二年四月，剛滿六歲便進入佳冬公學校就讀；然後循序由公學校、公學校高等科，而於一九二九年考進高雄州立第一中學校。
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人的教育，無非是為了改變我們的心智，使得我們能夠更為有效地受它統治。我跟鍾浩東，基本上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通過麻醉教育，刻意要培養成為「皇民意識發揚」的一代人之一。
我出身抗日世家，民族意識強烈。就讀公學校期間，雖然痛恨充滿軍國主義色彩的皇民教育；可年幼的我卻也只能在內心咒罵來維持精神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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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中時期的蕭道應（第一排右一）。（藍博洲翻攝） |
到了中學時代，我就開始自覺地抵抗日本的同化教育了。那時候，殖民當局非常注意中學校學生的生活管理與同化工作。但是，我卻故意違反學校規定，在入學一個月後，仍然一直穿著傳統的台灣衣服上學。
因為這樣的表現，我當然受到了校方嚴厲的處罰；但是，也因為這樣的抵抗姿態，我結識了同樣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客籍同學鍾和鳴（浩東），日後並同赴大陸，投入祖國的抗日戰爭。
鍾理和：真正啟發我對中國發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和鳴】。我這位二哥，少時即有一種可說是與生俱來的強烈傾向--傾慕祖國大陸。在高雄中學時，曾為「思想不穩」--反抗日本老師，及閱讀「不良書籍」--《三民主義》，而受到兩次記過處分，並累及父親被召至學校接受警告。【註
4】
鍾里義：在雄中時，和鳴依舊喜歡和日籍老師辯論，那些日本人常常被他質問得無力回答。那時候，和鳴已經在偷偷閱讀《三民主義》了。有一回，和鳴在課堂上偷閱大陸作家的作品，被老師當場抓到而遭到辱罵；但和鳴不甘示弱地替自己辯護道：
「做一個中國人，為什麼不能讀中文書。」
日籍老師惱羞成怒，舉鞭抽打和鳴，大罵道：「無禮！清國奴！」
和鳴不堪其辱罵，隨手抓起桌上的書，擲向那位日籍老師。事後，校方通知家長到校約談；但父親並不理會日本人，於是就由里虎大哥前去。到了學校，里虎大哥直截了當地告訴校方管理人員說：「子弟既然送給學校教育了，好、壞都是學校的事，與我家無關。」
經過這次事件的刺激，再加上平日閱讀三民主義及五四時代的作品的影響，和鳴因此產生憧憬祖國的情愫。這情愫並且感染了理和，致使理和在後來帶著台妹，私奔中國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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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奔逃」東北奉天的鍾理和與鍾台妹。（鍾鐵民提供） |
中學校二年級時，和鳴即向父親提出欲赴大陸留學的計劃；但父親不贊成。因為做生意的關係，父親每年都會到大陸一趟；對大陸的情況比較瞭解。
鍾理和：父親在大陸做生意，每年都要去巡視一趟。他的足跡遍及沿海各省，上自青島、膠州灣，下至海南島。他對中國的見聞很廣，這些見聞有得自閱讀，有得自親身經歷。村人們喜歡聽父親敘述中國的事情。原鄉怎樣，怎樣，是他們百聽不厭的話題。父親敘述中國時，那口吻就和一個人在敘述從前顯赫而今沒落的舅舅家，帶了兩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嘆息。因而這裡就有不滿，有驕傲，有傷感。
註釋：
1.鍾理和：《原鄉人》（高雄：鍾理和文教基金會印行，1994年10月初版），頁20～21。
2.汪知亭：《台灣教育史》（台北：台灣書店印行，1962年12月增訂再版），頁40～43、52～53、47。
3. 前引汪知亭：《台灣教育史》，頁60～61、63。
4.前引鍾理和：《原鄉人》，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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