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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2
隱沒在戰雲中的星團 ◎／林書揚
臺灣的組織性左翼運動發端於日本殖民地時代的一九二○年代初期。當時的大環境是：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戰後危機，民族自決的風潮，和十月革命成功後出現的世界性左翼運動的大匯聚-第三國際的成立。一般的時代思潮中，被稱為馬列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和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人的無政府主義，同時佔有重要位置。這些新思潮不僅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更在資本帝國主義支配圈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中迅速佔取了陣地。當年在殖民地的有形無形限制下，一般的臺灣人子弟在島內的教育機會不多，稍有經濟條件的家庭便不得不讓子弟留學海外。而留學的目的地則大致有兩個。一為殖民本國日本，另一為民族的母體：中國大陸。而這兩地的社會情況，包括經濟政治和思想方面，則激烈的階級鬥爭正席捲著全社會的庶民生活。在日本，號稱大正民主的政黨制代議制甫上軌道，左翼人民陣線的運動也急速膨脹。中國則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困境中，民族民主革命的推動和社會革命的預警也已經形成了時代的主流。來自民族壓迫和階級剝削雙重負荷下的殖民地臺灣的青年們，很快便接受了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大思想武器，由學習啟蒙到組織性的實踐，由海外而島內，終於有了第一期的人民左翼運動。運動的周期約十年。農民、工人、學生，及文化界的團體成員四萬餘，曾經主導過臺灣的反帝殖民地鬥爭。
然而，在內外危機的逼迫下日本結束了尚未成熟的議會制度，於三○年代走進了軍閥政府備戰體制的時期。本國的民間政治團體特別是左翼團體全面受到了取締。殖民地的反抗運動和團體更遭到了徹底的彈壓。陣線瓦解、運動人士或被捕入獄或亡命出走，臺灣左翼運動的第一期於此告終。
帝國主義戰爭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五年。因為戰災嚴重戰力枯竭，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而嚐盡了多重壓榨的殖民地臺灣，也終於獲得了復歸祖國，擺脫異族統治的機會。
當時的中國，名義上是新建制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取代戰前日本在國際聯盟中所佔的位置，成為東方世界中唯一擁有舉足輕重的國際影響力的強權。但實際上長期的混亂落後，國內矛盾正繼續惡化中。執政的國民黨早已喪失了「國民革命」的動力，民心多離反、大眾生活疾苦。構成民族抗戰體制的基礎的國共合作在理論上尚未破裂，但兩黨之間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甚至軍事部署上的明爭暗鬥正孕育著爆發性的危機。
在這樣的情況背景下，那批由亡命地趕回故鄉，或由監獄被釋放出來，或在群眾間潛身一段時期的第一期運動的鬥士們，對於當年遭致取締而已經瓦解了的組織架構，在新的政治處境下可否加以重建並重振運動，一般說來都抱著審慎的態度。因為這些屬於第一期的運動人士的政治警覺度比較高。雖然日帝已經退出臺灣，臺灣已經復歸於戰勝國的中國，但左翼理念中的社會觀和歷史觀，使他們對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內含的階級對抗的嚴重性不敢輕忽。更因為他們都是已經身分暴露、登記有案的政治異端分子，在日據時代如此，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亦將如此。因而光復初期雖然有過少數舊農組、舊台共系統人士的試探性的重建活動，但因為不久爆發出二二八事件，一些雛型組織和初步建立的人脈聯繫一舉而被打散。在國民黨方面，則經過這一次嚴重的民變後，對於日據時代潛留下來的臺灣左翼的傳統（雖然當局也清楚了解事件本身並非左翼人士的計畫性發動）十分警覺，事件後，針對第一期運動人士的追蹤調查建檔工作也相當深入。這份警覺心隨著大陸上國共兩黨武力對抗情勢的日益尖銳，臺灣當局的恐左意識也就愈形嚴重。在這樣的政治情況下，第二期左翼運動所面臨的困難甚至超過第一期的反日帝鬥爭。運動始終停留在非公開的宣傳教育和組織的階段。
自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全面潰敗退出大陸後，台北國府的重建完全以政治安全為第一。把大陸時期的特務系統加以一元化的集中加強，準備以恐怖手段來推行軍法統治。到了韓戰爆發，美國對華政策的全面改觀，使台北國府轉危為安。於是發動了籌措已久的全島規模的軍法大肅清。
採錄在本書裡面的幾位臺灣青年，便是無數犧牲者中間的一小部分。他們大都因年齡關係和第一期運動沒有直接的關聯。但在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想脈絡上，毫無疑問是臺灣左翼傳統的承襲者。不過他們在客觀環境上和主觀條件上都有異於前期的運動者。第一期和第二期相比，在大環境方面反而比較有利。有世界性的反資反帝潮流和殖民本國的一定的議會民主的體制和運作。雖然殖民地在有關的政治禁令方面比本國還嚴厲得多，但比起內戰頻繁的中國，還是有一定的正常的公開活動空間。戰後第二期的臺灣左翼卻處在日益熾烈化的內戰環境下始終沒有公開化的機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體制下，政權的暴虐性和脆弱性註定產生特務政治。國府在新收復地的臺灣建立起一套違背民意不顧大眾利益的收奪機構，令復歸祖國的臺灣民眾嚐到了期待破滅的精神痛苦，和現實生活中的困苦。這一代的青年們大致受到比較完整的日式教育。但他們的成長期大都已進入軍國主義教育時代，在思想素養上本來比較單純。不過處此激烈的歷史轉換期，青年們的自動學習蔚成風氣。他們以有限的國文閱讀能力如飢如渴地涉獵中文書籍，特別是有關的思想經典和中國現代史。在不間斷的動亂已經成為時代的主要特性的社會中，並在相當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青年們大致還能正確地反映出戰後帝國主義宰制下的東方社會的具體情況--政治混亂、經濟衰竭和精神的頹廢。他們曾經是殖民地教育制度下的菁英，卻也備嚐過二等國民的恥辱和抑鬱。他們在戰後的身分變換過程中，體驗出那不過是純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之間的一次轉換，是由二等國民的身分轉到二等國家的國民。此外諸如帝國主義霸權下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連貫性，歷史科學上的民族形式與階級制內容的相關關係；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原理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失效，國家暴力的異化，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假性等，也都是此一時期的臺灣左翼青年所必須面對的意識型態問題。他們大都具有悲愴的本土情操，但更有歷史唯物論的理智的世界觀。對於被凌辱的中國現代史的展視，以多項症候群--已經無分大陸與臺灣--為註腳，也使臺灣青年們深深認識到所有的解放努力只有一個戰場，那是跨越海峽的。據此他們對於民族利益的階段性肯定，和階級解放在反帝民族運動中的終極目標化等，都有了一應的思想處理。臺灣社會的歷史特殊性，包括政經人文現象方面，也都在社會主義的發展理論中統一融合於全中國新民主主義的變革觀念裡。向來常常出現在臺灣史評論文章中的一句話，臺灣青年「因對白色祖國絕望而轉向紅色祖國」云，如果肯定確有這樣的現象，那麼它在思想層面的涵義就如上述。
他們對本土臺灣的熱愛原本就非常真摯。因為那是處在異族帝國主義的欺凌和污辱下的本能的自衛和自尊。但他們藉助於歷史唯物論的結構論的反映，和帝國主義論的世界剖析，看出了同時涵蓋大陸與臺灣的一條戰略規律--新民主主義變革論。至此，臺灣左翼的第二期運動有了運動目標和任務規定。在時間上，大約自光復到一九五○年代，軍事戒嚴令的全面制壓為止。
當然，本期運動的出現，也不單是一批知識青年在思想學習中自行達成的結果。他們所信奉的思想體系已經是人類的公產，在客觀的社會現實中經過一定的反映過程而自然變成部分社會成員的主觀意識，這也是社會實踐中的意識化過程的常態。但具體現實中的地緣人脈、社會的共同記憶等，也正是一種思想和行為模式的傳播途徑。五○年代台北國府的白色恐怖大整肅，它的政策目標，不僅企圖消滅特定的思想動態，同時也針對具有媒介作用的一切群眾性的有形無形的關係。因為這樣的目標牽連到大眾生活的範圍甚廣，所以才出以「恐怖政策」，圖以最原始的恐懼效應來補充法令有形規定之不及。
恐怖政策的最大效果是產自恐懼感的自我抑制甚至自我麻醉。使人人非但不敢行，也不敢想，更無處可以窺知事情的真妄是非。在那一段沉悶恐懼的歲月中，究竟捐軀者有多少人，因何事而受處刑，事件之真相如何等等，更是無人敢問，敢寫，敢探求。一段歷史的空白中絕，如果其中隱含的真實和意義和這個社會的未來走向具有密切關係，那麼如何把這一段缺落填充起來，應該是有良知的研究者、文筆工作者的責任了。本書中所提到的名字，都是曾經在這一段缺落的歷史中活過、死去，而不被一般世人所知，卻也被少數的知人所遺忘的人。但他們的生與死，卻透過各種不同的形跡和那一段湮沒的歷史直接聯繫著。這一點不能不說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
前面已經說過，他們的名字長年來沉埋在歷史的黑暗底層，是深沉的政治企圖所致。說來也是中外階級鬥爭的無情的常態。統治者都知道，貫串一世代的濃重的恐懼會把真實虛無化，把價值無聊化。恐怖政策之恐怖所在，也許就在這裡。
這些人不是一般公式中的英雄聖賢。而是尋常有骨有肉、有血有淚的人。只不過熱愛鄉土和祖國，固執於造福全人類的真理，相信未來，更相信為了未來必須有人承擔現在的代價，而自願以生命來承擔這份代價的人。
這時候，我們還不知道有過多少這樣的人。書中的他們只是一小部分比較有端緒可尋的人。
最後，做為書中人物的舊知，本人要感謝作者的用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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