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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
凡記下的就存在 ◎／侯孝賢
十七、十六年前，我們都在看《人間雜誌》的時候，看到了藍博洲的〈美好的世紀〉和〈幌馬車之歌〉。那兩篇東西真的是先驅。
也是那個時候，我拍了《悲情城市》。就電影技術上的突破而言，是台灣第一部採取「同步錄音」的電影，但某些部分仍得事後補錄或配音。譬如押房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要有空間聲，不能在錄音室錄，所以特別開拔到金瓜石礦區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四個人，我、謝材俊、天心，和唯一會日文的天心的母親，日文歌詞用注音符號標示發音，這樣錄成的。
之後，好像辜負了很多人的期待，我岔開去拍阿公李天祿的故事《戲夢人生》（阿公年紀太大不趕快拍會來不及），要到一九九五年《好男好女》，我才以〈幌馬車之歌〉為題材，把壓縮在《悲情城市》後半結局的時空重新再做處理。並且從預算中撥出資金拍受難人訪談的記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由藍博洲和關曉榮負責執行。
《好男好女》開拍時蔣碧玉還在，次年一月十日她病逝，我們大隊人馬在廣東出外景，包括藍博洲（被我拉來飾演偕同鍾浩東蔣碧玉夫婦投身大陸參加抗日的蕭道應醫生），大家聽到消息似都茫然無甚感慨。二十五日拍完回台灣，二十六日就是蔣碧玉出殯。喪禮上多是「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老同學們，我在分鏡筆記本上隨手寫：再過些年一切也淡忘了，一人只得一生，自然法則，生死成毀無可逃處。
這好像很無情。
對照當時我拍此片採取的結構手段，戲中戲，現實，與往事。戲中戲叫做《好男好女》，正在排練和準備開拍中，背景是一九四○抗日戰爭到五○年代白色恐怖大逮捕。現實是九○年代台灣現狀。往事是飾演蔣碧玉的女演員，與男人一段短暫的同居時光，男人遭殂擊後，她拿到和解金存活至今。三條線最後交織成一起，女演員混淆了她與蔣碧玉，而男人的死似乎替代了鍾浩東。女演員已分不清是半世紀前年輕男女為革命奮鬥的理想世界呢？是半世紀後當下的現實？
看來形式複雜，野心很大，其實可能是一種閃躲。閃躲當時我自己在面對這個題目時候，其實身心各方面皆準備不足的困境。如果今天我來拍，我會直接而樸素的拍。
所以，世人將如何記得這些事呢？有人說：「我們從古至今都一個樣，沒有變得更好，也不會變得更好。歷史上因我們的罪而犧牲的人，簡直是死得輕如鴻毛，我們回報以更多的罪惡。」
那麼「歷史與現場」這套書系有何作用？藍博洲數十年來在這個題目上做的追?研究，不是枉然？
當然不是，從來就不是。
歷史就是要有像藍博洲這般一旦咬住就不鬆口的牛頭犬。在追蹤，在記錄，在釘孤隻。凡記下的就存在。
凡記下的，是活口，是證人，不要以為可以篡改或抹殺，這不就是歷史之眼嗎。我無法想像，沒有這雙眼睛的世界，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幌馬車之歌》出版於一九九一年，今天新版再出，我謹以此文與藍博洲共勉。
二○○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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