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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我的好奇心可能遺傳自母親。她是很特立獨行的角色典範，超越她同時代的女性。她一直希望能懸壼濟世，這可不是一九四○年代一般中產階級女孩的夢想。後來她進了護校，但在十八歲遇見我父親後，就決定嫁給我父親。婚後一年生下我，為了養兒育女，她只有輟學。她並非典型的家庭主婦。我們都覺得她簡直無所不能。她教我們科學與自然，而非說童話故事。我們無所不談：政治、宗教、歷史。她還寫詩並讀詩給我們聽。
等母親上大學後，生活更精采有趣。她常邀不同國籍的人來我們家，幫我們增廣見聞。我記得有個錫克教徒，拆下頭巾讓我們看他的黑色長髮；她還在佛誕節帶我們參觀佛寺。她是科學家，但仍保有赤子之心，且熱愛生命。她鼓勵我們也去活出精采人生。
我母親有德國與瑞士血統，身上流有堅強的日耳曼人血液。她不僅熱愛生命，還視生命為職責。她明辨是非曲直，「寧死毋屈」是她的座右銘之一。她寧可我們失去性命，也不希望看到我們像儒夫般苟活、或不服務人群、或不盡忠職守。她對「強者有必要照顧弱者」深信不移。
我父親費爾‧卡希爾則輕鬆看待生活。他生於窮人家庭，又走過經濟大蕭條時代，對今生能有這樣的成就，已是謝天謝地。他有愛爾蘭與英格蘭血統，深信自己擁有愛爾蘭的魔力，不然也是裝著煞有介事。當他在預訂的餐廳前找到停車位，他會戲稱是「小精靈」施的魔法。他常想自己是老天垂憐的幸運兒，才能在艱困中熬出頭。當然他的運氣也是來自他一直努力不懈。他跟母親一樣，看人都是看其努力的程度。
母親常說父親是家裡的冒險家，但我們在背後喚他是「小心卡希爾」--因他常警告我們凡事要小心。他的警覺性來自經驗。從早年當木匠到後來做建築公司老板，他一直從事具有危險性的工作。他年輕時常置身拆除破壞的環境，建築物常在他身旁倒下來。他常訓練我們如何找逃生路線；在陌生的建築物裡，他會突然考我們要怎麼逃出去？多年後，我住的旅館發生火災，當時我身懷六甲，一隻腳還打上石膏，又帶著一個兩歲小孩，多虧我在進旅館時，本能地數過往出口逃生梯有幾個門，我是第二個從漆黑建築物中順利逃生的人。
選擇行醫對我來說很自然。我一直以治療者自居，從小就常照料在林裡受傷的小鳥與青蛙。其他小孩害怕或受傷時，總會來找我。我無法忍受看到別的小孩痛苦呻吟、被孤立、或遭人訕笑，因為我對他們的痛苦很能感同身受。有人說這是同情心豐富或是過度敏感，但我認為是我的神經天生比大多數人纖細，而且有很強的覺察力。這種特質既是祝福，也是詛咒。身為醫師，我能很快掌握病人身體上與情緒上的問題。但做為小孩，我太警覺、對環境丁點變化太敏感、容易被噪音驚嚇且常對自己的情緒感到懊惱。
我像我爸，常想像最糟的情況，情緒一觸即發。有時坐在教室，在老師點人拼字時（到現在我仍拙於拼字），會嚇得淚流滿面。我無法忍受看到血，看到被車子輾過的動物時，更是抱頭鼠竄。
這種不安對身在重視堅強且鄙視脆弱的家庭來說，是很大的負擔，尤其我母親是那種常帶牛的內臟回家讓我們解剖、很有膽識的人，因此我不得不學會控制自己的感受與情感，我會一再逼自己面對心中恐懼，學習不要害怕。
我從小就喜歡救人，記不清從水裡救過多少人。我們家人都是善泳者，我與史考特十來歲就能救溺水的人。一天一個小男孩游得太遠，當我們看到他溺水時，趕緊跳下水幫他。雖然我們沒受過救生訓練，但我與史考特分工合作，我跳到水裡抱住他的身體，讓他無法掙扎，史考特則浮出水面大喊救命，就這樣救了男孩一命，我也自此救人救上了癮。
我在高中是啦啦隊隊長、田徑隊明星與品學兼優的學生。高三到瑞典當交換學生，在海外度過。一九六七年我年僅十七，一個人從俄亥俄州到歐洲，當時還懵懵懂懂，跟很多同年齡青少年一樣，我深受民權與人權運動吸引，下定決心要改變世界。
我在瑞典的好友珍妮也是美國的交換學生。我們兩個人個性南轅北轍，珍妮不了解為什麼我對政治如此狂熱，我也無法理解她為什麼常把心思花在無關宏旨的事情上。有回我們計畫復活節開休旅車到挪威旅行，她花好幾個小時煩惱要如何把四個復活節的籃子藏到車子裡。我說：「珍妮，妳為什麼要為這點芝麻綠豆事煩心？」
她說：「這就是我們不同的地方。妳擔心無法改變的事，如越戰，我只想如何在這兩個禮拜的時間，將這些籃子放進休旅車。」
這些話有如當頭棒喝，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她說得對！她的復活節籃子可帶給四個人驚喜，而我卻憂慮無能改變的事。之後，我決定做些能在日常生活中，對人有正面影響的事。有時世界會因小小的舉動或善行而發光。
與其為爭取民權走上街頭，聲嘶力竭，我了解我能做的改變是尊重每一個人。記得我剛當急診室醫師不久，在急診室外碰到當天晚上照顧過的遊民，我請他們喝咖啡，並在休息時間與他們一起坐在人行道上聊天。他們向我敬菸，我隨手就抽了起來。後來我指導的實習醫師說他不知道我有抽菸的習慣。
我說：「我不抽菸，但那是他們僅有可以給我的東西，我就接受了。」
幾年後，這名實習醫師成為家庭醫師，他寫信給我感謝那晚我為他上了寶貴的一課，不但改變他的人生，也改變他行醫的方式，他學會傾聽人，給他們所需，而不只是他以為別人需要的。一九六九年的那四只復活節籃子到現在還在發揮影響力。
從瑞典回來，我進入俄亥俄大學就讀，並修習醫學院預科課程。剛從歐洲回來，覺得美國社會的規範與期望相當武斷，且看重表相多於實質內涵。當時女權運動方興未艾，男尊女卑沒有太大的改變。我不希望受制於任何人，我要跳脫年輕女孩的窠臼，選擇自己的職業生涯。
電影《酒店》（Cabaret）裡的女主角莎莉‧鮑爾斯是我的偶像，我最崇拜她我行我素，一點兒也不在乎別人的眼光。從小在我學習處理自己的情緒時，即深受人性黑暗面吸引。戰勝恐懼惡魔，常令我興奮莫名。這也是驅使我從事急診醫療的動力。急診室實有如我內心交戰的過程，是在安全範圍內逼使人面對生活中的危險與醜陋，而且去克服、且戰勝。
艾爾頓強七○年代初的一首歌，很能引發我的共鳴，歌詞是：「讓我了解人生瘋狂的一面。我是純真的幼童，利如刀鋒……帶我去兇殺案現場的暗巷、還有以高速火箭送我到太陽核心。」這首歌唱出我的心聲，我想了解掙扎求生的人、倒在路邊的人。我想看到人們未受文明矯飾的真性情。不久我遇到了一個轉捩點，讓我體驗到什麼叫做民間「疾苦」。
我二十三歲時，剛進入醫學院就讀時，對自己的運動天賦還自信滿滿。我仍相信好運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然而一夕間，天地變色。
一個暴風雨天，我開著福斯金龜車要到醫院上第一次臨床實習課。我在路口停下來等紅燈時，一輛疾駛的保時捷跑車突然從車後撞上來。我覺得脖子好像被鞭打似的發出劈啪聲。我的車後全毀，當時不假思索就跳出車子。我不認為傷得很重，拒絕肇事者送我就醫，只要求他送我回宿舍。幾小時後，我的脖子僵硬到無法下床。結果是我有四處盤椎破裂，
X 光一直照不出來，就這樣多年一直壓迫我的脊椎，直到有核磁共振出現，才真相大白。
車禍後，我幾近失能。我失去平衡感，突然變得笨拙。我無法再跳舞，或做以前易如反掌的事。但我還是憑著意志力完成學業。
這個意外發生在我開始接受醫學訓練之際，讓我變得謙卑。我了解人有旦夕禍福，人們生病或受傷並不是他們不夠努力或不希望長進，有時就只是運氣欠佳。
這個意外讓我成為較富愛心的醫師，因為我很能了解受不明病症折磨的苦。我常掉東西、手臂疼痛不止、排尿有困難。這些症狀並非我妄想出來的，但醫師找不出任何問題，就暗示我可能有妄想症。這些醫師的判斷改變我看待病人及其主訴的方式：不能因為我無法幫他們，就代表他們不需要幫忙。我的一位老師曾說，沒有荒唐病人，只有無能醫師。
這次受傷讓我學會無法靠身體取得優勢時，必須轉而靠大腦。我最先得接受自己不再有運動細胞的現實，經過悼念、埋葬、然後拋諸腦後。人們在經歷忍無可忍的失落後，必須學著繼續過日子。我們都曾在不同時候以不同方式這麼做。身為醫師，我得教人如何埋葬並遺忘失落，然後找到他們仍擁有的東西。我在失去健康時，就已經歷過「大死一番，再活現成」。但我怎料到我會再經歷一次，而這次我失去的是我摯愛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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