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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
2 穿越鏡子
南極支援協會（ASA）總部位於科羅拉多州丹佛郊區的鷹林工業區。過去十年，ASA與美國政府立約，支援「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在南極洲的科學基地、營區與艦隊。雖然民營的NSF自一九七一年起，即握有美國在南極事務的大權，而且政府也逐漸減少在南極洲的軍事勢力，但ASA仍不改以往的軍事作風。不久我就發現，該公司仍延續軍隊掌管美國南極計畫時代的管理模式。
諾曼‧渥爾夫在辦公室與我面談，並介紹我認識明年冬季南極點研究站主任麥克‧馬斯特曼（Mike Masterman）。這個留著棕色短髮的年輕人是電子工程師，曾在西維吉尼亞州的「國家無線電天文觀測站」負責設計天文望遠鏡系統。我們閒聊了一下，彼此留下印象。他們二位讓我感覺很自在，我對這份工作也深感興趣。
他們口中的南極聽來陰森恐怖，像是在警告我要有萬全的心理準備。我得知南極是「地球上最高、最乾、最冷、風最強勁而且最荒蕪的地方」。南極大陸約是美國的一．五倍大，有
97 ％的地方終年覆蓋著冰雪。南極不屬於任何國家，而是由國際條約管理。然而，美國在南極大陸擁有最龐大的研究陣容。美國有兩艘破冰研究船，一直在那裡進行海洋與大氣研究，陸地上則有三個研究基地，分別位於西岸的麥克馬多基地（McMurdo）、位於南極半島外海小島的帕默基地（Palmer）、以及我將派駐的南極點基地（South
Pole）。南極點的氣溫可降到攝氏零下七十二度以下，每年二月到十月有八個半月的時間，由於氣溫凍到飛機無法降落，形同與外界隔絕。其間還有一半時間是暗無天日的永夜期。
在面談中，我第一次對「過冬」這個詞印象如此深刻。如果我接受這份工作，我將在南極「過冬」，成為四十一位科學家與支援人員中唯一的醫師。我的工作內容包括收集資料與文書工作，但病人不會太多。從過去幾年的統計資料來看，南極點醫師平均一週只看三名病患。
這個工作很有挑戰性，但我的薪水會比現在少很多。優點是這絕對是一趟驚心動魄的冒險，我有很多時間閱讀、做研究、探索與反省。我需要這樣的空檔。長久以來我的生活像是坐上失控的雲霄飛車：工作、回家、倒頭就睡、然後再工作，少有餘暇做其他的事。我都快不認識自己了。如果能脫離忙碌的軌道一年，有助我釐清自己再出發的方向。但如果離開急診醫療一年，我會不會荒廢醫療技能並中斷我的生涯？還有我的小孩怎麼辦？待在南極點一年是有助抑或有害他們回到我身邊的機會？在接受這份工作前，我必須考慮清楚。
我與父母以及兩個弟弟在母親廚房的餐桌上共商大計，很多家庭重要決定都在是在這張桌子上拿定主意。為了這次家庭會議，史考特與麗莎從維吉尼亞州駕著他們的小飛機而來。史考特在歷經多次起伏後，現在承襲父親衣缽，經營一家建築公司，而且專門承攬修築破損的水壩與橋樑等艱鉅工程。艾力克是航太公司的高級工程師，他與妻子、兩個女兒與岳母開了五小時的車趕來。大家就圍著這張桌子討論我的南極行計畫。
母親一如往常興奮不已，她覺得此時我的人生需要開創冒險。她相信走霉運的人試著轉換跑道，做些改變，就能丕極泰來。她還以心理學家的身分勸我，兒童本能上會倚靠較有力量的家長，如果孩子看到我堅強起來，而且有嶄新的生活，才有可能鼓起勇氣回到我身邊。最後她斬釘截鐵地說：「達菲，如果妳不去，那妳真是頭殼壞掉了。」
史考特劈頭就說：「達菲，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如果能在南極生活工作，我願意做任何事。」
艾力克乾脆問我：「他們需不需要工程師？」他也同意，如果沒有家庭牽絆的話，他一定放膽一試。
父親就沒那麼肯定了。他說：「達菲，那裡異常寒冷，妳得熬上一年，聽起來在那裡生活怪淒慘的。」
這很像我爸說話的調調，大家都安靜下來聽他道出他的疑慮。
「達菲，妳知道那裡出不來，如果妳的朋友病了或過世了，只有妳可以照顧他們，這可是很大的責任。萬一是妳病了，那裡沒有別的醫師能夠照顧妳，若是得了急性盲腸炎甚至是癌症，怎麼辦？妳能救別人，但妳救得了自己嗎？妳有勇氣替自己開刀，救自己一命嗎？」
兩個弟弟異口同聲說：「她當然辦得到！」父親搖搖頭說：「妳可改變心意的。妳知道，妳不一定要這麼做。」但此時，大家都知道我是勢在必行了。
一如往常，由母親下結論。她說：「妳一直知道如何挺過難關，而且處理得很好。妳就繼續走你的路，圓妳的夢。人生不是用長短來衡量的。」
到最後，他們的共識是：這是我改變人生跑道的時候。他們雖沒說出口，但我知道他們私底下認為：我最好與前夫相隔一到兩個大洋，否則我可能會落入他的圈套，為了與子女團圓，勉強自己與他復合。
我的孩子是唯一能讓我改變心意的人。當我打電話想找他們商量時，女兒甚至不願接電話。我跟兩個兒子說我有機會到南極去，但如果能跟他們團聚，而不是一個月偶爾見面吃飯或是得在前夫在場時才能跟他們見面的話，我就不去。他們告訴我沒有這個可能。
我知道這不是小孩有意要傷我。跟前夫一起生活時，連我這個大人都無法反抗他，我又怎能寄望孩子能呢？
我知道不是所有失婚婦女都會選擇同樣的路。午夜夢迴時，我常揣想如果我換另一套策略、聘新的律師、上法院力爭，是不是有不同的結果。我很清楚自己仍有可能失去他們，而且在爭取的過程中，我會破壞他們童年僅餘的平靜。
當我發現自己在試著改變現狀卻徒勞無功時，我心碎了。我決定嘗試新的方向。我只有先跳上救生筏自救，而且這麼做的同時，也等於救了我的子女。沒有人想跟我同舟一命，我必須一個人走下去。我決定過一個全然不同的新生活，藉著變得更堅強，我才可能給孩子們跟隨我的力量。
我打電話給渥爾夫，告訴他我願接下這份工作。
那時已是十月底，沒剩多少時間讓我準備了。我打電話給ASA，要求做徹底的體檢與各種檢驗。結果一切良好，這可不能有萬一。牙齒 X 光片顯示，有顆牙齒已蛀到神經，由於南極點沒有牙醫，需要當場做根管治療。事實上，在冬季，所有緊急的牙科病例都得由醫師，也就是我來治療。
治療完後，牙醫留下我，幫我臨時惡補了五個小時的牙科訓練。好在我的外科底子不錯，對使用小器械在嘴巴裡操作還算得心應手。但我還是不由得捏把冷汗，一名牙醫的養成可是要花四年時間，我只能暗禱到時可不要出現太嚴重的病例。
隔天他們安排我接受心理測驗。要在南極洲過冬的人都必須通過包羅萬象的心理檢測，據說規模直逼軍方選核子潛艦人員。ASA希望找穩定、和群而且直覺力強的人。在非常環境下生活，需要能快速適應新環境，個性很有彈性的人。他們不希望雇到性格有缺陷、滿腹牢騷、長期抑鬱或濫用藥物的人。在完成好幾個筆試後，我與心理學家進行面對面訪談。
我到南極後，大家幾乎都會拿這個面談開玩笑。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一名ASA主任面試應徵者，他問：「你喝酒嗎？」
「不喝。」
「抽菸呢？」
「不抽」。
「到時候你都會的。」
當ASA裡面的工作人員聽到我是將到南極點過冬的醫師時，紛紛下意識地往後退一步，而且以一種很恭敬，甚至是敬畏的眼神打量我。這是我第一次認真地思考：天哪！我要去的到底是什麼地方啊？
回到俄亥俄州，我還有好多事要處理。我只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準備急診醫療考試，還得授權律師處理我的財務，並打包。我對南極一無所悉，如何準備在那裡過一年所需的東西呢？就我所知，我只能帶三個行李箱與三個橘色圓筒行李袋（ASA後來才會發給我，這是讓我裝三十多公斤重的禦寒裝備），還有一個隨身行李袋。我得帶足一年所需的衣服、肥皂、牙膏與衛浴用品、書籍、寢具、聽診器以及雖非必要，但我從不離身的：一把凱爾特小豎琴。
我記起一名病人教我如何為遠行打包的秘訣，她說：「先把妳需要的所有東西都塞進行李箱，一個禮拜後拿出一半的衣物，改多帶一倍的錢。」每次旅行時，我都會想起她的這個秘訣。這些話已被我奉為打包圭皋，但顯然這次並不適用。
我瞪著堆了一屋子的東西發愁時，南極點基地的冬季主任麥克‧馬斯特曼剛好打電話過來，說他在附近訪友，想在動身到南極前，過來探訪我並見過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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