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啟示錄(BE0059)──走出新資本主義的迷惘
Corrosion of Character :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經濟貿易
叢書系列：NEXT
作者：理查．賽內特
       Richard Sennett
譯者：黃維玲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9年06月15日
定價：200 元
售價：15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24頁
ISBN：957132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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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3

家庭教育受到衝擊

新資本主義的各個層面中，最直接影響人們工作以外的情感生活的是時間，而不是高科技資料傳輸、全球股市或自由貿易。「短期約聘」對家庭的影響是不斷搬家、別做承諾、別犧牲。瑞可的情緒在飛機上突然爆發：「你不能想像我在和小孩談到承諾時覺得有多白癡。這對他們是種抽象的美德，什麼也看不到。」我在用晚餐那時候根本不能了解他這種莫名其妙的衝動，但是現在我比較清楚了，他是在回想自己。他說的是，現在的小孩看不到他們父母、以及他們父母這一代在生活中所履行的承諾。

同樣的，開明、彈性工作場合所強調的團隊合作和公開討論等價值，一旦轉移到私密領域，就讓瑞可特別痛恨。團隊精神在家中實施起來具有毀滅性，使父母教養小孩時缺乏權威和堅定的原則。他說，他和珍娜看過太多父母碰到問題時說破了嘴就是不敢說聲「不可以！」也看過太多父母傾聽得太多、太多父母很清楚規矩卻不立下規矩；結果是造就了一堆茫然無所適從的小孩。

「要讓事情成為一體才行。」瑞可對我這麼說。我起先也聽不懂，然後他用看電視一事來解釋他的意思。或許這種做法並不常見：瑞可和珍娜習慣和兩個兒子討論他們從電視看到的電影或情境喜劇以及報紙報導的事件之間的關係，「否則就只是一堆影像而已」。不過他們討論的大多和小孩在電視上看到的暴力與性有關。安利柯常用小小的比喻來說明品德的問題；這些比喻來自他工友的工作－－像「你可以忽略灰塵，但它不會跑掉」。當我在瑞可的青少年時代認識他時，他對這些樸實簡短的智慧之語是有點難為情的。所以現在我問他自己是否也說些比喻或甚至從他的工作經驗中汲取道德規範。起先他直接避而不答－－「電視上沒有這類的事情」－－然後他回答：「嗯，不，我不講那些的。」

由此看來，工作中的行為，無論替人帶來成功或只能讓人生存下去，對於瑞可扮演家長的模範角色一點幫助也沒有。事實上，對這對現代夫妻來說，問題剛好相反：如何保護家庭關係，不向短期的行為、開會的心態，最重要的是不向缺乏忠誠和承諾的現代工作場所舉白旗？瑞可認為，家庭應強調的不該是隨風轉舵的新經濟價值，而是正式的義務、信任、承諾和目標，這些都是長遠的價值。

這種工作和家庭間的衝突點出了一些成人經驗本身的問題。在短期的社會中，如何追求長期目標？如何讓社會關係長久持續？在一個由插曲、片段組成的社會中，一個人如何發展出身分和生命史的連續敘述？而這種飄浮在時間中、從一地到另一地、從一個工作到另一個工作的經驗，卻促使新經濟情勢愈趨強大。大體來說，瑞可的困境是他的品格即將受到短期資本主義的侵蝕，特別是那些把人聯繫起來、持續給予每個人自我感的品格特質。

晚餐結束前，我們兩人都沈浸在自己的思緒之中。我心裡想的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資本主義已經達到最後的巔峰；無論市場是否更自由、政府的控制是否較少，這個「制度」已經一如以往地，透過成功和失敗、支配和屈服、疏離和消費，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中。文化和品格的問題對我而言可以用這些熟悉的分類來區別，但是這些舊的思考習慣並不能捕捉現在年輕人的經驗。

瑞可談到家庭的一席話顯然也讓他思考自己的道德觀。當我們到機艙後頭吸菸時，他說自己曾經是自由派，就是美國人泛指的關心窮人、善待黑人及同性戀等少數族群。安利柯無法容忍黑人和外國人讓他的兒子覺得很慚愧。不過，自從工作後，瑞可說他變成了「文化保守派」。他像大部分同輩一樣厭惡社會的寄生蟲，對他來說最具體的就是拿政府社福支票酗酒磕藥的媽媽。他開始相信固定、嚴峻的團體行為標準，而不是和工作中的開放會議一樣的那些「自由式教養」價值。瑞可舉例告訴我，他贊成某些保守圈子提出的方案，父母太壞就把他們的小孩帶走，放到孤兒院。

我一聽很火大，兩人辯得面紅耳赤，層層菸霧籠罩著我們的頭頂，我們各說各話（回想起來，我發現瑞可也很高興把我惹火）。他知道他的文化保守主義僅止於此－－是一種理想化、象徵性的社區。他不是真的希望把小孩關在孤兒院裡；他的成人經驗中當然很少有過去那種保守主義，譬如，每次他一搬家，其他人就當他是全新的人，過去種種已煙消雲散。他所贊同的文化保守主義是種對連貫一致性的見證，而這種一致性在他的生活是看不到的。

關於家庭，他的價值觀不單純是因為懷舊而已。瑞可其實不喜歡嚴格的家規，像安利柯給他受的罪。即使可以，他也不願意回到安利柯和佛萊維雅生存的直線性時間；當我告訴他，身為大學教授，我有終生教職時，他的眼神帶著一點厭惡。他把無常和冒險視為工作中的挑戰，身為顧問的他已經很擅於扮演團隊成員的角色。

但是這些彈性行為模式對瑞可擔任爸爸或社區成員的角色毫無助益；他希望維持社會關係、提供持久的指引。他強調長遠價值的觀念，就是為了對抗工作中被斬斷的關係、鄰居存心的健忘、孩子變成購物商場老鼠的噩夢。於是瑞可就這樣掉入了陷阱。

他所舉出的價值：會說「不行」的父母、要求付出的社區、依賴是種罪惡，這些都是固定的規範。這些道德規範中容不下環境的變幻莫測－－畢竟，隨意的突發奇想是瑞可亟欲對抗的，但是要實現這種永恆的規範是有困難的。

這種困難出現在瑞可談到他過去 14 年在各地搬遷時用來形容的話。雖然搬很多次家不是出於他的意願，可是他卻很少用被動語氣來敘述這些事情。例如，他不喜歡說「我被解雇了」；相反的，當他提到這件在密蘇里辦公園區發生的事情時，他說：「我面臨危機，必須做個決定。」什麼危機呢？他說：「我自己作的決定，搬這麼多次責任全在我。」口氣聽起來像他爸爸。「有責任自己扛」是安利柯最重要的話，但是瑞可不知道怎麼照這話做。

我問瑞可：「你在密蘇里被裁員時，為什麼不抗議？為什麼不抗爭？」

「我當然很氣，但是這麼做沒什麼好處。企業要進行精簡沒什麼不公平，不管發生什麼，我都得面對後果。我要請珍娜再跟著我搬一次家嗎？對她對小孩都不好，我該問她嗎？這種事我該寫信問誰？」

他無能為力。即使是這種出乎他控制範圍的事，他還是覺得自己有責任；他真的很在乎，一肩承擔了下來。但是何謂「扛起責任」？他的孩子根本就把搬家當作家常便飯；他的太太事實上已經很感激他願意為了她搬家。然而瑞可說「搬這麼多次責任全在我」這句話，是在給我出難題。這時我了解，我萬萬不能回答：「你又怎麼負責？」這話雖然合理，卻是種侮辱－－等於在說你並不重要。

人格特質連帶轉變

安利柯有種多少是宿命的、舊時代的觀念，認為人出生在特定的階級或某種生活狀況就應在這些限制之下認命地盡力而為。他碰過在他掌控能力之外的事情，像解雇，後來撐過來了。從我剛剛提到的那段爭辯可以看清，瑞可的責任感更為絕對。他讓人注意的是他勇於負責的品格特質，而不是他採取了什麼行動。彈性制度已經逼得他把純粹的意志力當作自己道德品格的精髓。

為自己無法掌控的事情負起責任，這聽來很熟悉－－就是內疚感－－但是這樣形容瑞可是不對的，至少我覺得他似乎不是這樣。他並沒有沈溺在自責之中，也沒有因為面對一個彷彿分崩離析的社會而失去勇氣。他對於品德良好的人該做什麼事所下的規範或許顯得有點單純幼稚，但是用這點來評斷他也是不對的。就某方面來說他很實際；的確，寫封信給雇主說他們怎麼把他的家庭搞得一團亂是無濟於事的。因此瑞可純粹靠意志力來抗拒：他不會漂浮不定。他特別要抗拒某些品格特質受到侵蝕，像忠誠、承諾、目標和堅決，這些本質上都是長遠的。他肯定永恆的價值，並讓這些價值成為他的特徵－－永遠、恆常、本質。他的意志變得靜止呆滯，他掉入無條件肯定價值的陷阱中。

在漂浮經驗和呆滯肯定的兩極之間，卻缺少了可以組織他行為的敘述故事。敘述不只是簡單的事件編年紀載；它們形成時間的前進，暗示事情發生的理由，顯示出事情的後果。安利柯的生命有敘述，直線形、累積的，在高度官僚化的世界，這敘述是合理的；瑞可則生活在短期、彈性制度和變動的世界之中，這個世界無論在經濟上或社會上都對敘述毫無貢獻。企業的分家或合併、工作的出現或消失，都是毫無關聯的事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在思考企業家的角色時說，創造性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要求人們在無法猜測改變的後果、無法得知接下來的發展時，還能夠舒坦自在。但是大部分人無法用這種滿不在乎、無關輕重的方式安然地面對改變。

當然瑞可並不想當個熊彼得式的人，雖然他在生存的殘酷競爭中表現得很出色。「改變」意味著只是漂浮著；瑞可擔心他的小孩在道德上或情感上都會漂浮不定－－但是就像他對雇主欲言又止一樣，他沒辦法寫封信給小孩，引導他們成長。他想教導小孩的課題是永恆的，他自己的意志也一樣－－這表示他的道德箴言是放諸四海的。改變所帶來的混亂和焦慮讓他內心擺向另一個極端，或許這是他無法從他的生活找出闡明性的故事給小孩聽的原因，或許這就是他說的話無從讓人了解他的品格或理想的原因。

我提到這段偶遇是因為瑞可對時間、地點、工作的經驗並不獨特，他的情緒反應也無出奇之處。新資本主義中的時間狀況已經造成品格和經驗之間的衝突，時間脫節的經驗讓人們沒有能力塑造品格，將其納入持久的敘述之中。

15 世紀末，詩人霍克利夫（Thomas Hoccleve）在《養生主》（The Regiment of Princes）嘆道：「噢！世界之安穩何處尋？」－－同樣的感嘆也出現在荷馬（Homer）及《舊約．耶利米書》中。在人類歷史的大半時間，人們都能接受戰爭、饑荒等災難會突然讓生命動盪不安，為了生存他們必須見招拆招。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在 1940 那年焦慮不已，他們才忍受過經濟大恐慌後的殘破，眼看世界大戰的陰影又節節逼近。

如今，不確定感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存在不是因為歷史災難即將到來使然；反之，它是和旺盛的資本主義日常經驗交織在一起。不穩定是正常的，熊彼得的企業家成為理想中的「每個人」（everyman）。或許品格的侵蝕是不可避免的結果。「短期約聘」使得行動長期迷失方向，解開信賴和承諾關係，把行為和意志劃分為二。

我想瑞可知道自己是個既成功又迷惘的人，帶給他成功的彈性行為正在無可救藥地削弱他自己的品格。如果他是我們時代的「每個人」，這樣的困境就是他所具有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