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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市場波動之害
市場波動之害
2000 年時，紐約的投資基金力寶塢控股公司（Ripplewood Holdings）主導旗下公司團投資 12 億美元，收購曾經叱吒一時、但最後宣告破產的日本長期信用銀行（Long-Term
Credit Bank of Japan）。新公司入主後，即聘請前日本花旗銀行的主管建立全新的經營團隊，準備力挽狂瀾。在接下來的兩年中，重生後更名為新生銀行的新銀行，大刀闊斧地引進信用定價與放款回收的最佳實務做法，以便打消壞帳。日本的大型銀行唯恐新生銀行的舉動引發企業拖欠貸款，因此遊說政府出手管制，利用黑箱作業將新生銀行擯棄於日本綿密的銀行體系之外。在
2002 年時，新生銀行是日本少數賺錢的銀行之一，但它卻難以掙脫表現不良者的拖累。
無可否認地，亞洲銀行必須要冒險進取，才有可能充分發揮潛能。亞洲具有實質的成長基本面，但是目前的結構性缺失，也正是 1997 年金融危機以及日本經濟超過十年疲弱不振的主因。這些因素根源於亞洲各經濟體內資金流通的方式、公司營運的透明度，以及中央銀行、銀行董事會與主管機關的獨立性不足；其中的種種問題不但複雜，而且牽一髮動全身。若不一氣呵成予以解決，亞洲可能將再度陷於危機。
主張自由放任政策的人會辯稱，消除或限制國家的影響力，才能創造出穩定、有效率的市場。但是亞洲的結構性問題已經根深蒂固，政府非得插手建立新的成功基礎不可；不過這麼做的確需要時間。與此同時，亞洲許多典型的不良借貸措施將持續進行，導致金融市場的信貸景氣循環。
若要在這種環境下成功，銀行必須為市場的不確定性與波動做好規劃。銀行至少要避免風險較高的大型企業放款，而將重心放在可以提高報酬、又不會造成資產負債表壓力的業務，以賺取手續費收入。
主要銀行業者也需要策略規劃，以便因應未來幾年內，將困擾亞洲金融市場的景氣動盪。銀行必須建立準備金，並事先擬定局勢不安時的合併步驟，才能未雨綢繆。在準備的過程中，大型業者得以利用市場的波動強化其領導地位，在競爭對手力求生存時，拉大領先差距。在過去，銀行的業務計畫總是以快速的直線成長為假設，現在則將對市場週期的預期納入策略規劃；這是一種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做法。新生銀行的例子亦證明了，即便是規劃最完善的計畫，也需要大膽的行動與耐心才能成功。若要知道何時才是採取行動的最佳時機，就必須仔細研究市場的動態，特別是會威脅機會成長的盤根錯節障礙。
銀行若要應付市場波動、建立領先地位，就必須破除以下五大障礙：
日漸增加的逾期放款：壞帳問題一直是亞洲銀行界的沉痾，而更嚴重的是，即使在韓國等已歷經改革的市場，一宗宗的逾期放款仍不斷冒出，更別提日本與大部分的東南亞國家。根據我們的經驗，即使在中國等新興市場，也有
5 ％到 8 ％的貸款會在一年內成為逾放。
若無法藉由改善授信流程及解決現有的不良債權，以便遏止新的虧損，其後果就是資產負債表惡化、新的資金源頭無法開展、經濟成長受到鉗制。最後，在人口多到實質經濟成長需達
7 ％才能維持穩定就業水準的經濟體中，社會動盪的可能性將升高。由於未來十年內，亞洲的經濟將持續榮枯循環，欲脫穎而出的銀行別無選擇，只能增實備抵壞帳提存，以因應即將來臨的風暴。
資本市場尚未開發：逾期放款之所以持續累積，部分是因為亞洲大部分的資本市場深度不足，無法提供將資金導向實質經濟面的其他管道，因此市場波動性高，而機構投資人的資金基礎，亦無法透過國內退休基金和有錢人的投資來形成，市場也因此無法有效地為風險定價或分配風險。國內法人資金的不足，自然也阻礙了債券市場的形成。債券市場的功能是提供企業與大型公共工程中，長期的融資管道。
上述情況意味著，銀行仍需扮演籌資工具的角色，相關的結構性風險將依然存在。隨著各國政府推行強制退休金計畫，亞洲的資本市場將逐漸向下紮根。在這段過度期間，銀行主導的資金調度所產生的波動性，將依然是一大問題。
缺乏真正由企業控管的市場：唯有在市場進一步開放由企業掌控的情況下，領先的銀行才能夠在不景氣中鞏固其地位。表面上，亞洲的金融市場似乎於購併風潮的帶領下，正在經歷激烈的重整。在許多市場中，銀行的數量急遽下滑，而集中在大型行庫的資產，自
1997 年的金融危機以來也有顯著的成長。但實際上，銀行體系的效率和效益卻幾乎沒有實質的長進。
儘管法律允許、甚至鼓勵業界整併，在大多數的市場中，購併行為仍由政府所操控。在景氣低迷時期，理應成為購併目標的銀行，通常利用政治關係規避同業的收購，或拖慢整併的速度；此舉造成市場上存在許多「名存實亡」的金融機構，他們頂多是把幾家銀行湊在一起，再起個新名字。這些銀行毫無解決自身問題的動力，且由於他們無法正確地為風險定價，因此成為整個產業的獲利負擔。同時，他們也阻礙了較大型業者透過購併來增加規模。想要駕馭市場波動的銀行，必須讓主管機關相信，汰弱留強才有利於經濟發展。
缺乏重整產業的政治意志：有些政府遲遲不願特定合併案成局，顯示其推動金融改革的政治意志力非常薄弱。民營業者在接管公營行庫時，最主要的阻力通常來自為數龐大的公職人員，對其飯碗恐將不保的疑慮。任何大範圍的改革都不脫防止新壞帳的產生，其做法就是關閉實際上已經破產之金融機構的資金源頭，而身陷債務的企業將跟著喪失資金來源。這可能會導致大量失業，在政治上的確是痛苦的決定。由於各國政府推行金融改革的意志堅定程度不一，因此亞洲各國的相關政策也各異其趣。
導致情況更為複雜的是，銀行主管機關推行必要改革的範圍十分有限。 2002 年時，台灣的財政部長欲關閉逾放比超過 40 ％的農漁會信用部，此舉導致農民走上街頭抗議。陳水扁總統隨即宣佈暫緩農漁會改革，並且南下向農民致歉及接受財政部長的請辭。政府若不以超然中立的立場推動政策，金融業的改革、整併與資本結構調整，勢將毫無頭緒。
透明化和企業治理的進展遲緩：可以確定的是，政府要進行金融改革的同時，又要維持經濟穩定，絕非易事。就算所有績效不佳的銀行和企業馬上關門大吉，在亞洲市場中，企業經濟的透明度也不足以讓投資人有轉調資金的信心。亞洲的頂尖企業中，不到
15 ％有信用評等。企業資訊的公開化，至今依然只是操控的藝術，而非嚴謹的科學。
此外，企業治理大都缺乏制衡機制，無法確保理性的決策與小股東的利益獲得保障。如果亞洲銀行面臨的種種挑戰，可以用一個概念貫穿的話，此概念即是：透明化加上企業治理的最佳務實做法，便是資金得以適切疏通的關鍵，也是市場經濟得以擴張的癥結。銀行必須強化董事會的獨立性，並建立與其他債權銀行共享資訊的機制。
銀行也必須坦誠面對決定亞洲經濟的幾股強大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中國的崛起。在接下來的十年中，隨著香港、台灣與中國的日漸融合，亞洲的成長將取決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大陸的吸金效應可能將剝奪鄰國的成長機會，而其日漸增長的國外直接投資（FDI）與貿易，也意味著其他新興的經濟體──尤其是債台高築的東南亞國家，將失去其景氣所賴以復甦的資金。港台兩地、日本以及少數韓國製造商為了維持在外銷市場的競爭力，爭相前進中國，其國內銀行必將面臨客群流失的沉重壓力。
雖然中國的興起對其他的亞洲經濟體，構成了沛然未之能禦的挑戰，但另一方面，中國的蕭條可能更令人頭痛，因為亞洲將少了最強勁的經濟成長來源。在中國大陸與全球各地的往來日漸活絡之際，新的風險也隨之而起。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
2003 年初，從華南開始蔓延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病毒。中國經濟的衰退或社會的動盪，也都將殃及其他地區。如果鄰國太過依賴中國的話，亞洲地區的風險與波動性都將增加。中國就像是一具既能前進、又能後退的渦輪引擎，一方面它將帶動亞洲銀行業的成長，但另一方面它也能使景氣的蕭條惡化；其中的關鍵在於讓這具引擎繼續前進，以合理的速度順利運轉。
由於亞洲經濟的主要成分是新興市場，本區可能將經歷快速成長與高波動性，這一點自然不令人意外。雖然日本、香港、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等較成熟的市場所累積的財富，可媲美、甚至超越歐美，然而在經濟方面，基本上仍深受鄰國的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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