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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第四章 門徒
（巴柏）是當代的蘇格拉底。－亞爾尼‧彼得森（Arne
Peterson）
閱讀蘇格拉底的對話集真是浪費時間！──維根斯坦
揮舞撥火棒、摔門──道德科學俱樂部究竟是什麼地方？
一八七八年以來保存在劍橋大學的會議記錄顯示，這個俱樂部迄今仍習於由大師領導晦澀的辯論。撥火棒事件一週後，邀來牛津大學研究員J‧L‧奧斯丁（J.
L. Austin）演講，他是普通語言學派（the ordinary-language
school of philosophy）的領導者，以發現口語細微差異的價值著稱。他演說的主題是：第一人稱單數現在式直述動詞的表達即是一種行為，像「我將這艘船命名為《伊莉莎白女王號》，」「我宣佈會議開始，」在結婚儀式中說「我願意」等。同時其他論文還檢驗了幻覺的可能性、表象與真實的差距，及必然性的觀念。不久前艾爾還發表關於因果關係本質的演說。
參加道德科學俱樂部研討會的人都嚴肅地看待哲學，而非對一般大學生的要求。長久以來為了吸引注意，俱樂部準備了罕見的淡啤酒、辯論會、音樂演奏、雜誌編輯和政治爭論。校園裡有各種吸引人的娛樂和體育活動，還有沈悶的論文要寫。在一整天的課之後，只有最認真投入的人才會被兩小時的第一人稱單數現在式直述動詞所吸引，這種聽眾將會使發表論文的人面臨嚴峻的挑戰。
但是在一九三○年代和四○年代，那些菁英並非因此而來，根據某些記述，研討會彌漫著一種美式足球間的部族意識，反而不像個學術社團。據說，每次討論都充滿了向維根斯坦表達忠誠的熱情。哲學家吉伯特‧芮爾（Gilbert
Ryle）提到他曾偶然造訪俱樂部，「他們對維根斯坦無法控制的崇敬害我提到其他哲學家時都受到奚落。」
某些道德科學俱樂部的常客對此有異議。約翰‧溫洛特爵士說，儘管針鋒相對，辯論仍保持一定風度。克萊瑟爾也說，辯論是激烈但有禮貌的。然而就算不被嘲弄，在這俱樂部發表論文仍會毀掉演說者。一九四○年六月十二日，正當德國坦克對法國展開猛攻直指巴黎時，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冒險從牛津全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來到道德科學俱樂部。他的傳記作者米迦勒‧伊格納提耶夫（Ignatieff）描述了這個場景：
所有的劍橋哲學家都出現了──布雷斯韋特、布羅德（Broad）、尤因（Ewing）、莫爾、魏斯敦（Wisdom）以及維根斯坦。他身形小而英俊，身邊圍繞著助理穿著和他一樣的花呢夾克和白色開領襯衫。柏林發表有關我們如何能得知他人心智狀態的知識的論文。維根斯坦提了幾個問題之後，開始顯得不耐煩而喧賓奪主。柏林記得他說：「不，不，不是這樣的，讓我來吧。我們不要談哲學。我們來討論些日常生活上的事…」
一小時以後，維根斯坦和他的助理站了起來，屈身越桌和柏林握手。「很吸引人的討論。感謝你。」說完隨即走了出去。他們的相遇也意味著以撒柏林哲學生涯象徵性的終結。
維根斯坦有一群支持者聲援似乎不令人驚訝，他是個具有魅力的教師。激進的英國研究員，F‧R‧李維斯（F.
R. Leavis）是維根斯坦在劍橋的同僚，兩人在一九三○年代素有往來，正如李維斯的情況，維根斯坦吸引的是門徒而非學生。，。，他們的門徒很喜歡模仿老師的特殊舉止。「繼維根斯坦成為哲學教授的喬治‧亨利克‧馮‧萊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回憶：「維根斯坦認為作為一個教師，總括來說他對門徒獨立心智的發展是有害的。他說的沒錯，想要從維根斯坦這兒學到東西，卻不學會他的表達方式和口頭禪，甚至模仿他的語氣、氣質和手勢，幾乎是不可能的。」
維根斯坦的學生之一，後來成為康奈爾大學哲學教授的諾曼‧麥爾坎（Norman
Malcolm），是維根斯坦眼中「嚴肅而且正直」的朋友，他也有相同看法：「我們很少人能不模仿他的特殊舉止、語調、叫喊。」包括把手放在前額，特別贊同時的「Ja!」叫喊聲，和他皺起眉毛的表情。他會雙手合掌，伸長手指對著他認同的人，若不認同則會雙手快速下墜。
一則模仿的軼事與維根斯坦對馬孔的影響有關。一九四九年，維根斯坦到康奈爾拜訪馬孔並旁聽其一場研討會，有一個學生竟然問後面那位「模仿麥爾坎」的老先生是誰。維根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在他死後十年，一九三○年代教他俄語的費妮雅‧帕斯卡（Fania
Pascal），在一名偶然相遇的新朋友身上發現他的特色，而且這個人還不是哲學家。
接著我們看到第一個扣子刻意解開的襯衫。約翰‧溫洛特爵士記得那些助理像是比較骯髒的維根斯坦，維根斯坦可能穿著隨便，但是卻乾淨整齊：「當我初次見到他時，他看起來像個退休的陸軍軍官。他穿著開領襯衫、灰色法蘭絨褲子、花呢夾克、擦得晶亮的拷花皮鞋。但是沒有半點兒骯髒，他全身都很講究，而且穿著很特別。」
門徒圈內對這位大師的虔敬到了滑稽的程度：睡在窄床上，穿著橡膠底帆布鞋，為了讓蔬菜呼吸而用細繩袋子裝，晚餐的芹菜放在水裡。但是這不只是模仿有趣的癖好，他的學生也全面改變生活態度，學習維根斯坦「目中無人的簡約態度，」輕視那些以前認為無害而享受奢侈品，根本「微不足道而且不值得留戀。」事實上，他們可能是比維根斯坦更像維根斯坦，因為大師自己並不像外表看來那樣清苦。他從未在三一學院的貴賓席用餐，因為在那裡用餐必須打領帶。希歐多爾‧雷帕斯（Theodore
Redpath）是維根斯坦一九三○年代晚期的學生，後來成為劍橋大學教授，他敘述維根斯坦如何向他借燕尾服、白背心、領帶和硬襯衫，去參加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三一學院研究員任用餐會。他「以典型的嘲諷傲慢語氣」告訴雷帕斯，他要以「教授級研究員的身分」去參加餐會（黑字為雷帕斯的強調語氣）。
雖然維根斯坦掌控研討會的惡名遠播，但是他偶爾確實會認真聽講甚至學習。一九四四年，維根斯坦將G‧E‧莫爾（G.E.
Moore）在研討會上發表的重要難題命名為「莫爾悖論」（Moore’s
Paradox），並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的研討會中專門討論它，時值他與巴柏發生衝突的前一年。莫爾後來答覆維根斯坦的回應，並將這次演說命名為〈P但是我不相信P〉。
「莫爾悖論」提出了諸如「史密斯離開房間但是我不相信」及「房間裏有火但是我不相信」此類的命題。莫爾認為這些是荒謬的，因為它們在心理上是不可能的。但是，維根斯坦對這些命題感到興奮不已，因為即使它們不像「史密斯離開這個房間而且留在這個房間」的命題形式，在邏輯上它們還是不可允許的。它們違抗了我們的語言邏輯，而且沒有人會說出這樣的句子。換句話說，維根斯坦認為莫爾的命題顯示，即使它們不是「P且非P」（P
and not-P）的絕對互斥形式，還是無法用來溝通。對維根斯坦來說，這個例子說明語言中不可允許的東西比他相信的更微妙，常識邏輯的內容比邏輯學家所用的形式邏輯更豐富。
莫爾，就像劍橋哲學的另一個發光體一樣，將道德科學俱樂部當作測試新概念的地方，，並依據討論結果來決定新概念要繼續修正或者完全放棄。對維根斯坦來說，如果討論的主題引起他的興趣，他就會全神貫注而忽略週遭的環境。有一次研討會後他和麥可‧吳爾夫散步回家，兩輛美國陸軍貨車近身急馳而過，掠動了吳爾夫的長袍。「那些貨車開得太快了，」他抱怨道。維根斯坦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件事，以為吳爾夫是在比喻研討會的論文，還回答：「我看不出那和這個問題有什麼關聯。」
為了使道德科學俱樂部的聚會更有效果，維根斯坦對於討論該如何進行有堅定的立場。一九一二年，在劍橋受教於羅素一年之後，他在俱樂部強勢推行了由主席引導討論的計畫，莫爾被選為主席並任職長達三十二年。維根斯坦的目的是要消除做作和空洞的廢話，而且他在劍橋期間偏好的論文也是越短越好。。一九一二年底，他在自己的房間發表一篇題名〈哲學是什麼？〉（What
is Philosophy?）的論文，。根據會議記錄，「這篇論文持續了僅僅大約四分鐘，比先前泰先生（Tye）的記錄還短了近兩分鐘。哲學被定義為各種科學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假設為真的所有原始命題。大家討論了這個定義，但是並沒有要採用的意思。」
爾後三十五年，維根斯坦與道德科學俱樂部的關係，就像他的人際關係一樣風風雨雨，無法預測。一九三○年代初，他因為抱怨大家言不及義而不再出席聚會。一九三五年，當他發現羅素要到俱樂部演說時，他寫了封信給這位以前的指導教授解釋他的困境。他出席這場演說是理所當然的，他說:
但是：──（a）我四年前我就放棄參加道（德）科（學）（俱樂）部；因為那時人們多多少少為了我在討論時話太多而反對我。（b）布羅德也會出席，我相信他是反對我最激烈的一個。另一方面，（c）如果要參與討論，很有可能我就會說很多話，佔用許多時間。（d）即使我說了很多話，我可能會發現我根本沒辦法在這樣的聚會中解釋什麼。
一九四四年，莫爾由於健康因素卸任，，由維根斯坦繼任主席。兩年之內除非重選，否則主席職位不會被取代。不過從那時起，他對聚會的態度已有了改變。諾曼‧麥爾坎說維根斯坦發現那裡的氣氛「極為不愉快。」
他只是出於責任感而列席，他認為應當盡己所能使研討會像樣些。在論文朗讀之後，維根斯坦總是第一個發言的人，只要他在場，就完全掌控了討論過程。他相信他老是扮演這種重要角色，對俱樂部並無益處。但是另一方面，以他的個性，要他不參與討論也是不可能的。他的解決之道就是在討論進行一兩小時之後離開會場。結果造成維根斯坦在場時討論熱烈而切題，但是當他離開以後，就變得瑣碎、平淡而且沈悶。
俱樂部必須想出辦法來解決維根斯坦主宰研討會的問題。他在劍橋期間，道德科學俱樂部多次在他的主導下採用了對某些不「希望」教師「參加」的研討會標星號的制度，雖然在理論上星號是用來排除所有的教師參加，但是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它只針對一個人。維根斯坦當然嚇壞了學生，而教師們則抱怨他打斷演講的習慣也很失禮。甚至當星號出現在議程卡上時，其他的教師有時還以學生的賓客或其他身分出席，以規避這些規則。然而，巴柏的論文沒有被標上星號，那個學期也沒有任何論文被標上星號。不過其他的規則在維根斯坦擔任主席之後便開始執行。後來他還規定給演說者的邀請函格式，並指定發表的必須是「短篇論文，或者一些開場白，陳述某種哲學難題。」這種措辭完全符合他對正式講課的不信任，以及他對哲學論述界限的觀點：沒有真正的哲學問題，只有語言學的難題。西迦普在給巴柏的邀請函中也沿用維根斯坦的用詞。
正如那晚擠入H3研討室的大學生及教師們即將看到的，巴柏博士很仔細閱讀了那封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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