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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譯序 1
活下去，並且要記住
◎文／景凱旋
1992 年 4 月，美國納特格大學舉辦了一次國際研討會，討論的題目是蘇東劇變後的局勢，參加者中有許多前蘇聯和東歐的作家。捷克當代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瑪也在會上作了發言。他說，人們常向他提出這樣兩個問題：他的童年是怎樣從納粹集中營裡熬過來的；他作為一個作家又是怎樣從前蘇聯的長期占領中熬過來的。對此他沒有直接作答，而是講了一件不相干的經歷，說他在抵達甘迺迪機場後，丟掉了隨身的錢財和講稿，儘管他很沮喪，可最終還是幸運地熬過來了。「只要熬過來，不幸的經歷總是值得的。」他說。這番話使我想到克里瑪的小說《我快樂的早晨》，一部面對生活的荒誕而顯得輕鬆快樂的作品。當時我們早已譯完這部小說，一直在尋找出版的機會。對克里瑪來說，將重大歷史事件與日常生活細節相提並論，這並不是我們常說的「向前看」，而是將兩個全然不同的範疇聯繫起來的存在隱喻，正是這個純粹卡夫卡式的回答，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關鍵。
克里瑪 1931 年生於布拉格一個猶太家庭，父親是位電機工程師。他 10 歲時就隨父母被關進納粹集中營，在那裡度過三年多時光，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悲慘貫穿了他的童年，他的所有兒時夥伴都死在了毒氣室，這段經歷無疑滲透到了他後來的創作中，形成了他的個人風格。 1956 年，克里瑪從著名的布拉格查理大學語言學院畢業，任一家出版社的編輯，並從 1960 年開始發表小說和戲劇。自 1964 到 1968 年期間，他一直在當時最負盛名的一家知識分子周刊任文學主編。作為一個曾在納粹集中營中待過的作家，克里瑪對自由的敏感必然會與現實社會發生衝突，當初他感謝新政權帶來的解放，但隨著經驗的增長，他越來越意識到，基於反抗壓迫的革命並不一定就會導向自由和正義的境地，所以在「布拉格之春」中，他表現得相當活躍。當這一事件隨著蘇軍坦克的入侵而告結束後，克里瑪去了美國密西根州一所大學，在那裡做了一年訪問學者。之後他謝絕了朋友的勸告並回到捷克，但隨即失去了工作，為了生計，他做過短期的救護員、送信員和勘測員助手，同時仍作為一個自由撰稿者繼續寫作，這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是很普遍的事。有二十年時間，他的作品在捷克國內完全遭到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學」的形式在讀者中私下流傳，這些作品與哈維爾（Vaclav Havel）、昆德拉等人的作品一道，構成了當代捷克的另一種文學史。 1989 年發生的「天鵝絨革命」，使他的作品重新得以出版，此後他開始擔任國際筆會中心捷克分會主席，後改任副主席至今。接踵而來的是，他的文學聲譽日隆，在捷克的讀者群中甚至超過昆德拉，成為九○年代捷克的代表作家，一部作品的銷量在其國內就達十餘萬冊。那原因，除了其作品本身的藝術成就外，大概也是因為他不像昆德拉那樣最終移居國外，而是一直堅持留在國內寫作，所以更能與當代捷克人的情緒相通。用克里瑪的話說，他的作品試圖表現的是一種「布拉格精神」。在這個意願的驅使下，他寫出了《我快樂的早晨》及其他許多作品，如《我的初戀》、《愛情與垃圾》、《被審判的法官》、《我金色的貿易》、《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以及散文隨筆集《布拉格精神》等，這些作品都已被譯成了多種文字，並受到世界文壇愈來愈多的關注和好評。
對任何一名捷克人而言，像「你是怎麼熬過來的？」這類問題都不僅是屬於個人的，而且也是屬於一個民族的。克里瑪的創作就很清楚地表明，他的作品植根於他個人的命運，而他個人的命運又植根於民族的命運。在歷史上，捷克民族屬於古斯拉夫族的一支，早在公元九世紀，他們的祖先就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十六世紀捷克併入奧匈帝國，成為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一個屬地；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歲月裡，捷克又曾先後經歷了德國納粹占領和蘇軍占領；尤其在東西方冷戰時期，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它長期屬於分裂的歐洲的一方，喪失了國家的特性。但無論有多大的壓制，民族和個人的特性仍然能藉助於文學，穿過重重的政治帷幕傳出來。相對於捷克的政治地位，它的文學無論其成就還是影響，都早已是世界性的了。魯迅先生曾經說過：「捷克人在斯拉夫民族中是最古的人民，也有著最富的文學。」這話並不過譽。對中國讀者來說，這塊波希米亞的舊土富饒而迷人，似乎特別適於文學的生長，從這裡走出的作家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如群星燦爛，凸現在我們遠眺世界的視野中。五、六○年代的讀者今天大概還能記得哈謝克（Jaroslav Hasek, 1883-1923）的名字，他的《好兵帥克》曾在我們心裡引起過長久的迴響。到二十世紀下半葉，又有一些捷克當代作家，如現任捷克總統哈維爾，被稱為先鋒派重要代表的赫拉貝爾，以及中國讀者已經非常熟悉的昆德拉等，更是出於其作品描寫了極權社會中人的異化和荒誕，同時又處處表現出獨特的波希米亞人文精神，而為世界文壇所矚目。可以說，大多數捷克作家的作品其實都是在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一個缺乏自由的社會中人們是怎樣活下去的。
捷克人的氣質裡有一種根深柢固的退縮，這是一種講究現實的人文精神，從哈謝克到克里瑪，都可以尋繹出它的一脈相承。這種精神滲透了捷克人的生活，造成了一個非常大的現實空間，比如，在新近出版的散文隨筆集《布拉格精神》裡，克里瑪就曾指出，不同於周圍國家，布拉格市中心的建築都有一個不起眼的外表，這裡的人在十九世紀末還曾仿造過一座埃菲爾鐵塔，但比例卻要小得多，看上去就像是對偉大的一個幽默。原因大概是悖謬的，一方面是飽受蹂躪的大陸民族，有著對故土的摯愛和對苦難的敏感，一次次捲入大國之間的霸權爭奪，經歷了不同時代的極權統治，難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充滿對這個世界的荒誕感；另一方面則是經受過文藝復興的理性的洗禮，融合了捷克、德意志和猶太三種住民的文化傳統，在長期的兼容並蓄中也學會了妥協和適應。但退縮還不是完全因為這些，而是因為他們經歷得太多，由於意識到生活和人性的全部本質，任何社會進步的政治神話都不能讓他們輕易相信。說到底，二十世紀無數人為的災難往往都源於此。由這種懷疑而來的，則是對一切絕對和崇高的事物都本能地反感，所以捷克人的一大特色就是不喜歡張揚和激情，熱愛生活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意義，面對生活中的荒謬，他們從不會讓自己燃燒起來，而是寧願用幽默的順從來消解。正是這個特徵創造了捷克的藝術和文學。捷克式的艾菲爾鐵塔是這樣，克里瑪也如此，他的許多作品都有一個基本的情節，往往是一個被剝奪了工作權利的知識分子淪落到社會底層，為了物質和精神的需要，不得不從事各種低下的職業，接觸到各種普通的人，這是一種沉默之後的生活，屬於日常人生的一面，它也許有很多卑微之處，但卻是實在的，所以值得一過。
回想起來，我們也曾有過英雄主義的時代，青春被豪情滿懷地表演，想要奔向美好前方的崇高感覺占據了全部心靈，而同時身邊的真實生活卻被遺忘了，激情的浪潮退去，留下的卻是一片荒蕪的沙灘。退縮其實是從各種絕對的價值觀的退出，它是一種生活的均衡感，一種消極而深刻的理性。退縮的結果不但產生了哈謝克，而且還產生了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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