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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星期一早晨──一個黑市的故事
小弗雷迪竟然跳到我家的陽台上了。
當時我正坐在書桌旁寫東西，突然感覺到有人在門廳裡。我的妻子和孩子早已走了，我像平時一樣把前門關得好好的。門廳裡怎麼會有人呢？
「有人在那裡嗎？」我叫道。
寂靜。
我困惑地走出去，進入門廳，看見弗雷迪果然站在那裡。他臉上有血，並露出抗拒的神情。
「喲！究竟是怎麼回事──你是怎樣到這裡來的？」
「我一跳便下來了。」他用手抹著臉，使整個面部都被血弄髒了。可是，他沒有哭。
弗雷迪有五歲，是住在樓上閣樓裡的那家人的孩子。那閣樓低矮，根本不能做房間。
弗雷迪有一雙非常黑的猶太人的眼睛、大耳朵，以及拳擊手的下顎。這一切都繼承了他父親的特點。他站在那裡繼續往臉上塗血，默默地打量我。我仍然納悶，門已關好，門廳又沒有窗戶，誰能跳進來呢？
「你怎麼跳進來的？」
「我從窗戶跳下，便進來了。」
他的回答更增加了我的疑惑，我不能不認為，弗雷迪具有詩人的豐富想像力和職業罪犯的狡詐。比如，他看見小女孩在沙灘上玩耍，他常要往她們背上撒尿。雖然他父親當然不會再幹這類事，但這一切也是從他父親那裡遺傳下來的，至少我要做這樣的猜想。
「孩子，你怎麼可能從窗戶跳到這裡來呢？」
「我先跳到陽台上。」
好吧，我想，他既已確確實實地站在這裡，說明他的確是設法進入門廳的，這也合情合理。我大步穿過臥室，弗雷迪緊跟在後。陽台在臥室外面，是用混凝土澆灌的。陽台中間──在我妻子料理的各種盆栽植物和仙人掌中間，確有一攤褐色的血；再抬頭一看，閣樓下方的那扇窗戶也是開著的。
「你是從那裡跳下來的嗎？」
「是的。」
我不明白，如此流血，他怎麼會不哭。我想，他也許被驚呆了吧！
「你的爸爸在哪裡？」
「在上班。」
「你母親呢？」
「買東西去了。」
「你知道她到哪裡買東西嗎？」
「她把我鎖在房裡，」孩子不無埋怨地說，「我害怕，就跳了下來。」
「聽著，弗雷迪，你傷著了嗎？」
「是的。」
「哪裡受了傷？」
「到處都是。」
「你的頭呢？」
「也有。」
是的，不用懷疑，弗雷迪不是一個愛哭的孩子。他的父親是一個虐待狂，常用一根皮帶抽打他，而他只是站著，決不哭，只是怒目而視。這種時候，他們父子兩人的臉部表情會使人不寒而慄！弗雷迪或許正是一個勇敢而又能壓抑感情的小傢伙，或許他根本就喪失了痛感。而且，有一件事還使我敢肯定，他也完全沒有自我保護的本能。他父親曾誇耀地說，他們第一次把弗雷迪帶到游泳池時，弗雷迪一看見水就從他們身邊跑開，跳進游泳池深處。他們設法把他拖出來時，他已淹得半死不活。
「可是，維杰爾先生，」我妻子聽後不以為然，「這不是正常的，我想，你應該去請教精神病醫生！」
「我親愛的女士，」弗雷迪的父親，這個騙子，拒絕了我妻子的建議，「我就是他的精神病醫生啦！」
「你知道你母親什麼時候才回來？」我問這個壓抑著感情的小傢伙。
「她不會回來，她不再要我了！」
我敢肯定他在撒謊。這個孩子還具有的特徵就是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在撒謊，什麼時候又確實在講真話（正像他父親）。
我們不能就這樣閒聊著等他母親回來，更用不著說等待他父親回來。
我倉促地寫了一張便條。
維杰爾太太：
佛雷迪遭遇了一個小事故。沒什麼要緊的，我已把他帶去看醫生。見到您後再向您解釋。
我簽上名，把便條從樓上他們的門下塞了進去。
在歷史上，我們這幢房子曾發生過災禍。它是本地醫藥商和他的妻子在戰前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兒子修建的。兒子是憲兵隊的軍官，戰後逃到美國去了。醫藥商夫妻被強制搬進了有兩個房間的閣樓。這算是對他們兒子叛逃的懲罰。那間閣樓不可能得到當作居室的認可，因為天棚比國家規定的標準低了十公分，儘管如此，仍然常用作居住之所。好像是為了補償，閣樓的浴室卻高貴豪華，全用瓷磚砌成，一直砌到那個難以認可的天棚。醫藥商的妻子七十歲時，他們把她逮捕了，據說是她販賣圖澤克斯的配給票。人們用這種配給票可以在圖澤克斯特別商店買到外國貨。當然囉，他們的半幢房子很快被充了公。而且，妻子被關進監獄後，醫藥商──他的藥店早已被沒收，而他沒有做過任何錯事──服了過量的藥，被送進醫院，從此再也沒有回來。他的妻子釋放回來時已七十三歲了，她繼承了另外半幢房子和那間閣樓，還帶回一個年輕小夥子。那小夥子在夜總會拉手風琴，人們說，他是她的情人，可是我懷疑真有人知道他們之間是什麼關係。
老太婆稱小夥子叫佩皮。她給他做飯、洗衣，還給他買衣服。佩皮是一個沉默寡言、彬彬有禮的年輕人。他總是用這句話來招呼我，「見到你很高興，請替我向你夫人問候。」一天，他莫名其妙地失蹤了。要不是他帶走了他的手風琴和提箱，我們也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在我們房子後面的樹林中被人謀殺了。我們到公共汽車站去都要抄近路，就是從這片樹林裡穿過的。大約半年後，我收到他從丹麥給我寄來的一張明信片，明信片上注明的地址是一家屬於一位漢森先生的餐館。在明信片的另一面，佩皮寫道：「我過得很好，我是自由的。請替我向所有的房客以及樓上那位吝嗇的老太婆問候。佩皮敬上。」
樓上那個吝嗇的老太婆又活了五年，最後已變得蓬頭豁齒了。她始終相信，人們來回奔走都是為了搶劫她。她每月給警察打一次電話，報告存摺被盜，警察趕來後卻發現一切正常，然後又開車離去。當我對這樣反覆的騙局表示驚訝時，警察們解釋說，調查她的報警是職責所在，假如有一天，她報警所說的是真的，將會怎樣呢？
可巧，他們說對了。但是這次她沒有機會打電話了，我們也不知道她在屋裡，無聲無息地躺在床上。直到後來，我們才意識到，她的屋子已經安靜了好幾天，這次是我們給警察打了電話。
警察從我的陽台上爬著梯子進入閣樓。屋子裡臭氣薰人，地上有一攤乾了的血。存摺不見了。警察後來發現，有人從老太婆的幾個存摺裡取走了兩萬克朗。
所有的房客都被警察召去詢問。謀殺案發生約半年後，我也被叫到警察局，可是，我能告訴他們什麼呢？不管怎樣，我感覺到他們對這個案子並不特別感興趣。有時，年輕人自己都說不定要遭到搶劫，僅僅兩萬克朗的盜竊謀殺案又算得了什麼呢？
「你要把我帶到哪兒去？」弗雷迪追問。
「去找醫生。」
「他會生氣嗎？」
「當然會！」我決定不再和這孩子兜圈子，「告訴我，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媽媽把我鎖在裡面，我又想讓我爸爸發瘋。」
「可是你會死去的！」
「我想死！」
「你想死？」
「對！這樣他們就會把他再次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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