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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樂的早晨(AA0069)
My Merry Mornings : Stories from Prague

類別: 文學小說
叢書系列:大師名作坊
作者:伊凡.克里瑪
       Ivan Klima
譯者:景黎明、景凱旋
出版日期:2002年03月27日
定價:230 元
售價:18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40頁
ISBN:957133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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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譯序 2

在《我快樂的早晨》這部小說中,克里瑪以他慣有的從容和平靜,講述了一些世俗而沒有激情的故事。小說作於 1978 年,恰好是「布拉格之春」十周年之際。它採用的是一種散漫的結構,有點類似今天的電視連續劇,在一個星期的時間長度裡,敘述七個各自獨立的故事,每個故事都以敘述者所從事的不同工作為基點,把周圍的人物統攝進去,比如,〈一個黑市的故事〉、〈一個感傷的故事〉、〈一個小偷的故事〉等等,而以一個中心人物即敘述者本人貫穿其中,將每天發生的故事聯綴起來,成為一部既鬆散又緊湊的中長篇。由於不像傳統小說一個故事到底,喜新的讀者可能會覺得別致。它與《我的初戀》和《我金色的貿易》組成了一個三部曲,都是通過一個敘述者的觀點,講述幾個相對獨立且帶有自傳性的故事。這種形式大概更能體現出克里瑪的創作理念,即真正的生活不是暫時決定人們命運的政治,而是在這種政治下普通人廣泛的源遠流長的日常生活。

小說以六○年代末那場舉世聞名的政治動盪後令人窒息頹唐的時代為背景,其中的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出克里瑪本人的影子,第一人稱的「我」即作者本人是一個作家,在前蘇聯軍隊入侵捷克後失去了工作(這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事),迫於生活,他混跡於社會底層,幹過魚販子、護理員、建築工等活,通過他的視點,勾勒出一幅世俗社會的群體景觀:黑市商人、護士、經理、牧師、店員、教授。色色人等,面目不一,各有各的活法。作者筆下的世俗生活自在而生動,處處見出他對植根於波希米亞土壤的這種生活的理解和同情,在他看來,那是一片只與個人生計有關的廣大水域,儘管政治常常也會侵入其中,但它最終不過是浮在表面的泡沫,不會改變生活延續了幾千年的基本流向,甚至也改變不了它本質上的無意義。讀克里瑪的小說,人們會想到昆德拉的作品,他倆都同樣表現了極權制度下的意識形態話語對生活和人性的扭曲,以及處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中的人們所面對的悖謬,但如果說,昆德拉更偏重於對偽崇高(他稱之為Kitsch)的批判,克里瑪則更傾向於對世俗的認同。而且,克里瑪似乎也不喜歡觀念的東西,他注重的是生活中的形象,對於昆德拉總是將人物劃分成抽象的各種類型,他頗不以為然,認為昆德拉筆下的捷克人沒有個性,膚淺得像外國記者的分析報導。比較起來,克里瑪的寫作風格或許更像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契訶夫,更關注日常存在中的凡人小事,那些屬於私人性領域的自在和無意義,比如人生的勞苦、貧窮和粗鄙,不負責任的自私,圖謀錢財的欺詐,以及放縱的情欲等等。單純的人物,單純的事件,正是格雷安‧葛林所謂「通常的人生的回聲」。

但這種通常的人生仍然是這個時代的,所以政治和性愛一直是當代捷克作家的兩個主要題材。在克里瑪的小說中,前者屬於人們的公共生活,代表非人性的一面,陰暗而壓抑;後者則屬於人們的私人生活,代表人性的一面,真實而放鬆。小說裡作者曾與他的情人在樹林裡做愛,可他們之間卻幾乎沒有什麼了解。要不是發現一個賣魚女人貪圖他的錢(她並不在乎他是一個人民敵人),作者還差點與這個剛剛認識的女人春風一度。作者的筆觸是恣肆的,但單純的性愛描寫卻顯然不是他的目的。兩三年前,一個捷克人曾告訴我,在過去的捷克,在政治無孔不入的那個年代,一切有思想的言行都會遭到禁止,沒有書沒有電影,唯有男女間的性愛是自由的,但捷克人在這上面並不就是那樣隨便,隨便到沒有任何過程和交流。捷克的作家對此津津樂道,道理恐怕還在於性愛是生活中最基本的東西,為了抗拒令人窒息的社會現實,人們總得抓住一點實在的什麼,比較長久的,作為他們的庇身之地,儘管這種實在往往仍屬於虛幻。在讀者看來,其實是將一個希望破滅之後的社會壓抑著的氣氛和瀰漫著的肉欲展示給人們。小說裡,作者與多年前的情人久別重逢,可他們卻找不到過去幽會的地方,結果舊夢難圓。克里瑪對悲劇人生的感覺是敏銳的,正由於有虛妄做人生的底子,書中對世俗生活的描寫才不顯得庸俗,那些沒有名目和結果的掙扎,才表現了現代人普遍的存在困境。

全書的敘事語氣輕鬆而幽默,這也許是捷克民族對苦難從來就抱著理性的而非宗教的態度所致,或者如作者所說,是為了「對抗我們生活中的荒誕」。這種荒誕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政治,這其實是無須諱言的,對於二十世紀的人類,政治即使不是唯一的存在,也稱得上是最大的現實。「布拉格之春」影響到作者,生活突然間變了樣,他失去了工作,他的朋友中有許多知名的評論家、教授和導演,有的當了夜間守門人,有的給商店洗櫥窗,有的去挖地鐵隧道。可如果所有人在大街上集合只是為了慶祝某個外國的革命,而社會中最有創造性的精神卻被迫沉默,每天出門都有人跟蹤,房間常常被人搜查,人們對此除了報以幽默,還能靠什麼來保護自己呢?退縮還是一種執著的均衡感。當許多人移居國外時,作者卻放棄了機會,道理說來簡單,他覺得現在的生活很有意思,自然這也含著幽默,但其實也是實情,對於故鄉的一草一木,我們總有一份割不斷的感情,大概就因為我們曾生長於斯顛沛於斯,已經成為它的一部分,所以才會事事關心。這是人的惰性,也可以說是人的宗教性。就像作者在書中說的,生活常常在兩種苦難兩種虛無兩種絕望之間給人們提供一個選擇,而你只能選擇更容易忍受和更有吸引力的一種。捷克人到底是斯拉夫民族,這使我們看到了他們性格裡的另一面,承受苦難的認真和執著,全書因此而流動著一股淡淡的感傷。

這是一部有關記憶的書,面對那個特殊的年代,克里瑪唯一想要做的就是經歷它,寫下它。對一個民族來說,有些經歷是不可以遺忘的。時間如冬天的河流,結冰的日子也會歸於平淡,但只要有民族的記憶存在,大多數普通捷克人的那段經驗就不會被忘卻,它在冰凍的水面下流淌,等待解凍的日子。多年以後,當世界被東歐的劇變驚得目瞪口呆的時候,在遙遠的加拿大的一所大學講堂上,有人就當年的「布拉格之春」問起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兒,好奇的人們想要知道,這二十年的時間多數捷克人是怎樣過來的。這位平日嘻嘻哈哈的女學生先是一陣沉默,然後突然失聲痛哭。這個故事來自筆者的一位友人,它使我想起克里瑪的小說,他同樣是真實地寫出了一個服從的社會背後掩蓋著的不服從,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他對現實的基本態度:活下去,並且要記住。

~1998 年 5 月於南京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