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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言
二○○七年九月，距離史上最慘烈的金融危機之一爆發後僅僅一個月，英國的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 Bank）瀕臨倒閉。在此之前，北岩銀行快速擴張，其成長引擎是在國際市場上交易債權擔保憑證（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簡稱CDOs）以取得資金，並崛起成為英國第五大房貸業者。但是，這些債權擔保憑證的發行者並非北岩銀行本身，而是它的影子公司--花崗石規發行公司（Granite
Master Issuer plc）。這項安排的弔詭處在於，這個影子公司的所有權人並不是北岩銀行，而是北岩銀行設立的一個英國公益信託，這個原本應該是獨立運作的組織，其大部分的營運管理是在歐洲著名的租稅天堂，澤西島（Jersey）。 二○○八年三月，美國投資銀行業舉足輕重的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瀕臨破產，導致該公司資金大出血的是它旗下的避險基金，其中許多避險基金的註冊地是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和都柏林的國際金融中心，兩者都是知名的境外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知名租稅天堂捲入金融危機紛爭，這絕非巧合。若你以為租稅天堂是陽光普照、令人聯想起伊甸園的異國島嶼，是少數億萬富翁、黑道分子，和貪腐獨裁者隱藏不法所得之地，那可就錯了。在二○○八年至二○○九年的金融危機中，租稅天堂是經常被談論的話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的垮台引發全球長達一個月的金融恐慌，該公司的註冊地是美國德拉瓦州（Delaware），打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德拉瓦州就是美國境內的租稅天堂。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後，緊接著爆發馬多夫詐欺案，一場由華爾街知名金融家伯納德‧馬多夫（Bernard
Madoff）一手策畫、金額達五百億美元的龐氏騙局。很快地，馬多夫案和租稅天堂之間的關連性就曝光了，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刊登斗大標題：「馬多夫聚光燈照向境外資金的角色」。 在本書中，我們並未指稱租稅天堂是導致二○○八年至二○○九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但我們確實認為，租稅天堂是使這場金融危機加速的最主要動力之一，我們也認為，監管租稅天堂是未來任何一項穩定金融市場計畫中的關鍵要務。 抱持這種觀點的並非只有我們，Ｇ-２０集團已經跟進法國、德國、英國和美國政府，極力對這些租稅天堂施壓，除了穩定金融市場，當然還有其他較傳統的理由。由於租稅天堂可以讓人逃避人生難逃的兩件事之一：稅，因此它們為大多數國家的財政開了一個大漏洞。此外，租稅天堂也被用來規避法規、洗錢、藏私房錢，或隱瞞商業活動。 法國人稱租稅天堂為「paradis
fiscaux」（財務樂園或財務天堂），這或許是更貼切的名稱，因為除了租稅，它們還涉及其他廣泛的財務用途。事實上，各種語言對此概念的翻譯稍有不同，這反映了租稅天堂角色與功能的微妙差異。西班牙人認為租稅天堂是「asilos
de impuesto」（租稅庇護所），但跟法國人一樣，他們也使用「paradisos fiscales」這個名稱。義大利人使用「rifugio fiscale」這個名稱，直譯就是「財務庇護所」。在德國，租稅天堂被譯為「Steuerhafens」，最接近這個名稱的英語含義，但俄羅斯人使用的名稱直譯為「特別租稅區」，意指寬鬆稅制或對資本提供租稅誘因。國際組織不使用這類流行名稱，它們使用「境外金融中心」或「國際金融中心」，意味租稅天堂跟其他的金融中心並無兩樣，不過我們將在本書中解釋，租稅天堂其實不同於一般的金融中心。鼓吹改革者現在稱租稅天堂為「祕密領域」（secrecy
jurisdictions）。這種種名稱上的差異，適足以顯示租稅天堂的複雜、多用途現象。 我們不難找到支持這論點的證據。沿著摩納哥的著名港口散步，你很難找到一艘遊艇，不是懸掛開曼群島、百慕達群島、英國曼島（Isle
of Man）、澤西島或盧森堡等重量級租稅天堂的旗幟。由於寬鬆法規一向是租稅天堂的典型特徵之一，因此就連盧森堡這個內陸國，也已經變成全球幾大船籍國之一。 或者，你不妨查詢一下眾多網路賭場的位址，看看能不能找到任何一家不是在租稅天堂註冊的。總的來說，租稅天堂的功能顯然並非只是避稅或逃稅，如今它們的商業模式中，有一大部分是暗中破壞許多法規，不過低租稅政策仍然是它們的一項主要特色。 個別來看，一個租稅天堂或許小而無足輕重，但所有租稅天堂結合起來，則在世界經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它們對銀行等金融機構、跨國企業和富人，提供「擺脫法規」的手段，破壞了許多國家的法規與租稅措施。其次，這樣的作法扭曲了全球化的代價利益分配，使全球的富人與精英群受惠，受害的是絕大多數人口。這樣看來，租稅天堂在全球化中扮演核心角色，至少是自一九八○年代起這波全球化中的核心角色。 然而，租稅天堂是法律實體，原因很簡單，因為它們是主權國家或地區，這兩者皆有制定國內法的合法權，可以選擇制定其他國家認為有害的稅法與金融法規。在此，「合法」指的是「法律許可」、「法院認可或確立」或是「官方准許」，合法性跟輿論或道德幾乎無關。這些地方是在行使它們的法律權利，而它們所持的理由是：國際法允許它們這麼做！ 我們認為，咎責於租稅天堂依獨立主權所做的法律選擇，是將此爭議過度單純化。其實，世界上大多數的租稅天堂幅員都很小，只有少數地區設有大學或研究中心來傳授必要技能，以支援繁榮的全球商界，也很少租稅天堂擁有足以維持高生活水準的當地資源。租稅天堂是金融管道，為賺取服務費用，它們使用自己最主要的資產--獨立主權，來服務非居住者的會計師、律師、銀行業者及金融業者，這些人使得租稅天堂所能提供的特權成為一項需求。 十九世紀末期，隨著現代管制型國家的成形，一些先進工業國家展開了漫長而艱難的稅制改革過程。在一九三○年代大蕭條之前，國家在國民經濟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後，政府支出占國民生產毛額（GNP）的比重從二十世紀初期的平均一○％，一路升高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平均三○％至四○％。在這些發展的同時，避稅與逃稅也成為相當引人興趣的議題，不過，租稅天堂仍然只是律師、會計師和稅務專家才會感興趣的專業議題。一九七○年代的長期停滯性通膨和伴隨而來的美國財政危機，再度燃起對租稅天堂的興趣，這一回，租稅天堂不只是被視為助長避稅與逃稅的角色，更進一步被視為新興的金融中心。儘管如此，有關租稅天堂的研究仍然是次要的專業領域，對主流學術幾乎不構成影響。從一九九○年代末開始，情況開始明顯改變。首先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ＯＥＣＤ）在一九九八年針對「有害的租稅競爭」（harmful
tax competition）發表了重要的研究報告，接著一些國際金融組織便把租稅天堂，視為它們的首要研究主題之一。在此同時，愈來愈多的學者（參見本書第二章＜附錄2-1＞）、記者還有公民社會組織，把注意力轉向租稅天堂。於是，有關租稅天堂的新資訊和理論性爭辯明顯暴增。 本書針對租稅天堂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與功能，提出最新的評估，並介紹全球各地租稅天堂的源起與發展過程，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一直到近期的後共產主義國家、中東和非洲等地區。此外，本書也提供租稅天堂現象的最新規模估計、解釋租稅天堂的各種用途，並分析租稅天堂對國家與商業造成的影響。最後，我們分析了ＯＥＣＤ和歐盟打擊境外世界所造成的影響，並思考接下來可能發生的情形。雖然近年來有關租稅天堂的文獻激增，但就我們所知，本書是第一本綜括各分支研究與知識的著作。 我們的主要論點是：世人對租稅天堂的認知，大多不正確。租稅天堂並不是在世界經濟的邊緣運作，而是現代商業實務中的一部分。此外，租稅天堂的角色並不是要和國家對立，而是要和國家配合。事實上，我們認為租稅天堂不僅是避稅和逃稅的管道，更是廣大金融界中的一部分，也是組織、國家或個人資金管理運作的一環。租稅天堂已經成為當代全球化金融體系中最重要的機制之一，也是導致金融不穩定的其中一項主因。它們的獨立主權使它們自成一格，但也正是它們的獨立主權，使它們得以用自己能夠主導（至少是部分主導）的方式，來融入整個世界。 金錢、財富、租稅天堂 不論是東亞、俄羅斯、阿根廷等地的金融危機，或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義大利食品業巨擘帕瑪拉公司（Parmalat）、瑞富金融集團（Refco）、安隆公司（Enron）等企業弊案，乃至於二○○八年至二○○九年間金融危機中的北岩銀行、貝爾斯登和馬多夫龐式騙局，在過去二十年，每當爆發金融危機或醜聞時，總是會出現境外地區的名字。 二○○八年二月曝光的一則消息，堪稱這類弊案的高潮：有一隻名叫「君特」（Gunter）的狗，加入牠一千四百名德國同胞（其中絕大多數是人類）的行列，開設由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的列支敦士登銀行（LGT
Bank）管理的匿名信託帳戶，藉此逃避德國的稅賦。二○○八年六月，瑞銀集團（UBS）的一名員工在法庭認罪，坦誠他協助一名俄羅斯富豪在美國逃稅數百萬美元。二○○八年十一月，瑞銀在瑞士的一名資深員工因協助美國人逃稅遭起訴，該名員工估計，瑞銀協助隱匿的資產達兩百億美元，而瑞銀每年從中收取的服務費用可能高達兩億美元。據報導，瑞銀目前對美國當局的調查工作採取合作態度。該名員工表示，瑞銀在為美國客戶管理境外帳戶時，選擇不顧美國的相關法規，並在過程中協助客戶逃稅。 很顯然，租稅天堂以及其所協助的逃稅問題，是相當嚴重的。有時候，量的成長甚至高到導致質的變化，和租稅天堂扯上關連的可觀數字顯示，它們在當代世界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卻往往被輕忽。我們希望，任何人如果仍然認為租稅天堂只不過是餘興節目、是富人與名人才玩得起的活動，在閱讀本書後，能夠改變想法。 相關的統計數字絕對令人咋舌，我們估計，目前全世界大約有四十六到六十個活躍的租稅天堂（參見本書第一章＜表1-4＞），約有兩百萬家國際商業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y，簡稱IBC，泛指種種令人混淆的公司法人，其中大多數極其不透明）在這些租稅天堂註冊，還有無數的信託、共同基金、避險基金和專屬保險公司在這些地方設籍。大約有五○％的國際銀行放款業務，以及全球三○％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的股票，在這些地區註冊。一些非常小的島嶼，躋身全球最大金融中心之列，例如開曼群島，位於加勒比海的英國海外領土，是全球第五大國際金融中心。榜上有名的還有澤西島、格恩西島（Guernsey）、曼島等面積狹小的英國皇家屬地，以及我們稱之為「中介租稅天堂」（intermediate
haven）的瑞士、盧森堡、愛爾蘭和新加坡等國。 《華爾街日報》資深記者羅伯‧法蘭克（Robert Frank）創造了「Richistanis」（富豪國人）一詞，用來稱呼全球的富人，以二○○七年來說，這些富豪國人把大約十二兆美元的財富放在租稅天堂，猶如把美國一整年的國民生產毛額全都寄放在租稅天堂。 避險基金業也發現了租稅天堂這塊樂土，據估計，全球的避險基金業者有五二％設籍於加勒比海的四大租稅天堂--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百慕達、巴哈馬。不過，這些數字很混亂，例如，開曼金融管理局宣稱，全球避險基金業者光是在其領土註冊的，就有三五％，有些文獻舉出的數字甚至高達令人存疑的八○％。這些未解的爭議顯露出一個令人困窘的事實：我們對於避險基金業的了解實在太有限了。 統計數字著實驚人，但它們只不過是數字，數字需要解讀與詮釋，這就是我們在本書中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我們從政治經濟學者的角度來加以詮釋，旨在解讀這些數字隱含的政治與社會趨勢。我們認為，這些數字代表現代世界中存在一種極為弔詭的現象，而這些數字所代表的現象，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逃避。更確切來說，這些數字抽象地表現出，政府、企業和全世界的商業精英，在集體逃避他們共同規畫出的法規。 這些精英主要尋求的是避稅，希望能避開或減輕他們在國家提供的「集體財」（collective
goods）中應該分擔的支出，所謂集體財包括安全、經濟穩定、政治穩定、社會穩定、衛生、教育，以及基礎建設等。不過，精英也尋求規避法規，而他們想要避開的，多半是國家為了維持秩序與穩定，而實施的金融和商業法規，諷刺的是，若沒有這些法規，富人根本無法變得這麼有錢。此外，租稅天堂也讓人得以應付其他許多較為隱晦的社會管制，例如規避賭博及色情相關法令。 當然，並非所有稅賦及法規都有其必要性，或是對社會有益。在一九七○年代以前，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都嚴格管制其境內的廣播業，只有公營廣播公司才能合法經營。如今回顧起來，境外電台（offshore
radio）的出現顯然是一項有益的發展，例如盧森堡電台（Radio Luxembourg）和卡洛琳電台（Radio Caroline），這兩者的經營都是本著租稅天堂的原理。後來，當政府終於理解到這些境外電台有多麼受歡迎，以及試圖控制無線廣播有多麼徒勞無功之後，便鬆綁了對廣播業的相關法規。在這個例子中，「境外」成為一股現代化的力量，致使政府揚棄有礙發展的法規。不過，廣播業是一個特例，人人都能很容易地收聽到廣播。在大多數案例中（實際上是本書討論的所有案例中），租稅天堂提供的各種益處，進入障礙都相當高，因此，它們的客戶僅限於少數極富有者。結果很不幸地，受惠於租稅天堂的是有錢有勢的人，而代價卻絕大部分由社會上其他人來承擔。 我們在前面提到，租稅天堂在全球化中扮演核心角色，意思是指：全球化的利益與代價將如何分配給全世界人民，取決於許多結構性因素，而租稅天堂是其中最重大的一項。租稅天堂獨厚世界上少數有錢有勢的人，讓他們享有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這是一個具高度政治含義的問題。 當然，從最貧窮到最富有的社會階層之中，每個社會階層都會有人占集體財的便宜，以獲取私利。租稅天堂現象是最有錢有勢者，有計畫地大規模占集體財的便宜，規模之大非常罕見，而且這種現象發生於全球各地，這可能是前所未見的情形。因此，我們說租稅天堂是特定類型全球化的核心，而這種全球化有一項特徵：富者和其他人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這樣的全球化既非必要，也非無可避免，這是許多因素下的產物，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國際政治對租稅天堂的溫和、寬容態度，尤其是和美國相關的國際政治。 監管對策 種種驚人統計的數字告訴我們，租稅天堂是扭曲世界經濟發展的核心角色。其一，它們破壞國際金融監管環境，也破壞所有參與全球化國家和地區的租稅政策，並波及未參與全球化的地區。其二，它們共同成為扭曲全球化利益與代價分配的工具。大大小小的現代企業和租稅天堂的牽連程度雖然驚人，卻鮮為人知，如今，和租稅天堂沒有關連性的國際企業或事業，已堪稱稀有物種了。統計數字顯示，自一九八○年代起，全世界各地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不過，世人大多不會直接感受到這個由租稅天堂造成的衝擊，直到最近，租稅天堂暗中破壞金融法規的角色才暴露出來。 但是，這一切早就不是新聞了，那工業大國又為何會容許這些地區崛起和茁壯呢？其實，它們也不是完全容許。美、英、法、德等國不時會關閉某些法律漏洞，對某個租稅天堂施壓，要其改變法規與政策。在兩次大戰期間，各國也做出一些無效的嘗試，試圖發展出一致的國際行動來反制租稅天堂。但坦白說，這些行動並未能獲致多少成果。更糟的是，這些國家（德國和法國也許除外）正是二次戰後租稅天堂現象發展中的要角。 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基於種種理由（將在後文討論），觀點與氛圍開始有了改變。首先是ＯＥＣＤ採取「有害的租稅競爭」行動，繼而出現一些行動方案，開始產生了一些反制動力。但是，誠如澳洲學者傑森‧夏爾曼（Jason
Sharman）在二○○六年的著作《暴風雨中的避風港》（Haven in a Storm）中精闢詳盡的分析，這些努力大體而言是徒勞無功。然而不過三年之後，租稅天堂看來面臨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脅。 對租稅天堂的憂慮，其實已經沸騰多時，不過租稅天堂對世界經濟的衝擊，在歷經了很長的一段期間後才全面浮現，首先頓悟的大概是歐盟領袖。ＯＥＣＤ的行動軟弱無力，但歐盟已經起而領導全球對抗租稅天堂，儘管歐巴馬（Barack
Obama）在二○○八年十一月當選總統，反擊租稅天堂行動的領導權杖仍然不太可能傳給美國。柯林頓和小布希政府當然知道租稅天堂的問題，柯林頓政府甚且是多邊合作對抗租稅天堂的推動力之一，但是，小布希政府上台後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不再支持打擊有害租稅競爭的多邊合作。新上任的歐巴馬政府處於全然不同的困境，擔任參議員期間，他就在各項打擊租稅天堂的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接掌總統大權後，他發出了重要的政策改變訊息，和法國及德國攜手合作對抗租稅天堂。 在對抗租稅天堂的監管對策（regulatory
response）演進歷程中，二○○七年至二○○九年的金融危機或許會是個重要的分水嶺，我們將在本書的結論中，探討對抗租稅天堂的監管對策，於近期的發展情形。 什麼是租稅天堂？ 要定義何謂租稅天堂，並不容易，因此我們將用一整章的篇幅，討論這個主題。在這裡，容我們簡單這麼說：租稅天堂是有充分自主權，可以制定租稅、金融等法規的地區或國家（並非所有租稅天堂都是主權獨立國家）。它們利用自主權訂立法規，旨在協助非居住者的個人或企業，逃避非居住者在經濟交易進行地應遵守的法規義務。 大多數租稅天堂的另一項共通特徵是，提供保密的環境，讓人可以幾乎完全匿名地，使用根據當地法所設立的公司或帳戶等。租稅天堂的第三項共通特徵是，一旦在這些地方註冊設立實體後，其使用相當方便且便宜。 逃稅與避稅 顧名思義，租稅天堂被用來避稅與逃稅，不過，這兩個詞常被混淆，有必要在這裡先做一些釐清。 幾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個人及公司，都有機會在居住地或營運地的法律許可範圍內，進行所謂的「稅務規畫」（tax
planning）。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包括進步工業國家中薪資尚可的大多數人）而言，「稅務規畫」的概念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他們通常從所得的源頭就被扣稅，稅賦的計算大抵就是採行這種方式。 但是對世界上少數的富人和多數公司而言，「稅務規畫」是事業及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甚至有一個特別名詞用以形容當中某些人的生活經驗：稱他們為「永久旅人」（permanent
tourists，簡稱PT），或是為了稅賦目的而「恆常不在」（permanently not there）的人。不過，這是極端的情形，在實務上，稅務專家把租稅策略區分為三種。 第一種為遵守稅法（tax
compliance），亦即公司或個人遵守他們所在國家的所有稅法，在報稅時充分揭露一切相關資訊，並且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依法繳納正確稅款，所謂「正確」指的是，他們進行交易的經濟實質（economic
substance），跟他們在報稅表格上填寫的內容相符。 和遵守稅法相對的則是逃稅（tax evasion）。逃稅是意圖減輕個人或公司稅款的非法活動，當納稅人未申報其全部所得，或是申報不實費用或不可抵稅支出，藉此降低應稅所得時，就是逃稅行為。在大多數國家，逃稅是刑事犯罪，但在少數國家（例如瑞士和列支敦士登），逃稅是民事犯罪，兩者差別甚大。這些國家無法在民事案件上提供司法互助，因此當其他國家要求瑞士當局協助調查跟逃稅有關的案件時，瑞士當局最常見的反應是，好像熱切地想要杜絕這種不名譽的作法，但不幸的是，他們不能提供司法互助，因為根據瑞士聯邦法律，逃稅是民事案件。 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凸顯了這種典型的回應。二○○八年，大批外國人透過高度隱祕的列支敦士登基金會逃稅的情況曝光，列支敦士登政府發言人表示，他們非常震驚且失望地發現，這些祕密的基金會（根據一九二六年通過的法律所設立），竟然會被外國人濫用來逃稅。這位發言人表示，列支敦士登或許有點過於天真，相信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會像該國人民一樣，樂意誠實繳交所有的稅，但天真並非罪過。這些話隱含的意思很明顯：列支敦士登希望我們相信，該國被那些惡劣卑鄙的外國人欺騙了。沒有多少人會相信列支敦士登的這番回應。 第三種租稅策略是避稅（tax
avoidance）。避稅是介於遵守稅法和逃稅之間的灰色地帶，也是大量會計師、律師、銀行家和稅務專家最愛的區塊。嚴格地說，避稅的個人或公司，企圖不外乎以下三種：第一，他們可能希望能繳交低於某國法律合理解釋下所要求的稅額；第二，他們的所得實際上是在甲國賺取的，但他們希望在乙國報稅；第三，他們可能想要設法延後繳稅。 就法律上而言，逃稅和避稅明顯有別，稅務專家喜歡引用許多判例--主要是看來支持避稅合法性的大國的判例。不過，實際情況遠比這複雜。首先，幾乎所有國家的稅法都很複雜，許多避稅靠的是稅法疑義。其次，世界上並沒有一套全球通用的稅法，在跨國交易時，往往很難避免鑽兩國稅法差異漏洞的情形，稅務專家稱之為租稅套利（tax
arbitrage）。結果，往往難以根據通用的標準，來判定逃稅與避稅的界線，而大多數參與租稅天堂實務運作的人，更是沒有能力去了解這些差別，這是稅務專家可以輕易利用的狀況。因此在本書中，我們談論避稅與逃稅時，並未明顯加以區分。我們這麼做，依據的是前英國財政大臣丹尼斯‧希利（Dennis
Healey）說過的一句名言，形容兩者的差別是「一面監獄圍牆之隔」。 大英帝國復辟 金融被視為非個人單位進行風險交易的網絡，這個網絡高度寬鬆、分權化且全球化，而其中倫敦通常被列為全球規模最大或次大的批發金融中心。我們認為，實際上，不論從國際銀行授信業務、外匯與店頭市場衍生性商品交易、海上保險費或國際債券發行來看，倫敦都是國際金融中心龍頭。 一般常見的國際金融中心排名，其實是以一個具爭議性的假設為基礎：澤西島、格恩西島和曼島等英國皇家屬地，以及開曼群島、百慕達、英屬維爾京群島和直布羅陀等英國海外領土，是和英國區分開來的。若排除這個假設，就會得出更長串的國際金融中心名單，約占二○○八年六月時國際銀行資產負債總額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新加坡、香港等前英國殖民地，那麼，大英帝國，這個早已被視為不復存在的政治體，對現代金融體系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占全球國際銀行負債總額的三七％，以及資產總額的三五％。 更深入檢視國際金融中心名單，可以看出另外兩個異常現象。其一是中型歐洲國家在國際金融中的重要性，例如瑞士、荷比盧三國和愛爾蘭，每一個都是重量級金融中心，合計占全球國際銀行負債總額近二○％。 第二個異常現象，涉及的是長久以來被視為在現代世界中無足輕重的政治體：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是新加坡、香港和盧森堡，不過，開曼群島、澤西島、格恩西島、巴林、摩納哥等，也都可以視之為現代版的城邦，當然，也別忘了倫敦金融城（the
City of London）。若不包含倫敦金融城，這類城邦合計約占二○○八年三月時全球國際銀行負債總額的一七％；若把倫敦金融城包含在內，這個比重將達二八％左右。 當然，這些數字某種程度上有重複計算，不過，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們應該特別留意，在形成英國主導之境外經濟的過程中，大英帝國所扮演的角色，也應該注意歐洲中介租稅天堂扮演的獨特角色。這兩者都有避稅與逃稅的功能，而這功能正是境外經濟中英國主導的面向。不過，這些受英國影響的地區，也跟一九八○年代起投資銀行業務的興盛有密切關連性，而投資銀行業務則是歐洲租稅天堂的專長，有人說這是「從無形資產（例如商標、品牌等）中獲取利益」--它們鼓勵企業在它們境內註冊這些無形資產，以享用它們提供的低稅工具。 租稅天堂與專業人員 目前為止，我們把租稅天堂當成一種國家策略來探討，這個角度很常見，但可能造成嚴重的誤導。若我們不深入了解那些支援租稅天堂的商業事務所，將會遺漏租稅天堂的一個重要層面。 在大多數租稅天堂，都可以見到全球最大的會計事務所，還有律師、銀行業者、稅務專家和金融交易商，以及相關的信託與企業服務商，不過，最主要還是集中在其中三十多個最大的地區。這些專業人員是關鍵要角，就我們所知，幾乎每一種用以逃避稅賦和法規的立法創新，都有他們的參與。他們建議及哄誘政治人物提供他們推廣業務所需的立法，有時甚至會為當地國草擬法案。幾乎每一項境外法的修法，也都可以見到這些專業人員的身影，而這類立法所許可之境外工具，正是他們設立的。他們會創造新的逃稅與避稅方法，並向客戶推銷；透過遊說阻撓對抗租稅天堂的修法，還會極力辯護，主張租稅天堂是完全合法的商業形式。 因此，這些專業人員是絕對不可或缺的要角，因為他們確保租稅天堂的業務興隆。大多數租稅天堂的幅員都很小，沒有人力和技能可茲進行全球規模的營運。澤西島政府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其成員中很少人確實了解澤西島上「境外金融圈」的運作方式，或是這個圈子的成員實際上在做什麼，他們只是受僱的立法機關，聽命行事。舉例而言，澤西島於二○○六年通過備受非議的信託法，此法案未經投票就獲得通過，因為沒有人反對，就我們所知，在其眾議院中甚至沒有人對此法案做出評論。這些立法者的確完全聽命行事：提供了當地金融服務業所需的立法。這樣的行為所隱含的意義是，他們非常清楚明瞭地了解到：租稅天堂提供立法，使境外圈在不必負擔任何明顯成本的環境下，為當地帶來商業活動，而租稅天堂則從這些活動中獲取稅收。這看來是符合各方利益的雙贏情況，所以，幹麼花時間細究枯燥乏味的信託法細節呢？ 這些專業人員構成所謂的「境外金融中心圈」，他們是在國際間游移的過客，只想跟著錢走。若有資金因為某種理由而離開某個租稅天堂，你必定可以發現境外金融中心圈也跟進離開。這種行為的最佳例子，就是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全世界所有重要的租稅天堂（包括最胡作非為的租稅天堂）都有它們的蹤跡，幾乎毫無例外。在這些會計師事務所任職的人，鮮少是當地人，而且他們鮮少融入當地社區，這種情況愈來愈明顯。他們服務的顧客群幾乎全都不是當地人（除非是本身也服務境外顧客的當地律師），這些人會前往租稅天堂，全都基於他們所管理的資金流，而不是基於地緣關係。 正因為這些人是過客，所以對當地法規幾乎都不大尊重，他們或許嘴巴上會虛應地說，視當地法規為營運成本的一部分，但他們也有實力不去理會當地法律，瑞銀集團在美國的作為就是一個例證。這些過客的信念很簡單：若此地出現法令遵守上的問題，他們就一走了之。因此，他們從不把守法放在眼裡，正因如此我們才會說，儘管當地法規制度在理論上很健全，但很明顯地，實際遵守法律的比率卻很低。 自ＯＥＣＤ於一九九八年發表「有害的租稅競爭」研究報告後，如何有效監管境外世界開始成為熱門話題，在未來十年，這個話題大概仍會持續發燒。但是，想有效監管租稅天堂，監管對象不能僅限於租稅天堂，還必須包含相關業者的營運內容，而且，不僅要規範他們在租稅天堂的營業行為，也要監管他們在這些地方助長的情況。他們將會阻撓這類監管行動，但這是一場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戰役。租稅天堂並不是統計數字中龐大資金真正的所在地，如同我們在本書中所說明的，它們大多是「帳面上的天堂」，或者套用術語，它們是「記帳中心」（booking
centers），被實際上發生於其他地方的契約關係，拿來作為法律上的註冊地，它們則從中收取執照費等收入。驚人的統計數字掩飾了一個事實：基本上，租稅天堂可說是虛構的，是一個極度虛構的世界，其目的只有一個：逃避交易實際發生或影響地的稅賦與法規。它們的活動全然是寄生性質，以世界經濟和國家制度的養分維生。正因此，租稅天堂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政治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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