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暗大陸(BE0091)──從文明的曙光到 21 世紀歐洲
Dark Continent :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NEXT
叢書系列：NEXT
作者：馬克‧馬佐爾
       Mark Mazower
譯者：王道還、齊思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2年01月03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72頁
ISBN：957133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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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1

第一章　廢棄的殿堂：民主體制的興衰

「自由？這個字眼惹得許多人啞然失笑。
民主？議會？對議會抱持正面看法的人少之又少。」
——尼提（Francesco Nitti），1927 年

時序是 1920 年代，在日內瓦召開的「退位帝王大會」上，一些歐洲廢帝、遜王齊聚一堂，希望爭取原有的支持群眾。他們大聲疾呼，只有君主國家才能捍衛歐洲文化、不受野蠻的布爾什維克黨蹂躪、不被亞洲新興的民族主義排斥。歐洲做抉擇的時刻到了，要君主政體，還是被併吞？但是外界對這種保皇呼聲充耳不聞。鑑於當時的民心歸向，他們只好在印度洋一個小島上建立君主共和國，但很快就被以往的臣民所遺忘，「君主政體開始步入夕陽期」。

這是荷蘭作家華特（Alexander Wat）在 1927 年所寫故事「流亡國王」（Kings in Exile）的片段。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種種政體變革的戲劇張力也毫不遜色。在「資產階級勝利」的時刻，各地的帝王、君主無不走下政治舞台。第一次大戰前，整個歐洲只有三個共和國，到了 1918 年底，全歐共有 18 個共和國。法國學者曾經說過：「1918 年的歐洲，就像 1792 年經歷大革命後建立第一共和的法國。」

包括俄羅斯、奧匈、霍亨索倫及奧圖曼土耳其等歐洲四大帝國相繼傾覆，一紙〈巴黎和約〉讓民主體制在歐洲全境落地生根。北起波羅的海，經過德國及波蘭再到巴爾幹半島，紛紛建立以議會為首的民主國家，形成一條民主走廊，各國並根據自由原則制定新憲法。英國學者布萊斯（James Bryce） 1921 年在其經典之作《現代民主國家》（Modern Democracies）中指出，「普世接納民主體制，作為正常且自然的政體。」

可惜自由主義的勝利也是曇花一現。俄羅斯爆發革命，共產黨奪得政權後，赤化的陰影由東向西掩來。政治體制趨於兩極之際，民主價值得而復失，大部分歐洲國家瀕臨內戰。許多國家的執政高層很快就訂下政策目標：反共第一、民主其次。 1919 年，匈牙利共產極權領導人貝拉孔 （B éla Kun）下台，由海軍上將賀西（Admiral Horthy）將軍主政。 1922 年，在自由派的支持下，義大利成立法西斯政府。大獨裁者瑞維拉 （Primo de Rivera）取得西班牙政權。葡萄牙著名經濟教授薩拉札 （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先擔任財政大臣、 1932 年成為首相後也實行獨裁統治。波蘭在歷經惡性通貨膨脹及政局動盪後， 1926 年也罷黜議會路線。1929 年全球陷入經濟大蕭條，各國政府更是紛紛向右轉，而且這股風潮沛然莫之能禦。有人一針見血地提出評論，「歐洲這些獨裁政權不但成立時不費吹灰之力，上台後維繫政權更是易如反掌。」

到了 1930 年代，議會似乎也走上了當年君主的老路。前蘇聯國界以西，幾乎各地的左派勢力不是棄械投降，就是被迫以守代攻，重要的政治辯論都集中在右翼陣營。歐洲只剩下北部少數國家的議會還能有效統治。民主體制一連串的挫敗，讓許多學者擔心剛萌芽的民主已經步入危機。

法國政治學家朱文納勒（Bertrand de Jouvenel）於 1940 年夏天坐在巴黎街頭，看著德軍進入市區時寫下這段話，「 1918 年資產階級獲勝後，許多國家在法學人士協助下成立了議會。但是世人逐漸了解， 1919 年到 20 年資產階級議會的那波趨勢已經退潮，取而代之的是獨裁政權。」朱文納勒眼中看到的不是踢著正步的德軍，而是被徹底夷平的歐洲議會民主。共和國的總統、國會的參眾兩院都只是「法學院的幻想」。

我們很難以「空前」二字為兩次大戰之間的民主實驗定調，更不該認定民主體制適合歐洲。我們很希望，冷戰期間民主體制的勝利，證明民主的幼苗已經深植在歐洲土壤，但是歷史卻不作此想。民主體制固然在 1918 年打了一場勝仗，但是接下來的 20 年內卻幾乎絕種。或許在政治動盪及經濟危機的時候，民主體制原本就該土崩瓦解；或許是捍衛民主體制的人陳義太高、野心太大、人數也太少。民主體制太強調憲法權利，過於忽略社會責任，似乎更適合 19 世紀，而非 20 世紀。進入 1930 年代後，大部分的歐洲人也不願捍衛它，反而擁抱其他非民主的體制來因應現代的挑戰。歐洲更發現，本身對獨裁政體其實並不陌生。獨裁體制在整合社會、產業及科技方面也未必缺乏效率。

歐洲的制憲

19 世紀中產階級對政治改革的主要訴求就是政府立憲。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十年，這種訴求的聲浪日益高漲，不但遍及整個歐洲，並向東蔓延到聖彼得堡、伊斯坦堡及巴爾幹半島。

協約國和美國在 1918 年戰勝後，連中歐及東歐也響起憲政改革的呼聲。德國戰敗不久，波蘭及波羅的海三小國立刻起草憲法，爭取自由。原哈布斯堡王朝的疆界也重新劃分。 1918 年 11 月，奧地利公布臨時憲法，成為「民主共和國」。捷克民族主義領袖於同年十月在巴黎發表獨立宣言，「我們將接受並遵守現代民主政體的理念，一如過去幾百年來一樣。我們也接受美國總統威爾遜揭櫫的原則：各國平等、政府必須獲得人民的授權才能行使統治權。」 1920 年初，捷克國民議會正式行使新憲法，成為民主共和國。

主導歐洲民主未來的關鍵在於德國。皇帝被迫出走，巴登的馬克斯親王（Prince Max）很快接納民主化的浪潮，並由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領袖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擔任首相。 1919 年 1 月經由全國普選，選出國民憲政大會。六個月後制定新憲法，第一章即確立：「德國是共和國，所有政治權力源自於人民。」

戰後的中歐一片混亂，民族主義民兵、土匪、武裝農民，及支持共產主義的人士乘機渾水摸魚，奪取舊政權崩解後的資源。另一方面，屬於中產階級的律師及政治人物，則希望建立民主憲政的新秩序。總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十年內，法界人士成為一呼百諾的社會中堅，在各國制憲運動上出力甚多。

他們的目標就是建立法治基礎及代表全民的民主國家，成功的案例包括法國、美國、 英國及瑞士。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民主機制的傾覆也得歸咎於這些律師。因為他們太天真、太不切實際，一味追求「司法完美」，而忽略了「政治」上的可行性。 1918 年後的中歐處於政治兩極的困境中，以法律制度取代政治手段未免好高騖遠。有人甚至批評，這種大而無當的烏托邦計畫，最後形成的政治組織在現實世界一定窒礙難行。其實，兩次大戰期間還有許多導致政局不安的因素，例如經濟危機、社會動盪、〈巴黎和約〉的厚此薄彼。不過，它們至少承認戰後制憲的重要性。

憲政國家誕生之初，大多強調民主、民族及共和國的特質。奧地利在 1920 年制定的憲法第一章就指出，「奧地利是一個民主共和國，主權歸於全體人民。」立陶宛的憲法也開宗明義表示，「立陶宛國是獨立的民主共和國。」大部分國家的憲法都把主權歸於全體人民，少數則來自「民族」，例如波蘭、希臘及愛爾蘭自由邦。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及斯洛凡尼亞王國於 1921 年制定的憲法中也宣示，「王國中的所有子民只有一種種族。」捷克及德國的威瑪（Weimar）憲法也有類似的文句及精神。

19 世紀君主獨裁的政體相當普遍，人治色彩也很濃厚。資產階級贏得勝利後所制定的新憲法，對行政首長當然抱持防弊的態度，立法部門因此得以獨攬大權。國會除了可以設立委員會、監督相關行政首長的行事外，也明確規定立法部門對行政部門行使不信任投票的條件，部分首長甚至是由國會而非首長或總統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