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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5
許多保守勢力對兩次大戰期間的民主體制未必較滿意，他們希望重返以往由少數菁英領政的政治制度，甚至可以接納君主政體。他們看不慣民主體制的地方包括：賦予普通大眾的權力太多，且和大有為政府的理想格格不入。他們更從道德的角度抨擊民主體制，認為民主太強調個人權利，不夠重視應盡的義務。 1920 年代許多天主教、東正教及民族主義份子經常批評民主體制，除了孕育自我中心的思想、及照顧個人私利外，也因未能培養公民自覺或同舟一命的群體感而自取敗亡。法國第三共和在 1940 年結束時，莫尼爾（Emmanuel Mounier）就呼籲大眾，「起來對抗個人主義，建立責任感、恢復菁英領導、打造同舟一命的群體感，並凝聚靈魂及血氣俱備的全人意識。」
總之，民主體制雖號稱能夠代表全國上下發聲，卻食言而肥，未能實現承諾。 1920 年的捷克憲法開宗明義就說：「捷克共和國為了組成更完美的國家……」但是境內的斯洛凡尼亞、猶太、匈牙利、日耳曼等種族，恐怕都懷疑這項條文是否一體適用。起草威瑪憲法的普魯斯指出，「這既非普魯士國，也不是巴伐利亞國。只有一個德國，所有政治組織都能在這個共和國內生存。」但是事實正好相反，奧地利不得其門而入，不得加入新德國，巴伐利亞卻不准脫離這個國家。因此威瑪憲法是在內戰的氣氛中完成的。這部原本應該凝聚及捍衛國家完整的新憲法，卻在族群及階級的對立和衝突中失去民心。因此，把國家團結視為最優先課題的人，越來越傾向於接納威權體制。自由民主體制既然讓國家失望，也許應該犧牲民主才能挽救國家。希特勒在 1931 年致函總理布魯寧說：「憲法一無是處，我們得修改憲法。」
在這種背景下， 1930 年代，許多人都質疑民主體制不見得能在歐洲開花結果，英國因此對倒向威權統治的歐陸改採姑息態度。為了維護英國不干預西班牙內政的立場，《泰晤士報》指出，「適合英國的議會民主，可能只適用於其他少數國家。」歐洲的民主危機似乎也凸顯了英國的優越性。
抱持這種觀點的不只是英國。魯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指出，很少歐洲國家具有民主的傳統，更少國家具有長期爭取自由的傳統。從東歐的歷史也可證明，民主只是戰勝國在〈凡爾賽和約〉中的賞賜，而非社會大眾動員爭取的結果。總之，在歐洲的政治傳統中，民主的根基尚淺，因此反自由政權的崛起才能不費吹灰之力。
右翼掌權
葛洛斯（Benedetto Croce）曾經說過，法西斯主義只是義大利歷史上的插曲。換句話說，義大利習慣處於民主自由的體制之中。許多批評法西斯主義的人指出，歐洲右傾的原因是集體發狂。到現在還有很多人認為，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是狂人獨裁者統治下的大陸，而不是主動放棄民主的國度。在許多作者的筆下，墨索里尼是個小丑、希特勒是精神錯亂的狂人、史達林則是精神病患。但是從墨索里尼的一生，能否讓我們了解法西斯主義的訴求？奧克夏特（Michael Oakeshott）在 1940 年指出，自由派未能認清本身的敵人先是君主，後是獨裁者，更誤判民主體制的真正挑戰。
奧克夏特指出，左、右兩派的政治理念和路線都非常值得深究，因為「兩者都屬於當代文明的傳統潮流」。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政治天主教義、國家社會主義之間的差別在於「和當時社會脫節」，需要向後者學習。研究墨索里尼的學者指出，「民主體制必須學會，在個人自由和符合一般福祉的社會規範之間求取平衡。」美國外交官坎南（George Kennan）甚至說：「良性的獨裁專制，其實比民主體制更能為善。」他認為美國也是走在「從修憲轉向威權國家」的道路上。
右翼陣營偏好做了再說和全憑感覺，忽略理性和邏輯分析，因此很難認真看待威權國家的理論。右翼學者包括史密特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等人，對右翼陣營的實際表現也很失望；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上台後，竟毫不遲疑地放棄原先的理想。右翼也有政治理論，不但獲得千百萬人的支持，在承襲傳統上也不輸給自由主義。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札在 1934 年指出： 在當今世界這個偉大的實驗室中， 19 世紀的政治體制大多崩解。各種機制必須自我調適，以滿足新的社會及經濟需求，而且時間越來越緊迫。我個人深信，20 年內政治演化的進程如果沒有走回頭路，歐洲境內不會剩下任何議會。 到了 1930 年代中期，除了北歐以外，大部分歐洲國家的自由主義都已經師老兵疲，左派陣營幾乎遭到殲滅。能夠搶奪意識型態盟主寶座，和統治權的人馬都屬於右翼陣營，包括威權體制、傳統保守派、技術官僚及右翼激進份子。 1930 年代只有法國還在上演左、右對壘的老戲，直到維琪（Vichy）政府上台為止。奧地利及西班牙在 1934 年相繼爆發內戰，最後結果都是右翼掌權；義大利、中歐、巴爾幹半島等地，也都是右翼勢力當道。從羅馬尼亞卡洛國王的獨裁政權，到西班牙、希臘、匈牙利的軍事強人，到德國及義大利的一黨專政，他們不一定都是法西斯主義的信徒，甚至有些政權還把法西斯主義視為大敵。
右翼也有兩種，一種希望君主復辟，把時鐘調回民主時代以前；新右翼則透過多數政治的機制奪權。前者包括佛朗哥將軍（General Franco）及希臘獨裁者麥塔克斯（Metaxas），他們畏懼多數政治，和君主及教會等舊秩序一拍即合。右翼陣營把巴爾幹半島帶回 19 世紀，獨裁的君主強勢主導內閣人事，監督所有政黨，完全操控選舉結果。
反之，在義大利及德國崛起的新右翼，則是走選舉及議會路線。新右翼的工具是政黨，以此取得合法性和權力，圍剿對多數政治不熟悉的保守勢力。希特勒告訴布魯寧總理，「民主體制的基本原則是，所有權力來自人民」時，他的身分是贏得大選的政黨黨魁。包括國家社會德國工人黨（NSDAP）在內的這種社會運動，抓住了 1920 年代的社會脈動。新、舊右翼最白熱化的衝突，出現在 1930 年代的奧地利、匈牙利及羅馬尼亞，為保守勢力和激進的民族主義份子之間的政治角力沾染了血腥味。
當然，新右翼雖然運用政黨作為奪權的工具，卻無意持續議會路線，只是提出議會路線的修正版，以滿足 1918 年後社會對參與政治的需求。義大利的社團主義（Corporatism）就是以生產者組織、而非階級來代表社會大眾，進入政治決策圈，但骨子裡仍然是法西斯主義。《財星雜誌》在 1934 年曾下過這樣的結論，「莫索里尼的社團主義國家，就像羅斯福的新政。」
事實上，社團主義是掛羊頭、賣狗肉，是法西斯主義壓迫勞工、勾結企業管理菁英的幌子。不過，社團主義能夠降低分裂因子、較有組織地選出政治代表，因此仍有其吸引力。
其他國家也如法炮製。薩拉札在 1933 年制定新憲法，宣布葡萄牙是以社團為主的中央集權共和國。「為了集體利益」，政府有權限制個人權利。國會還能苟延殘喘，但是禁止政黨活動，總理也以行政命令治理國家。政府發布全國勞工憲章，禁止工人罷工及關廠、解散獨立的工會，成立全國的同業組織。如此至少理論上，以和諧及合作取代了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的衝突。不過，這套理論到了義大利卻變質，天主教的恐共症減輕了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敵意，生意人仍然能夠自己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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