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暗大陸(BE0091)──從文明的曙光到 21 世紀歐洲
Dark Continent :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NEXT
叢書系列：NEXT
作者：馬克‧馬佐爾
       Mark Mazower
譯者：王道還、齊思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2年01月03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72頁
ISBN：957133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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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2

現代、開放的民主國家為了最接近主流民意，立法部門選舉經常採納比例代表制；同理，也經常舉辦公民複決。為了將地方錯綜複雜的法令規章「合理化」，建立全國最高的立法機關，若干國家的憲法也明確規範地方當局的權限，並強化中央的權力。波蘭和克羅埃西亞的法學人士起草憲法時，曾經擬議要捍衛地方政府的自主權，但是遭到駁回。顯然威爾遜對後世的貢獻不僅在於成就民主體制，更在於民族自決。

中央集權制不但吸引境內擁有少數強悍日耳曼人的捷克，波蘭及南斯拉夫也分別有烏克蘭裔及塞爾維亞人的問題，比較願意接受中央集權制。只有德國和奧地利是以聯邦制、而非中央集權的精神建國，但過程相當耗時費力。其實，在希特勒及奧地利總理多福斯（Engelbert Dollfuss）上台前，德國及奧地利的中央政府，已經動用財政及福利等相關法律的特別權力。

新憲法和 19 世紀自由價值最大的差別在於，政府的權力從政治及公民自由的領域，延伸到醫療保健、福利、家庭及社會安全，但這部分也最引起爭議。憲法明文規定社會政策的目標，除了德、奧等戰後由社會民主黨掌權的國家之外，連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及斯洛凡尼亞王國也是如此。西班牙憲法更確立本身「屬於各種階級勞工的民主共和國」，因此基於「社會公用」，國家得徵收人民財產。

根據上述案例，新憲法宣示的政治主張的確包羅萬象。一方面展現了 19 世紀自由主義的議題，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要求建立「真正社會民主體制」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新憲法也得照顧相關的需求。在俄羅斯共產革命的衝擊下，社會民主的議題等於是和共產主義爭取人心，支持議會路線。負責起草威瑪憲法的普魯斯（Hugo Preuss）為了避免德國走向共產主義，曾經寫下「不是威爾遜就是列寧」的名句。

因此，新憲法有意在舊式議會路線和現代大眾社會之間求取平衡。憲法條文的字裡行間混雜著前瞻式的樂觀和新生的焦慮，正好反映捍衛民主體制的歐洲資產階級在大戰後的曖昧角色。

紛擾的歐洲內戰

以 1917 年來說，俄羅斯似乎是歐洲第一個民主革命的成功案例。所有參與推翻專制政權的各方勢力，都致力於防範皇權復辟，唯一可能的敵人是保皇黨，而非共產黨。包括列寧在內的左派主張成立憲政大會（Constituent Assembly），以符合馬克斯的理論，宣告進入「資產階級主政」的時代。但是當年十月共產黨掌權後，卻不確定這場革命的定位是「資產階級民主」，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

1917 年到 18 年的俄羅斯，內有沙皇帝制瀕臨瓦解，外有烏克蘭及芬蘭脫離帝國的紛爭，因此對新政體的定位傾向於第二種選擇。憲政大會的選舉結果出爐後，共產黨挫敗，只獲得不到四分之一的選票，贏得的席次不到改革社會主義（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的一半。列寧因此改弦易轍，「在資產階級共和國內，憲政大會代表最高的民主原則。但是根據革命社會民主體制，一個蘇維埃共和國是更高的民主原則。」憲政大會被打成「資產階級反革命」的落伍象徵，成員被視為「非我族類」。憲政大會雖如期在 1918 年 1 月召開，但是第二天列寧就以武力解散大會。

左翼的列寧和右翼的墨索里尼能夠興起，其實都是自由主義失敗的結果。俄羅斯的自由主義以為，提供「人民」憲政自由就能解決社會危機。他們是第一個犯下這種錯誤的人，卻不是最後一個。不但「人民」不需要憲政自由，俄羅斯一千五百萬名農民更不需要，後者要的是和平和土地。自由主義人士也無法滿足俄羅斯勞工階級的需求，結果就是社會秩序瓦解，俄羅斯政治光譜中的中間地帶也隨之消失。

俄羅斯支持憲政的人士仍不死心。 1918 年六月成立憲政大會的委員會議，不久就壽終正寢。內戰結束後，蘇維埃共和國聯邦成立，主要目標已經不是促成自由主義的憲政體制，而是如何推動社會及經濟轉型、結束境內無政府及無法紀的亂象。「資產階級反革命份子」此時又在巴黎成立憲政大會委員會議，但在權力的天平上已經微不足道。俄羅斯既是自由主義戰後第一場勝利，也是第一場最難堪的挫敗。

在共產黨的操縱下，憲政主義成為打擊資產階級的工具，他們 提出，為什麼要以資產階級制定的憲法作為根本大法？那套憲法可能已經過時、又充滿階級劃分，是否應該代以更現代的新憲法？列寧於 1917 年 12 月說：「人民的利益高於民主體制的利益。」憲政大會解體後，列寧卻又說：「相對於死氣沈沈的資產階級議會路線，無產階級蘇維埃的組織卻是生機勃勃。」蘇維埃第五屆大會就依據列寧的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獨立宣言，通過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的憲法。希望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度，終結剝削、「徹底打垮」資產階級及既得勢力。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不根據性別及出生地限制公民的身分，但是卻強調社會背景，尤其偏好「無產階級」及「貧農」，包括僧侶、商販及靠放款利息度日等七種人則被剝奪投票權。此外，只要是可能危及社會主義的革命人士，政府就可撤銷其法律規定的所有權利。因此，早在史達林上台前，共產黨專政的本質就已經人盡皆知。它和沙皇體制相同的是行政、司法不分，且都未遵守「資產階級」分權的概念。而它和沙皇及當時歐洲制憲運動不同之處在於，強調大眾應享有社會及經濟福利，例如公共住宅、醫療保健、免費就學、婚姻自由、離婚法等。此外，還有一個差異是，視革命為內戰，國家暴力因此成為階級鬥爭的特殊工具。

但是蘇維埃制度對歐洲其他地區的影響不如預期。西方干預俄羅斯內戰，雖然未能推翻共產黨，但是歐洲其他地區也未爆發俄羅斯式的革命，縱使出現也遭到壓制。 1918 年到一九年間，北起蘇格蘭、南到亞得里亞海，紛擾不斷。德國出現街頭暴力，芬蘭也爆發內戰，但是真正建立共產政權的國家只有匈牙利，它和俄羅斯一樣也引起內戰，但是結果卻截然不同。

1919 年初，同情共產主義的貝拉孔推翻卡洛里伯爵（Count Mih ály K árolyi）的政權，宣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但他控制布達佩斯的時間只有幾個月，羅馬尼亞就在協約國的支持下進軍匈牙利，共產黨潰敗。 1919 年秋季，海軍上將賀西實際掌握軍政大權，對內採取以暴制暴的手段對付激進份子，對外則很快獲得盟國的承認。

在一片民主化的浪潮中，賀西反共、反民主的右翼政權似乎是異類。但經過一段時間後證明，賀西政府不是歷史的遺跡，而是未來的趨勢：在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兩極化的壓力下，民主體制的空間越來越小。

資產階級的疑慮

當政者開始擔心工農階級攜手奪權之際，土地改革成為民主體制爭取支持的主要對策。東歐及中歐紛紛釋出大筆土地，形成一批持有小筆土地的農民。各國希望這個新階級獨立、民主，對於共產主義能夠免疫。

政府必須下定決心剝奪地主的權力，才能成功推動上述政治工程。在波羅的海三小國、捷克，甚至巴爾幹半島等國，土地集中在少數種族手中，政治人物自然樂於推動土地改革；反之，在匈牙利有高官巨賈出面，讓土地改革胎死腹中；義大利的地主和政府則關係深厚。威瑪時代的德國總理布魯寧（Chancellor Br üning）雖然戳力改革，卻被批評為「農地共產主義」，西班牙甚至因此而爆發內戰。

1918 年到 19 年的革命浪潮，凸顯擁有土地的農民在政治立場上的保守傾向。相對來看，柏林、慕尼黑、維也納、布達佩斯等城市，都是由親共產黨的勢力上台，並且透過街頭示威、占領工廠及罷工等行動，展現本身的實力。不過，由於未能吸引農村人口的同情，因此發展仍然受到限制。原因是歐洲農民很少像俄羅斯同行那麼悲慘，對政治激進思潮當然不感興趣，唯一的例外是保加利亞的農民。義大利的工農組成社會主義聯盟，但是當局不願推動和平的土地改革，反而訴諸武力解決。針對土地改革爆發的內戰，終於為墨索里尼的崛起開了一條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