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暗大陸(BE0091)──從文明的曙光到 21 世紀歐洲
Dark Continent :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NEXT
叢書系列：NEXT
作者：馬克‧馬佐爾
       Mark Mazower
譯者：王道還、齊思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2年01月03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72頁
ISBN：9571335649

【推薦序 1｜推薦序 2｜前言 1｜前言 2｜書摘 1｜書摘 2｜書摘 3｜書摘 4｜書摘 5】

▼  書摘 4

1920 年代末期，右翼法學家史密特（Carl Schmitt）提出一套理論，「行政部門動用憲法的緊急權力應該用來捍衛憲法，而非引進獨裁體制。」德國議會癱瘓之際，史密特提出德國總統應該是憲法的守護者。 1930 年三月到 33 年一月之間，威瑪德國透過緊急命令逐漸邁向總統制。 1930 年 9 月的選舉後，納粹黨和共產黨成為第二及第三大黨，根本不可能組成聯合政府，印證了史密特的理論。為了不讓政權落入有意推翻民主體制的政黨手中，德國似乎只能依照憲法第 48 條發布緊急命令。

但是頻頻動用憲法第 48 條的結果，很難斷定民主體制會在什麼時候滑向獨裁政體。從 1925 年到 31 年，德國只發行了 16 項緊急命令，但 31 年卻暴增為 42 項，同年，德國議會只通過 35 項法案；翌年，兩者的數字更懸殊，分別是 59 項及 5 項。 32 年 7 月 20 日，龐班總理（Chancellor Papen）發布緊急命令在普魯士實施戒嚴，變相「推翻」了社會民主黨執政的邦級政府。法界人士談「德國總統的獨裁權力」，反對議會路線的保守派則認為要以「民主專制」取代議會政府。德國搖身一變成為威權式的「新國家」，背後的理論基礎就是由史密特這類法界人士所建構的，再加上例如史萊克將軍（General Schleicher）這類支持獨裁、防範希特勒的人配合。

歐洲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氣氛相當詭譎、緊張，德國憲法的大論戰更凸顯了威權主義和民主體制之間的複雜關係。 1920 年代的威瑪德國是不折不扣的民主體制；到了布魯寧主政，民主的成分少了許多；龐班和史萊克在位時已經非常接近威權體制，接下來就是希特勒上台。大部分的人覺得議會路線的民主體制需要修正；第一個問題在於，立法部門應該把多少權力轉移到行政部門？第二，行政部門主導大政方針後，議會應該具備何種功能？畢竟各國沒有廢除議會，議會也沒有無限期休會。包括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法西斯當家的義大利和許多威權國家，議會都還在勉強運作，顯示這些政權還是需要老百姓賦予的合法性。

民主的危機

國會不是唯一引起爭議之處。簡單來說，兩次大戰的歐洲到底有多民主呢？法界人士指出，問題其實不在於憲法的民主精神陳義過高，而在於一般大眾太缺乏民主意識。波恩指出，議會路線出現危機只是反映「歐洲人的生活危機」，許多人對這句話都深有同感。

19 世紀最後 25 年間，反自由及反民主的聲勢逐漸壯大。大戰期間所謂的「暴力福音」，使得這股風潮越演越烈，普及的程度讓後世史家以「 1914 世代」名之。從馬利內提（Marinetti）到鍾格（Ernst Jünger）， 1920 年代歐洲有許多年輕男性支持、甚至鼓吹對立式的政治。重暴力、輕理性；要行動、不要口號。法國右翼作家羅契里（Drieu la Rochelle）曾寫道，「不流血，將一事難成。」從印象派到超現實派，畫壇也充斥暴力。歐洲大部分的國家因戰爭而陷入「內部戰爭」，進而趨於兩極化。列寧形容那是一場「內在的內戰」，納粹黨則稱為「緊急狀態」。

當時包括鍾格、羅姆（Röhm）、希特勒等右翼政治人物，都嚴辭批評民主體制，例如拖泥帶水、物質取向、死氣沈沈、無法引起大眾的激情。當時的雜誌也報導，民主體制無法吸引年輕人。羅馬尼亞有學者更讚揚希特勒對「民主理性主義」的批評，他們不認同自由主義美化追求個人利益的立場，反而強調犧牲小我、服從及社區責任的精神。

當然還有其他反對民主體制的人也認為，民主已經病入膏肓。民主體制除非能夠找回原本強力支持的群眾，否則看不到未來。此外，對於當時越來越趨向集體主義的世代，自由主義也太強調個人，顯然不合時宜。

威瑪德國的總理穆勒（Hermann Müller）在 1930 年表示，「沒有民主人士的民主體制，對內對外都是危險的。」但是戰後建立民主立憲國家的法政大老們，卻對此警語掉以輕心。歐洲法律學家凱爾森曾經提出一套不摻雜任何政治意識型態的法律理論，但是和政治實務劃清界線的理論根本沒有市場。凱爾森批評，奧地利的基督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分別受到天主教義及馬克思主義的污染；不過至少這些政黨的成員很多，而他卻沒有什麼信徒。凱爾森的理論在學術上也許無懈可擊，但在政治上，他還活在 19 世紀資產階級的假象中。歐洲民主體制在 1918 年後突然興起，隨後國際及國內情勢轉變，支撐民主體制的勢力也宣告瓦解。總之，支持民主主義的人越來越少。

國際社會支持民主主義的程度也與時俱衰。威爾遜自由主義的熱情，被美國孤立主義澆熄，英國及法國等歐洲戰勝國，憂心共產主義的程度也高於獨裁政權。只要中歐及東歐國家沒有赤化，西歐國家不會擔心本土的政治環境。他們最關切的是軸心國的帝王們會不會復辟，而較不在意其他的威脅。他們忘記了〈凡爾賽和約〉同時帶來和平和民主，放棄了民主等於攻擊了和平。

歐洲境內對民主體制原本就不是毫無保留地支持。有人認為，義大利民主體制的失敗主因，在於缺乏民主政黨。其實不只義大利而已。兩次大戰期間的自由派並非主流，君主專制的體制垮台，他們就算大功告成。著名經濟學家凱因斯在 1925 年說：「自由派的正面論述相當脆弱。」英國自由派逐漸式微，並未危及政治體制；但是威瑪德國的民主黨及其他自由政黨走下坡後，結果卻不一樣。相對於左翼、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及天主教義，自由派在政界人單勢孤。在害怕共產主義抬頭的心理作祟下，許多自由派選擇向威權體制靠攏。包括社會工程師、企業經理人及技術官僚等其他社會菁英，則希望以科學及非政治的手段解決社會沈灶，他們對於國會的無常及無能深感不耐，也傾向支持威權體制。

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分道揚鏢，重創歐洲左翼勢力，再也無法重登 1918 年到 19 年的巔峰。共產黨反對的是「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也就是議會民主；但雖然百般嘗試，卻履試履敗，至少 1934 年以前是如此。唯一的例外可能是 1930 年代的法國，共產黨還能在政壇苟延殘喘，只是按照史家的說法，「共產黨在兩次大戰期間的所有選舉中無役不敗。」薩森（Donald Sassoon）更為共產黨當時的發展狀況下了一個結論，「歐洲戰前的共產黨發展紀錄，只能以失敗二字形容。」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不想摧毀民主，以免社會走向社會主義。因此在經濟大蕭條最嚴重的時候，海勒（Hermann Heller）曾提出警告，威瑪如果不實現追求社會及經濟正義的承諾，就會淪為獨裁政體。社會民主黨必須結合農村人口或保守勢力，民主體制才能存活，前者像斯堪的那維亞，後者則以比利時和英國為代表。但是其他民主憲政國家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它們受到經濟蕭條及大規模失業的衝擊，根本無力顧及經濟平等及社會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