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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在瓦赫低地 （註 1）
1 林茲的支流
窗戶面向多瑙河，俯瞰這條大河和上方的山丘、點綴著樹林和洋蔥狀教堂圓頂的景觀。冬天，冷冷的天空和片狀的積雪，山丘與河流溫柔的弧線似乎失去重量和慣性，變成一幅素描羽毛似的線條，憂鬱的優雅紋章。林茲是上奧地利的首府，希特勒最愛的城市，他還想將它變成多瑙河最壯觀宏偉的都會。第三帝國的建築師施比爾
（註 2）描述這些未實現的計畫，建造媲美法老王的龐大建築，使希特勒像卡內提所說的，證實了他超越古往今來之建築的狂熱需求、他的好與人爭、對打破紀錄的執迷。
林茲，一個許多詩歌都會順口用Provinz（鄉村）來押韻的寧靜市鎮，今天是奧地利的工業都會，根據幾年前做的一份調查，有若干比例的年輕人患著神經疾病，而人們對國家的司法系統特別抱持懷疑態度。人民對宗教的虔誠似乎尚未消失，讓十八世紀的英國旅者感到驚訝：市集廣場上，面對三位一體大柱──全中歐都可看到這種大柱豎立於市鎮廣場上，紀念瘟疫生還者，並榮耀造物的尊嚴──一群人在冷颼颼雪瀝瀝的晚間大聲祈禱。一份好戰的主教轄區報呼籲被斯第里亞（Styria）的工廠解雇的工人團結起來，拿起武器對抗管理階層，鼓動人們杯葛南非政府，以抗議其種族隔離政策，對大使館投彈，要求釋放被逮捕的黑人神父米卡查瓦（Smagaliso
Mkhatshwa）。
在希特勒的夢想裡，他想建造的巨城林茲會是他年老時的藏身之處，在鞏固了第三帝國之後他就要在此終老，這帝國會壽延千萬年，而他要將之託付給適任的繼承者。就像所有冷酷的獨夫、殺害千萬人的凶手、滅絕整個民族的屠夫，希特勒也是個多愁善感的人，情緒為自己的心思所感動，也將自己包裹在田園幻想之中。有時，他會向心腹透露，他在林茲的生活要遠離權力，而像個慈悲好心的老祖父，願意隨時給來訪的後輩一些意見，他會說──想到被罷黜的可能性，但這是他絕對不會准許的事情──也許根本沒有人會來看他。
在林茲，他度過了快樂的時光，這滿手血腥的獨裁者幻想過重新發現一種童年，沒有大計畫和野心糾纏的季節。他也許還懷舊般地幻想那空洞的未來，在彼處他享有無比的安全感，已經奮鬥一生的人、已經為統治天下而戰鬥並且得勝的人、已經實現夢想的人、再也不會感到挫折的人，所具有的安全感。他一想到那個未來，也許會受到早日達成目標的渴望所折磨，又被無法達成的恐懼所啃嚙著。他想要時間過得快一點，以便快一點確定他可以成功；換句話說，他欲求死亡，而在林茲他夢想生活在類似死亡的甜蜜安穩之中，不受生命之驚喜或挫敗的干擾。
那房屋的窗開向多瑙河，現在的地址是下多瑙區（Untere Donaulande）六號，這可能會向他顯示另外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中庸感，一種他不管怎麼樣都不會學到的風格。此屋屬於多瑙河汽船航運公司所有，現在依然是，而它見證了亞達貝特‧史提福特二十年寂靜的生命，以及悲劇的死亡，他是奧地利十九世紀最不出世的作家，他退隱山林，只求用中庸、無私來重複簡樸的日常姿態，以遏止生命的混沌。
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六八年，也就是一直到他死去為止，史提福特都從窗口俯視多瑙河，這深受喜愛的奧地利景致，對他似乎包含了轉化成自然的數世紀歷史，被土壤所吸收的帝國和傳統，像碎落於地的葉片和樹木。那知名的風光，缺乏強烈的色彩或斑斕的效果，卻教導他對自然事物要常懷敬意，虔敬注視生命藉以展露本質的微小事件，而不是那些風起雲湧的劇變和炫目的奇蹟；教導他抑制貧乏的野心和個人熱情，順從偉大客觀的自然、世代、歷史等法則。
在他的小說裡，以及更多的短篇故事中（很多是在這個房間裡寫的），史提福特以多變的熟練探索中庸的秘密，以及接納限制的秘密，接納限制讓個人能夠將自己的虛榮置於比私人事物更高的價值之下，開放自身給社會性、給與他者的對話──特別是建立在審慎、尊重他人獨立性及其保持自我距離的需求上，一種對鄰居的親愛。
這種防禦的情感在史提福特的藝術中不是沒有影響。他的小說《晚夏》（The Late Summer）描述了主角海恩利希（Heinrich）困難的成長過程，他正在發展的人格被一個貧乏無趣的世界所威脅，現代生活在原本和諧、完整而「古典」個人發展上拋擲了一種客觀的障礙。海恩利希為成長所付出的代價，是對世界的部分棄絕，以一種貴族式的孤獨拒斥事物本然的平凡無序狀態。蕭爾斯克（C.E.
Schorske）曾指出，對福樓拜的主角而言，世界的貧乏已然進入他們的靈魂；未像敵人一樣在其面前聳立，反而已然在暗中變成其人格的結構，變成他們本然的一部分。在《情感教育》（Education
sentimentale）中，弗列德利克‧莫洛（Frédéric Moreau）雖然就浸處於生活和歷史的當下片刻，為之逐漸侵蝕，但和《晚夏》的主角海恩利希的儀式──與現代之庸俗保持距離、自以為可以使內在自我不受影響──相比，前者有著更痛苦、更強烈的感受。福樓拜描寫我們的真實，而史提福特似乎堅持磨掉崢嶸頭角，將斷裂崩解包容在封建的田園詩歌中，即使他仿油畫的版畫是透過一種激切逃避現實深淵的努力而生動的。
史提福特並不是沒感覺到這些黑暗深淵、命運的混亂和非理性，或是無法理解的突發打擊，譬如說，他所寫的一個關於猶太人命運的悲劇故事：《阿貝迪亞斯》（Abdias），就透露了這些訊息。他沒有刻意不正視悲劇，但是他拒絕為之所迷惑，也排斥對悲劇事物的崇拜，那種他看到透過後期浪漫主義潮流而瀰漫於歐洲文化的激情和反常。我們在他的故事中看到憂鬱、棄世、孤獨，但更重要的是他對於崇拜孤獨和不快樂的態度所做的強烈譴責。在《隱者》（The
Recluse）中，有一個年輕人說他無法在事物中發現喜樂，一位老婦人告訴他，這話完全不對，說再也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使我們快樂，這樣的話也絕對不能被允許。
史提福特在明顯的單調中、在日復一日的重複裡尋求這種喜樂。在家中他寫作，照管植物（特別是仙人掌），修理家具並打光，包括還在這間房子裡擺著的書桌。他會畫圖，定時出門散步；他會讚美週週日日的連續，他會傾聽水流的潺潺，感受在他的作風和生活節奏裡平和的律動。那溫文的韻律節奏，豐富的微妙起伏，對他來說就是快樂，他也渴望當下的片刻不要過去。
說到快樂，他擁有的很少；他領養的女兒自溺於多瑙河中，而他自己在憂鬱和身體疾痛的危機時刻，以一把剃刀提前結束自己的性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的不快樂──所以他知道所有的例外、反常、戲劇性，那些渴望英雄命運者所關注的焦點，只會帶來無比的悲慘和痛苦。他的角色幾乎都全神貫注於打掃、折疊洗乾淨的亞麻布、整理抽屜、修剪玫瑰；他們的生活重心就是談話、婚姻、家庭。對於以驚世駭俗為務，夸談踰矩敗德的作法，史提福特用家庭的史詩性來對抗，以難得的秩序與連續性的原創、以自己承受痛苦的能力來對抗。
就這方面而言，他是著根於保守的奧地利傳統，忠於由來以久的精神和諧，忠於長期的時間，而不管短期的變化和號外新聞的聳動意圖。另一位偉大的奧地利作家，和史提福特同時期的葛利帕澤，他有一個故事主角是「貧窮的街頭音樂家」，當別人請他說說自己的故事時，他很訝異，因為他覺得自己沒什麼故事；他不相信他的日子，不管背後的意義有多豐富，這樣的連續並沒什麼特別。這些角色愛生命，簡單的現在，卑微但令人滿足的時時刻刻，因此也不希望在輝煌壯烈的事件中──不管是個人或歷史的事件──扮演主角。如果可能，事實上他們會逃避重要的事件。像穆席爾後來所寫的，當全世界都以為他們經歷了巨大驚人的事情，老奧地利的人喜歡擺出事不關己的樣子，冷冷說道：「嗯，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史提福特去世時，喪禮上指揮詩班的人也是，像他自己說的，「沒有歷史」的人。那人是安東‧布魯克納（Anton
Bruckner），偉大的現代音樂家，他是林茲大教堂的管風琴師，沒想過當個藝術家，只想（對他也是最重要的）做個像樣的工作，善盡宗教義務。
史提福特的家務秩序比希特勒夢想的紀念性建築更是一種神秘的事物。史提福特的故居，現在是一個以他為名的文學學會所在地，我在裡頭尋找那種秩序的痕跡，通往那一塵不染之神秘的鑰匙。同時，一些學會的職員在電話上熱烈討論關於前幾天去世的一位要人的訃聞事宜。他們的問題是，要用「不會忘懷」還是「無法忘懷」來形容。辯論轉趨激烈，翻了很多字典，大聲唸出，然後又有人提出前例為證……我要走的時候，討論還在進行。這種講究精確修辭規則和儀節的老實，對於死亡、對於其形式的要求，並非不恰當。但這種學究般尋找適當莊嚴的表達，生出了趣味的一面，連死亡都被切成小塊，讓它從高高在上的臺座走下來，定位在善良、實在的每日事物中。林茲大教堂的入口有一張海報，上面寫著：「只有當你能夠再度微笑的時候，你才是真正原諒了。不要硬拖著所有事情。」
譯註
註 1：瓦赫低地（Wachau），奧地利西北部多瑙河沿岸低地。
註 2：施比爾（Albert Speer, 1905-1981），德國建築師，後成為希特勒御用建築師，曾任納粹軍備與戰時生產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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