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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第二天，日軍猛烈的炮火一刻不停地轟擊著南京城。校園裏，我們人人心神不安，但還是繼續幹著活兒。北校園的兩座宿舍樓中間，搭建起一些竹蓆窩棚，我們讓小販在窩棚裏向難民賣吃的，蒸米飯五分錢一碗，不帶芝麻的燒餅，一個也是五分錢，不過，每人一次限買兩個或兩碗，不得買雙份。當地的紅十字會已經答應在這裏開設粥場，只是到現在還沒設立起來。有些難民既沒食物，身上又沒錢，就只好挨餓了。到十二月十一日中午為止，我們已經接納了大約兩千難民，總算還能把他們都安排住下。
我正在用木頭水舀子給疲憊不堪的新來的難民分發熱水，約翰·馬吉牧師來了。我讓手下的一個人替我接著分發，自己起身去迎他。「我剛從城裏來。」他對明妮和我說：「那邊情況可怕極了，福昌飯店和首都劇場門前躺了幾十具屍體。有家茶館被打中了，胳臂腿被炸得滿天飛，掛在電線上和樹梢上。日本人隨時會開進城來。」
「你是說，中國軍隊放棄抵抗了？」明妮一下子憤怒了，兩眼噴火。
「我說不準，」馬吉回答，「我在安全區裏看到些軍人，在搶商店裏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呢。」
「他們就這麼散夥了？」我也火了，想起了他們以「保衛南京城」為名義，在郊區燒毀的那些農舍。
「現在還很難說，」馬吉回答說：「還在作戰的也有。」
他告訴我們，下關一大片地區都在火海之中。南京城最漂亮的建築、斥資兩百萬元建造的交通部大樓，連同它那富麗堂皇的禮儀廳，都被付之一炬。凡是帶不走的，中國軍隊一律將之毀掉，把很多房屋都燒了，包括蔣委員長的夏宮，軍事學院，現代生化戰爭學校，農業研究實驗室，鐵道部，警官培訓學校——全都燒了。也可能這是他們發泄憤怒的方式吧，因為他們現在才知道，蔣介石和所有當官的都撤走了。
約翰·馬吉正說著，一個戴著一頂護耳毛氈帽、拄著手杖的駝背男人走過來，另一隻手裏牽著一個小女孩。
「能收我們進來嗎？」那人聲音微弱地問道。
「這裏只接收婦女和孩子。」明妮說。
那男人微笑了，兩眼一亮。他站直了身子，用沙啞的女聲說：「我是女人，請看。」她摘掉帽子，從口袋裏扯出一條印花大手帕，把臉上的塵土和煙灰擦去。原來她相當年輕，二十多歲，瘦削的臉上仍留著一道一道的黑灰。不過她的脖子現在伸長了，柔軟的後背顯出她的楊柳腰。
我們讓她和小女孩進來。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
「燕英，」她說：「這是我小妹妹燕萍。」她伸出胳臂摟住女孩。
燕英告訴我們：「我們鎮子被日本鬼子燒了，他們抓走了好多女人和男人。我家鄰居龔阿姨和她的兒媳在家裏被折磨死了。我爹叫我們趕快跑，我弟弟不敢在大白天裏出來，所以我沒帶他，自己就和妹妹來了。」
明妮把她們送到霍莉管理的中心樓。這時喬治·費奇來了，他穿了件燈芯絨大衣，香煙插在個小煙嘴兒上，看上去很象支彎曲的小煙斗。他一臉倦容，頭髮稀疏，琥珀色的瞳仁濕濕的。費奇是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南京分會的負責人，也是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行政主任；他出生在蘇州，蘇州話講得地道，以致有人把他當成了維吾爾人。他告訴我們，有好幾百名中國士兵來到南京大學醫院難民營，要投降，很多人扔下了武器，請求讓他們進入難民營；不然的話他們就要破門衝進來。他可以斷定，更多的士兵，會有上千吧，都會進入安全區來請求保護，這樣一來，國際委員會在與日本戰勝者打交道時，就陷入很大的麻煩。馬吉和費奇一刻也沒敢耽誤，就一起動身去醫院了。從後邊看，瘦弱的費奇今天似乎背更駝了，馬吉則強壯結實，虎背熊腰。明妮對我說：「我希望中國士兵別來金陵學院避難。」
「反正我們也沒地方給他們了。」我說。
那天晚上，校園裏的三座樓都已經滿了，其它幾座還在接收著新難民。最後保留的藝術樓，剛剛也開放了。紅十字會還沒有把粥場建立起來。我們兩天以前建起來的臨時廚房，連一小半人的肚子都沒法應付。明妮提議，由我們自己來開設一個粥場，可是，粥場的工作人員，還有大部分的定額的分配，都是當地紅十字會的人掌控，他們堅持說，粥站要由他們來開設。很顯然，這裏邊有個賺錢的問題。他們在這種局面下還在考慮贏利，讓明妮大為惱火，派了路海再去找紅十字會總部，申請辦粥場的許可。第二天早上，四週安靜得好像仗已經打完了。我們感到日本人也許已經攻破城門，控制了南京城。有傳言說，日本攻城部隊爬上城牆，用炸藥炸開了幾個口子，中國守軍潰敗，日軍高喊著「天皇萬歲」，揮舞著戰旗蜂擁而入，卻幾乎未遇任何抵抗。大劉說，他看見愛惠中學一帶的街道上到處是屍體，大多是老百姓還有孩子，除此之外，鬧市區已經成了死城。
整整一上午，明妮不停地抓撓她的後脖頸，覺得渾身又癢又粘。她和衣而臥已經連續好幾天了，自從五天前到車站看望傷兵回來，就再沒顧上沖過一次澡。她都無法連續睡上兩個小時，就會被槍聲吵醒，或是不得不起身去親自處理一些緊急情況。什麼時候實在太累，不歇一下不行了，她就打個盹，所幸她總是可以一沾枕頭就睡著。要是今天仗真打完了，她說要好好泡個熱水澡，再一覺睡上十個小時。
我是個覺很輕的人，夜裏一多半時候都是在學校門房和不同的樓裏值班。謝天謝地，我身體很好，一天睡三四個小時就可以應付，但就算這樣，我還是感到睡眠不足。有時候，累得沒法繼續幹下去，我就在體育樓裏找間貯藏室，在裏邊小眯一會兒。這些天來，我頭都是木的，眼球疼痛，步履不穩，可我必須在校園裏巡查，必須處理太多的事情。我丈夫和女兒開玩笑說，我已經成了「流浪漢」了，不過，家裏沒我他們還可以應付。
快到傍晚，明妮想到江邊去看看情況。大劉要陪她去，可她對他說：「不用，你還是留在家裏吧。」霍莉也要跟她一起去，明妮卻說：「你應該守在這裏，萬一有什麼緊急情況你好處理。安玲跟我去就行了，哪國部隊也不會傷害兩個老女人的。」其實，我五十歲，比明妮還小一歲，可她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出頭，而我都有不少灰頭髮了，幸好體型還沒發胖。於是我和她一起坐進吉普，那是馬吉牧師給我們的一輛舊車。明妮開起車來，讓我們每個人都驚訝不已，因為她似乎笨手笨腳，不是霍莉那類對開車十分嫻熟的女人。
「希望這車不會半道拋錨。」明妮說。確實，這輛車的響動得太厲害，像是不大牢靠。
「我要是會開車就好了。」我說。
「等戰爭結束了，我就教你學開車。」
「但願到那時候我還沒老得學不成。」
「什麼話，別那麼悲觀嘛。」
「好吧，希望這話能實現。」
我們先到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部去了一下，看到約翰·拉貝、瑟爾·貝德士和愛德華·施佩林都在。他們一臉憂鬱，告訴我們說，中國軍隊已經開始撤退了。德國保險公司經紀人施佩林，其實在三個小時前剛從日本人的前線回來，他受中國軍隊委託去交涉，希望就停火進行談判。但是，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宮將軍，拒絕了他的建議，說要給中國一個血的教訓，打算「血洗南京」，好讓中國人看看，蔣介石是多麼無能的領袖。
拉貝告訴我們的情況更加令人震驚。昨天，唐將軍接到蔣委員長的命令，要他立刻組織撤退。可是唐的部隊激戰正酣，把他們撤出來已經不可能了。如果他執行這一命令，就將意味著拋棄他的部隊。他跟委員長的總部聯絡，探探虛實，看蔣會不會收回成命；蔣卻決心已定，再次電告唐司令，指令他必須實施撤退，保存部隊，即刻跨過長江。唐甚至無法把命令送達到所有部隊，有幾個師不僅失去通訊設備，而且官兵來自各邊遠地區，諸如廣東、四川，還有貴州，彼此方言不通，互相交流都很困難，以至無法傳遞命令。更糟糕的是，那天早上，日本艦隊已經駛進長江，正向上游而來，我們沒有戰艦抗擊敵人的海軍，所以中國軍隊的撤退路線很快就會被全部切斷。唐將軍萬般無奈，緊急求助於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懇求外國人代表中國出面干預，實現三天的停火。愛德華·施佩林今天過午時分出城，向西跋涉，到日本前沿陣地，揮著一塊白單子，白旗上用日語寫著「休戰，和平！」是那個黃眼睛的年輕俄國人寇拉寫上去的。施佩林滾圓的肩膀上擔負著我們首都的重量，希望避免更多的流血。
親王朝香宮將軍長著蒜頭鼻子，留著八字鬍，讓他看上去像是兔唇。他接見了施佩林，一口啐在他臉上，又抽出刀來厲聲喊道：「去告訴中國人，是他們自己找死。現在才僱來你這麼個和平掮客，晚啦！他們真的想要和平，就先把唐生智交出來。」
「請把我們的請求轉告松井將軍。」施佩林再次懇求。
「我是這裏的指揮官。告訴唐生智，我們要將南京城殺個雞狗不留！」
施佩林只好趕回來，如實向唐將軍轉告。這位使者急得把腳脖子都扭傷了，走路只好拄著根棍子。現在，部分守城部隊一定已經得到了撤退的命令，開始向城外撤退了，但是很多部隊卻還蒙在鼓裏，還在盲目地作戰，全不知兩翼已經空虛，注定會被殲滅。
聽完拉貝關於停火斡旋失敗的陳述，幾個人好長一陣沈默。我很想哭，但還是克制住，用手遮住了臉，幾乎喘不過氣來。
「兵敗如山倒啊。」瑟爾對明妮說，用了句中國成語。
「蔣介石應該對這場災難負責。」她氣憤地說。
「對，他應該被送上軍事法庭。」瑟爾說。
「問題是，他就是自己法庭上的法官。」拉貝用玩笑的口氣加了一句，擺弄著掛在脖子上的望遠鏡帶子。儘管是在調侃，他的聲音卻很沈重。
瑟爾要動身去一個星期前在外交部設立的臨時醫院了。市政府已經交給國際紅十字會五萬元——瑟爾和明妮都是國際紅十字會的成員——用來建立醫院，可是即使有這筆不小的資金，他們也沒有足夠的人手。瑟爾無法找到醫護人員，不停地抱怨中國醫生全跑光了。到目前為止，留在城裏的只有一個外科醫生——羅伯特·威爾森，他剛從哈佛醫學院畢業不久，眼下在南京大學醫院裏，忙得不可開交。明妮和我跟著瑟爾一起出門，上了我們的吉普。我倆開上了上海路，向城東北駛去。
我們左轉上了中山路，這條路通向挹江門，出了挹江門可以到達下關碼頭。我們剛轉上來，就被眼前恐怖的場面驚呆了。整個城市都在逃命，人流都朝著江邊湧去。我們經過的每一條街上，到處都是我們的士兵脫下扔掉的軍服。道路兩邊排滿了正在燃燒的車輛，火炮旁邊摞著成箱的炮彈，重機槍還捆在死驢子身上。一群騾子站在那裏，身上馱著高射炮的部件和彈藥，不知所措地動不了窩。一匹帶著馬鞍的雜色馬，對著雲彩高聲嘶叫，彷彿遭到什麼看不見的猛獸的襲擊。大批的士兵向北蜂擁而去，大多數人兩手空空，但有一些人皮帶上還掛著搪瓷飯碗。滿地的鋼盔、步槍、手槍、水壺、捷克式輕機槍、背包、軍刀、手榴彈、大衣、靴子、迫擊炮、火焰噴射器、短把鐵鍬、鎬頭等等。一支黃銅軍號旁邊，放著一隻生豬的腦袋，它的大鼻子朝天，可兩隻耳朵都不見了。我們快到國際俱樂部時，路面上塞滿了翻倒的車輛、三輪摩托車、牲口拉的馬車、電線杆和亂糟糟的電線，弄得車子不可能再往前開了，於是我們決定步行。我們拐向右邊，把車開進德國大使館的院子，徵得脾氣急躁的喬治·羅森的許可，我們把吉普停在他那裏。羅森是政治事務秘書，是留下沒走的三個德國外交官之一。跟他的同事不一樣，羅森是半個猶太人，不能佩戴納粹黨的卍字徽記。
明妮和我徒步向北走去，只想看看我們的部隊是不是還控制著撤退的路線。大都會飯店出現在眼前，已經被濃煙和火焰包圍了。我們經過的那一刻，一隊仍然荷槍實彈的士兵朝我們跑過來。一共九個人，都穿著草鞋，在我們面前停了下來，扔掉步槍，兩手抱在胸前，請求明妮接受他們的投降，好像她也是個佔領者。他們的班長一臉淚花，向明妮懇求道：「大嬸，救救我們吧！」
這一舉動使明妮慌亂不安，我對她說：「他們一定以為所有外國人都有辦法替他們找到避難所。這些當兵的真可憐，被當官的拋棄了。」我一邊說著，眼淚就嘩嘩地流下來。我太傷心了，俯下身去痛哭起來。
明妮拍著我的頭，用中文對那幾個人說：「我們沒有資格接受你們的武器。如果你們想留在城裏，到安全區去吧，你們在那裏可以得到保護。」
那幾個人搖著頭，仿佛被嚇得再也不敢返回那個方向了。他們向後一轉，跑掉了，槍也丟掉不要了。明妮揀起一支步槍，還很新，槍托上印著這樣四個字：「人民血汗」。這些字來自委員長的教誨，刻在國民黨軍隊的很多武器上。明妮兩道濃眉擰成了結，深深嘆息著扔下了槍。
我一邊擦眼淚一邊告訴她：「在我們國家裏，一個農民幹一輩子才能買得起一支步槍。想想他們扔掉的那些裝備——天大的糟蹋啊。」
「是啊。路易斯說，他看見一些嶄新的大炮被丟棄在郊外，一次還沒有放過呢。」
我們繼續向城門走去。看到四週的一切都被摧毀，真讓人難過萬分，大半樓房和平房都被燒毀了，有些還在冒著煙。走過英國大使館之後，遠遠便可以看見挹江門，可我們已經太累，再往前就走不動了，而且我們意識到，想出城門去看看江邊是什麼情況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停下了腳步。從這裏遙望，城門前堵著沙包，架著機關槍，成串的士兵用繩子、消火水管和雲梯，在攀登十五米多高的城牆。逆著煙霧彌漫的落日，可以朦朦朧朧看見城牆頂上，還有兩層的樓閣邊上，都趴滿了人。從人群移動的樣子，我們看得出碼頭一定還在中國部隊手裏。我們轉身返回，朝德國大使館走去。
暮色降臨了，幾隻蝙蝠掠來掠去，像是鬼頭鬼腦的蝴蝶。往回走我們得逆流而行，明妮走在我前邊，一邊推搡一邊喊：「讓我們過去！讓我們過去！」人們都在不顧一切地急於往外逃，遇到我們擋道礙事，就罵起來。突然響起汽車鳴笛聲，身穿便裝的衛兵們揮著盒子槍，大聲吼叫：「閃開道！閃開道！」
那些來不及讓開的人，便被衛兵連推帶搡。只見衛兵身後開過來兩輛長轎車。「看！唐將軍！」明妮對我說，指著坐在第二輛別克後排座位上那個瘦臉男人。將軍垂著腦袋，好像正在打盹。我們注視著這位南京守軍總指揮，這時半塊磚頭打在他的車上，一個聲音大喊道：「王八蛋，我操你祖宗八代！」磚頭只在車窗上留下一個白點兒，衛兵什麼也沒說，瞪了叫罵的那人一眼，就只管往前繼續清道去了。幾分鐘以後，轎車向左轉彎，看不見了。天黑後唐將軍一定有他自己的辦法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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