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廷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BE0107)
Many Globalizations :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社會議題
叢書系列：NEXT
作者：杭廷頓、柏格 編
譯者：王柏鴻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2年12月02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8頁
ISBN：957133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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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2

管理全球化──中國國家權力和文化的變遷

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北約組織（ＮＡＴＯ）轟炸貝爾格勒中國大使館，引起中國學生發動示威，集結到北京美國大使館前抗議。中國一位評論家後來發表一篇聲色俱厲的文章，抨擊美國霸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指出很多抗議青年一面喝著可口可樂，一面高喊「打倒美國帝國主義」。

其中的諷刺意味還不止這樣，一些年輕的活躍分子透過網際網路發出訊息，呼籲展開抵抗西方文化入侵的運動，他們似乎沒有想到，他們的訊息是用英文寫的，署名也是英國式的名字，如「瓊安」和「法蘭克」。有人在街上貼完反麥當勞的標語後，立刻到肯德基炸雞餐廳去吃東西。同樣的，中國中央電視台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取消預定的全美職業籃球聯盟（ＮＢＡ）比賽的轉播後，很多觀眾打電話去抱怨，堅持運動跟政治無關。

探索全球化的四個面向
一九九九年夏季，當我做本研究最後一階段的田野調查時，有幸訪問到一位帶領大學生到美國大使館前示威的學生領袖，他在全美職業籃球比賽的轉播取消後，也打過電話去抱怨。我問他為什麼行為這麼矛盾時，他似乎相當訝異，回答說，「不對，沒有矛盾，我確實痛恨美國霸權，但是我喜歡全美職業籃球聯盟的比賽，這是兩碼子事，全美職業籃球聯盟的比賽屬於全世界，每個人都有權欣賞。」我瞪著他看，看到他的誠摯和純真，才突然了解，至少對於像他這樣的年輕人來說，實際上可能有一種真正的全球化文化，可以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欣賞，同時他們在政治上，又可以保持民族主義。

本章分為兩部分，我在第一部分裡，要檢討文化全球化在中國的四個面向，包括企業精英、學術精英、通俗文化和社會運動。到一九九○年代末期，不難看出這四種全球化力量在中國的蹤跡，但是它們對中國社會生活的影響程度和方式則各不相同。一般說來，通俗文化的全球化力量似乎最強大，社會運動的力量通常各有不同；但是，這兩種力量都直接影響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相形之下，跨國學術精英和企業精英的影響，則只局限在各自所屬的社會階層中發展，中國的黨國一直努力控制四種全球化的力量，但是經常不如預期成功。

在第二部分裡，我要分析這種過程的社會因素和背景。到一九九○年代末期，中國大多數平民和國家精英都認為，全球化代表中國現代化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也認定這是中國趕上先進國家的機會。為了善用這個機會，政府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負責塑造全國的共識，協助中國參與全球化過程，控制經濟整合的方向，平衡文化全球化的正反意見，這種角色很複雜，從很多方面來看，好像是企業經理人，因此本章取名為「管理全球化」。

精英文化或儒商精神
中國是否已經出現跨國企業精英和企業精英文化？下面兩個例子顯示，這個問題不能簡單的回答是或不是。一九九八年我進行研究時，碰到一位年近四十歲的成功女企業家，她在大陸兩個城市擁有不動產公司，在香港擁有一家進出口公司，在美國康乃逖克州也有一棟房子，很多年前她已經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不過她經常進出中國，管理自己的事業。她告訴我，基本上她在四個地方停留的時間一樣長，但是只有回到美國的住所，擺脫所有工作時，才有回家的感覺。她告訴我，「我覺得我是世界公民。」

第二個例子跟成功的女企業家吳士宏有關，她擔任中國微軟公司（Microsoft）總裁到一九九九年六月為止，報導指出她因為個人因素辭職，然而，我透過一位替她合寫自傳的密友，得知她辭職的真正原因，是不滿微軟奪取中國市場的方式。吳士宏認為，微軟跟中國公司競爭時，使用的一些策略不道德，讓她無法接受。她在優秀的總裁和良好的中國公民兩個角色之間備受折磨，因此在向微軟總公司主管抱怨和抗議之後，決定請辭。辭職之後不久，她告訴我的朋友，「我畢竟是中國人。」

一九九九年我結束研究調查時，認為以當時的情況來看，還看不出中國企業界有沒有明顯的精英文化。企業界的確有人過著非常西化的生活，他們熟悉西方文化，工作的行為模式跟紐約或倫敦的同行類似。然而，這種精英文化能夠多深入中國社會生活，還有待觀察；此外，當他們碰到公司利益跟國家或文化傳統衝突時，實際上能否扮演跨國資本主義階級的角色，也還有待觀察。就後面這點而言，我碰到不少成功的企業家，都熱烈盼望推廣本土化的儒商企業精英文化。

中國會有特殊的企業文化問題，原因可能是企業所有權分為很多種形式，同時在社會主義轉型期間，市場經濟的發展還不完全。公司分為國有、地方集體所有、私有、合資、或獨立的外國企業，人們工作的公司型態不同，跟外在世界接觸的程度就會不同，工作倫理、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也會不同。

一般而言，國有企業的員工比較保守，通常對外在的變化比較不敏感，但是這些公司的高幹卻不見得如此。事實上，由於國有公司跟政府的關係密切，有時候甚至有親戚關係，這些公司的總經理和經理人都強烈認為，自己兼具政治精英和企業精英的雙重身分，很多人經常到歐美出差，有些人曾經在外國留學。以李先生為例，他擔任中國科學院旗下一家公司的副總裁，中國科學院是一家研究機構，也是科學界的政府機構。李先生相當成功，經常往來洛杉磯和北京之間，他的妻女也住在加州的聖摩尼卡（Santa Monica）。不過他堅稱，雖然他喜歡美國的價值觀和生活型態，他的事業卻還是在中國，因此他必須維持中國人做生意的方式。

和國有企業的員工相比，合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精英比較西化，很多人擁有外國企管碩士或其他研究所學歷。有趣的是，這些人在工作場所裡，在管理制度、溝通和社交技巧方面，致力於推展西方文化，最極端的例子是，有一家公司規定：所有員工必須穿著西式服裝，女性員工必須化妝。然而很多精英在私生活中，仍然相當傳統，在處理兩性關係、子女教育和人際關係時，更是如此。他們自稱是新儒商（這裡的﹁商﹂意指所有類型的企業家），很多人對於年輕專業人員完全接受「浮面的西方文化」，抱著強烈反對的態度。

年齡在中國造成重大的差異。年輕的專業人士如二十多歲、負責行銷、技術和科技的員工，占新興白領階層的一大部分，他們通常熱情擁抱西方的價值觀和生活型態。這些雅痞在一九八○年代末期比較開放的環境中成長，比較容易接受西方流行音樂、電影、個人自由與獨立的道德觀，強烈覺得自己有權享受更好的生活。他們也領導時裝、運動、娛樂和其他消費活動的新趨勢，大多數是比較年輕的單身男女，所以有力量、有特權探索新事物。

這些雅痞專業人士之間，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女性的表現通常比較好，也比男同事更滿意目前的工作，因此，很多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的女性，目前在很多合資和外資公司裡擔任中階經理人。此外，越來越多女性專業人士，不容易找到可以接受的配偶，因為她們在職場上的職位和薪水都比較高，而且在私生活中也比較西化。

大部分年輕專業人士在外資和國有企業工作，擔任比較低階的管理、行銷和技術支援工作。隨著年齡增加，職位高升，他們通常會變得比較保守、比較合乎傳統。到最後，很多人希望成為儒商，或者像中國古代的學官一樣，成為成功的學者兼企業家。儒商是指精通傳統中國文化精神，致力推動學術和文化事務，跟政治精英維持密切關係的企業家兼學者。根據北京儒商階級名人陳天生的話，把儒商視為轉型為企業家的學者是錯誤的看法，「光是靠文化背景，不能使人成為儒商，更重要的是，個人行為必須符合儒家的標準，例如博愛、正直、有禮、聰明、誠懇。」

很多企業精英嚮往成為儒商，主要原因似乎跟中國這種獨一無二的企業環境有關。中國雖然經過二十年市場導向的改革，市場仍然維持雙軌制，由國家控制策略性的市場資源，並且擁有大部分的大企業和公司，可以透過實施特殊的政策和法規，決定私人企業的大部分命運。企業能否成功，關鍵大致要看是否能夠跟政府相關機構掌權的要人，建立特殊關係而定，因此，新興企業階級仰賴政府和幹部的支持，形成「共生的威權侍從體制」。此外，在企業界裡，由親友關係構成的人脈也極為重要。

因此，我訪調過的一些人士指出，很多私人企業之所以能夠成功，西式經營管理技巧其實只是次要原因，不過在公開場合中，許多人為了配合官方對現代化的說法，都把自己的成就歸功於現代管理和科技。因此，雖然有這麼多中國企業精英和管理專家穿著義大利皮鞋、戴著瑞士手錶、說著流利的英語，世界觀卻相當狹隘，一點也不足為奇。 (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