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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廷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BE0107)
Many Globalizations :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社會議題
叢書系列:NEXT
作者:杭廷頓、柏格 編
譯者:王柏鴻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2年12月02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8頁
ISBN:957133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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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全球化──中國國家權力和文化的變遷

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北約組織(NATO)轟炸貝爾格勒中國大使館,引起中國學生發動示威,集結到北京美國大使館前抗議。中國一位評論家後來發表一篇聲色俱厲的文章,抨擊美國霸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指出很多抗議青年一面喝著可口可樂,一面高喊「打倒美國帝國主義」。

其中的諷刺意味還不止這樣,一些年輕的活躍分子透過網際網路發出訊息,呼籲展開抵抗西方文化入侵的運動,他們似乎沒有想到,他們的訊息是用英文寫的,署名也是英國式的名字,如「瓊安」和「法蘭克」。有人在街上貼完反麥當勞的標語後,立刻到肯德基炸雞餐廳去吃東西。同樣的,中國中央電視台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取消預定的全美職業籃球聯盟(NBA)比賽的轉播後,很多觀眾打電話去抱怨,堅持運動跟政治無關。

探索全球化的四個面向
一九九九年夏季,當我做本研究最後一階段的田野調查時,有幸訪問到一位帶領大學生到美國大使館前示威的學生領袖,他在全美職業籃球比賽的轉播取消後,也打過電話去抱怨。我問他為什麼行為這麼矛盾時,他似乎相當訝異,回答說,「不對,沒有矛盾,我確實痛恨美國霸權,但是我喜歡全美職業籃球聯盟的比賽,這是兩碼子事,全美職業籃球聯盟的比賽屬於全世界,每個人都有權欣賞。」我瞪著他看,看到他的誠摯和純真,才突然了解,至少對於像他這樣的年輕人來說,實際上可能有一種真正的全球化文化,可以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欣賞,同時他們在政治上,又可以保持民族主義。

本章分為兩部分,我在第一部分裡,要檢討文化全球化在中國的四個面向,包括企業精英、學術精英、通俗文化和社會運動。到一九九○年代末期,不難看出這四種全球化力量在中國的蹤跡,但是它們對中國社會生活的影響程度和方式則各不相同。一般說來,通俗文化的全球化力量似乎最強大,社會運動的力量通常各有不同;但是,這兩種力量都直接影響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相形之下,跨國學術精英和企業精英的影響,則只局限在各自所屬的社會階層中發展,中國的黨國一直努力控制四種全球化的力量,但是經常不如預期成功。

在第二部分裡,我要分析這種過程的社會因素和背景。到一九九○年代末期,中國大多數平民和國家精英都認為,全球化代表中國現代化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也認定這是中國趕上先進國家的機會。為了善用這個機會,政府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負責塑造全國的共識,協助中國參與全球化過程,控制經濟整合的方向,平衡文化全球化的正反意見,這種角色很複雜,從很多方面來看,好像是企業經理人,因此本章取名為「管理全球化」。

精英文化或儒商精神
中國是否已經出現跨國企業精英和企業精英文化?下面兩個例子顯示,這個問題不能簡單的回答是或不是。一九九八年我進行研究時,碰到一位年近四十歲的成功女企業家,她在大陸兩個城市擁有不動產公司,在香港擁有一家進出口公司,在美國康乃逖克州也有一棟房子,很多年前她已經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不過她經常進出中國,管理自己的事業。她告訴我,基本上她在四個地方停留的時間一樣長,但是只有回到美國的住所,擺脫所有工作時,才有回家的感覺。她告訴我,「我覺得我是世界公民。」

第二個例子跟成功的女企業家吳士宏有關,她擔任中國微軟公司(Microsoft)總裁到一九九九年六月為止,報導指出她因為個人因素辭職,然而,我透過一位替她合寫自傳的密友,得知她辭職的真正原因,是不滿微軟奪取中國市場的方式。吳士宏認為,微軟跟中國公司競爭時,使用的一些策略不道德,讓她無法接受。她在優秀的總裁和良好的中國公民兩個角色之間備受折磨,因此在向微軟總公司主管抱怨和抗議之後,決定請辭。辭職之後不久,她告訴我的朋友,「我畢竟是中國人。」

一九九九年我結束研究調查時,認為以當時的情況來看,還看不出中國企業界有沒有明顯的精英文化。企業界的確有人過著非常西化的生活,他們熟悉西方文化,工作的行為模式跟紐約或倫敦的同行類似。然而,這種精英文化能夠多深入中國社會生活,還有待觀察;此外,當他們碰到公司利益跟國家或文化傳統衝突時,實際上能否扮演跨國資本主義階級的角色,也還有待觀察。就後面這點而言,我碰到不少成功的企業家,都熱烈盼望推廣本土化的儒商企業精英文化。

中國會有特殊的企業文化問題,原因可能是企業所有權分為很多種形式,同時在社會主義轉型期間,市場經濟的發展還不完全。公司分為國有、地方集體所有、私有、合資、或獨立的外國企業,人們工作的公司型態不同,跟外在世界接觸的程度就會不同,工作倫理、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也會不同。

一般而言,國有企業的員工比較保守,通常對外在的變化比較不敏感,但是這些公司的高幹卻不見得如此。事實上,由於國有公司跟政府的關係密切,有時候甚至有親戚關係,這些公司的總經理和經理人都強烈認為,自己兼具政治精英和企業精英的雙重身分,很多人經常到歐美出差,有些人曾經在外國留學。以李先生為例,他擔任中國科學院旗下一家公司的副總裁,中國科學院是一家研究機構,也是科學界的政府機構。李先生相當成功,經常往來洛杉磯和北京之間,他的妻女也住在加州的聖摩尼卡(Santa Monica)。不過他堅稱,雖然他喜歡美國的價值觀和生活型態,他的事業卻還是在中國,因此他必須維持中國人做生意的方式。

和國有企業的員工相比,合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精英比較西化,很多人擁有外國企管碩士或其他研究所學歷。有趣的是,這些人在工作場所裡,在管理制度、溝通和社交技巧方面,致力於推展西方文化,最極端的例子是,有一家公司規定:所有員工必須穿著西式服裝,女性員工必須化妝。然而很多精英在私生活中,仍然相當傳統,在處理兩性關係、子女教育和人際關係時,更是如此。他們自稱是新儒商(這裡的﹁商﹂意指所有類型的企業家),很多人對於年輕專業人員完全接受「浮面的西方文化」,抱著強烈反對的態度。

年齡在中國造成重大的差異。年輕的專業人士如二十多歲、負責行銷、技術和科技的員工,占新興白領階層的一大部分,他們通常熱情擁抱西方的價值觀和生活型態。這些雅痞在一九八○年代末期比較開放的環境中成長,比較容易接受西方流行音樂、電影、個人自由與獨立的道德觀,強烈覺得自己有權享受更好的生活。他們也領導時裝、運動、娛樂和其他消費活動的新趨勢,大多數是比較年輕的單身男女,所以有力量、有特權探索新事物。

這些雅痞專業人士之間,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女性的表現通常比較好,也比男同事更滿意目前的工作,因此,很多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的女性,目前在很多合資和外資公司裡擔任中階經理人。此外,越來越多女性專業人士,不容易找到可以接受的配偶,因為她們在職場上的職位和薪水都比較高,而且在私生活中也比較西化。

大部分年輕專業人士在外資和國有企業工作,擔任比較低階的管理、行銷和技術支援工作。隨著年齡增加,職位高升,他們通常會變得比較保守、比較合乎傳統。到最後,很多人希望成為儒商,或者像中國古代的學官一樣,成為成功的學者兼企業家。儒商是指精通傳統中國文化精神,致力推動學術和文化事務,跟政治精英維持密切關係的企業家兼學者。根據北京儒商階級名人陳天生的話,把儒商視為轉型為企業家的學者是錯誤的看法,「光是靠文化背景,不能使人成為儒商,更重要的是,個人行為必須符合儒家的標準,例如博愛、正直、有禮、聰明、誠懇。」

很多企業精英嚮往成為儒商,主要原因似乎跟中國這種獨一無二的企業環境有關。中國雖然經過二十年市場導向的改革,市場仍然維持雙軌制,由國家控制策略性的市場資源,並且擁有大部分的大企業和公司,可以透過實施特殊的政策和法規,決定私人企業的大部分命運。企業能否成功,關鍵大致要看是否能夠跟政府相關機構掌權的要人,建立特殊關係而定,因此,新興企業階級仰賴政府和幹部的支持,形成「共生的威權侍從體制」。此外,在企業界裡,由親友關係構成的人脈也極為重要。

因此,我訪調過的一些人士指出,很多私人企業之所以能夠成功,西式經營管理技巧其實只是次要原因,不過在公開場合中,許多人為了配合官方對現代化的說法,都把自己的成就歸功於現代管理和科技。因此,雖然有這麼多中國企業精英和管理專家穿著義大利皮鞋、戴著瑞士手錶、說著流利的英語,世界觀卻相當狹隘,一點也不足為奇。 (節錄)

(本文作者為人類學家閻雲祥,洛杉磯加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