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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廷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BE0107)
Many Globalizations :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社會議題
叢書系列:NEXT
作者:杭廷頓、柏格 編
譯者:王柏鴻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2年12月02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8頁
ISBN:957133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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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論

全球化的文化動力(節錄)

◎文/柏格

在這篇引言裡,我不打算摘述書中豐富而多元的內容,而是要說明全球化的文化動力真貌。呈現這種真貌的大部分資料,主要來自於本書寫作所依據的研究計畫;然而,由於各國相關章節全同屬於這項研究計畫,並且納入同一本書裡,因此我必須避免長篇大論地交叉引述各章內容。

如果說我有一個跟文化全球化有關的理論,未免失於過度誇張,但是,我腦海裡的確有一個文化全球化的看法,我也說服這個計畫的共同主持人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和國際研究小組,接受我的看法,作為研究的起點。在計畫進行的兩年多時間裡,他們不斷地批評這個看法,而且到計畫結束時,我也必須同意大部分的批評。然而,在我心目中,原始看法的基本性質仍然毫髮無傷,卻也變得複雜多了。

英美文明的希臘時代
這個計畫的最初形貌類似湯恩比(Amold Toynbee)所說的挑戰與反應,我們假設挑戰來自新興的全球文化,這種起源於西方、尤其是起源於美國的文化,透過精英和通俗兩個層面,貫穿世界其他國家,然後目標社會作出不同的反應,如接受、排斥,以及介於其間的共存和融合。我認為這種形貌仍然經得起考驗,只是必須加上目標社會更多元化的反應,包括政府所作出的因應。

大眾討論「全球化」這個名詞時,十分意氣用事,對某些人而言,全球化代表國際公民社會的希望,是通往和平與民主化新時代的大道;而對其他人而言,全球化則代表美國經濟與政治霸權的威脅,在美國文化的影響下,世界會變成好像到處移植的迪士尼樂園,形成一致的景象。在我看來,希望和威脅的說法顯然都過度誇大,而能夠提出這種看法,大致要歸功於我們的研究。此外,毫無疑問的,推動全球化現象的經濟與科技變化造成了重大的社會與政治問題,例如,在不同的社會之間和在同一個社會之內,會形成贏家與輸家,對於國家主權的傳統觀念也形成挑戰。這些問題在本書裡無法處理,本書的主題是全球化現象中的文化層面,此處所說的「文化」是根據傳統社會科學的意義,意指一般人日常的信念、價值觀和生活形態。

大家的假設並非總是錯誤的,近年的確出現了全球性文化,而且這種文化的起源和內容確實帶有濃厚的美國味。然而,我希望清楚說明,全球性文化不是唯一的大事,只是最重要的大事,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仍然如此。智利歷史學家韋利斯(Claudio Veliz)把這種情形稱做「英美文明的希臘時代」,目的是要把這種情況跟帝國主義的解釋脫鉤。當年的世界變得希臘化,可是希臘卻完全沒有帝國的實力,而今日美國雖有龐大的實力,卻沒有用強迫的手段,把自己的文化強加在其他國家身上。

當時和現在一樣,語言是文化傳播中的重要因素,在希臘文化盛行時,主要工具是基本而相當粗俗的「通用希臘文」(Koine),新約聖經正好就是用這種語言寫成的。今天美國英語是新興全球文化的共通語,不管美國的帝國力量未來有何變化,眼前看不出有任何對手。世界上數以億計的人逐漸以英語作為共通言,主要是為了實務上的需要。但是,大家在使用語言時並不單純,每一種語言都具有文化上的認知、規範、甚至情感上的含意,美國英語也是一樣,即使去除美國大眾媒體傳播的信念和價值觀後,仍然如此。

全球化的急先鋒
新興全球文化透過精英與通俗路線傳播,在精英路線中,最重要的大概是杭廷頓所說的「達佛斯文化」(Davos culture),世界企業與政治領袖每年在瑞士這個山中度假勝地,舉行世界經濟高峰會〈World Economic Summit〉,所創造的國際企業精英文化。達佛斯文化跟推動經濟與科技全球化的動力一樣,其基本動力也是國際企業。但是,認為這種文化只及於少數受邀與會的人士,則是一種誤解,因為有千百萬人希望受到邀請,並且參與社會學家所說的「預期社會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

例如,在我們研究的每一個國家裡,都有很多野心勃勃的年輕企業家和專業人士,構成全球性的網路,形成一種雅痞國際人,他們說流利的英文,在工作和休閒時,穿著、舉止相同,在思考時,甚至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同,他們希望有一天能夠升級,變成高峰會邀請的精英。然而,你必須小心,不能假設這種外表上的一致性代表他們的全貌,其中有一部分人的確是這樣,他們是徹頭徹尾的國際人。但是,也有人善於創造區隔,一方面參與全球企業文化,個人生活卻由截然不同的文化主導,又設法把兩者結合為一。如何把這兩種人分類,始終是實證上的問題。

德國和印度在這方面是很有趣的對照。德國統一後,很多企管顧問來到東德,教導東德人在新經濟中運作,基本上,是教他們變成西德人,東德人相當不高興地抗拒,其中包括所謂的東德懷舊心態(Ossie nostalgia)。但是東德在文化上,很缺乏資源,難以維持或建構另一種個人生活方式。相形之下,印度雖然有很多商學院和訓練課程,教導印度人在全球經濟中運作,班加羅爾(Bangalore)很多電腦專家卻成功把從事全球經濟的方式,結合傳統印度價值觀為主的個人生活。

新興全球文化中還有另一種精英團體,有時候,這種精英團體的文化會跟企業精英文化結合,但有時候兩者會產生摩擦。這就是西方知識分子的全球化,我把它叫做「學術精英文化」(faculty club culture)。傳播這種文化的機構很多,包括學術網路、基金會、非政府組織,以及政府和政府間的機構。這種文化也在世界各地設法行銷,積極創造市場,但是他們推廣的不是多國企業的產品,而是西方(主要是美國)知識分子創造的觀念和行為,例如人權、女性主義、環保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意識形態,以及具體表現這種意識形態的政治與生活方式。

東德人和印度人如果希望成為企業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必須學習這種文化的適當行為與意見,而希望在學術精英文化中成功的人也必須如此。此外,由於學術精英文化十分偏向意識形態,而非講求實際的企業世界,在影響個人生活方面,加入學術精英文化的代價比較高。簡單的說,成功的東歐企業家在公司裡,行為可能像美國人,但是回家以後,可能遵循本土傳統,打太太、罵小孩。然而,東歐知識分子如果想跟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維持良好關係,又希望像企業家一樣,劃分公私生活,就必須小心多了。這兩種文化經常互相滲透,因此,一方面企業界會雇用長髮飄逸的學者,教導員工了解跨文化或性別「敏感度」,而可能誤以為這樣會加強生產力;另一方面,人權和環保主義者會攻擊企業各種可疑的錯誤行為,因此這兩種文化會產生衝突。 所謂的「健康意識形態」(health idedogy),起源於美國知識分子階級,卻向外傳播,影響很多民眾的價值觀與行為,帶來全球性的政治實踐主義。企業文化大力吸收其中要素,擬定「健康」計畫,鼓勵員工「健身」。同時,其中也有衝突,例如香菸工業攻擊反菸行動,在這方面,南非反菸法律的故事很有啟示性。南非主張種族隔離的政府下台後,新政府中大部分人士跟西方非政府組織有長期良好的關係,直接結果是,南非驕傲地宣示世界最嚴厲的反菸法律,然而在一個愛滋病即將爆發大流行的國家裡,這種事情的確很奇怪,顯然不是務實評估南非最迫切健康需要之後的結果,而是受到西方學術精英文化的影響。(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