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廷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BE0107)
Many Globalizations :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社會議題
叢書系列：NEXT
作者：杭廷頓、柏格 編
譯者：王柏鴻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2年12月02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8頁
ISBN：957133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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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論

全球化的文化動力(節錄)

在這篇引言裡，我不打算摘述書中豐富而多元的內容，而是要說明全球化的文化動力真貌。呈現這種真貌的大部分資料，主要來自於本書寫作所依據的研究計畫；然而，由於各國相關章節全同屬於這項研究計畫，並且納入同一本書裡，因此我必須避免長篇大論地交叉引述各章內容。

如果說我有一個跟文化全球化有關的理論，未免失於過度誇張，但是，我腦海裡的確有一個文化全球化的看法，我也說服這個計畫的共同主持人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和國際研究小組，接受我的看法，作為研究的起點。在計畫進行的兩年多時間裡，他們不斷地批評這個看法，而且到計畫結束時，我也必須同意大部分的批評。然而，在我心目中，原始看法的基本性質仍然毫髮無傷，卻也變得複雜多了。

英美文明的希臘時代
這個計畫的最初形貌類似湯恩比（Amold Toynbee）所說的挑戰與反應，我們假設挑戰來自新興的全球文化，這種起源於西方、尤其是起源於美國的文化，透過精英和通俗兩個層面，貫穿世界其他國家，然後目標社會作出不同的反應，如接受、排斥，以及介於其間的共存和融合。我認為這種形貌仍然經得起考驗，只是必須加上目標社會更多元化的反應，包括政府所作出的因應。

大眾討論「全球化」這個名詞時，十分意氣用事，對某些人而言，全球化代表國際公民社會的希望，是通往和平與民主化新時代的大道；而對其他人而言，全球化則代表美國經濟與政治霸權的威脅，在美國文化的影響下，世界會變成好像到處移植的迪士尼樂園，形成一致的景象。在我看來，希望和威脅的說法顯然都過度誇大，而能夠提出這種看法，大致要歸功於我們的研究。此外，毫無疑問的，推動全球化現象的經濟與科技變化造成了重大的社會與政治問題，例如，在不同的社會之間和在同一個社會之內，會形成贏家與輸家，對於國家主權的傳統觀念也形成挑戰。這些問題在本書裡無法處理，本書的主題是全球化現象中的文化層面，此處所說的「文化」是根據傳統社會科學的意義，意指一般人日常的信念、價值觀和生活形態。

大家的假設並非總是錯誤的，近年的確出現了全球性文化，而且這種文化的起源和內容確實帶有濃厚的美國味。然而，我希望清楚說明，全球性文化不是唯一的大事，只是最重要的大事，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仍然如此。智利歷史學家韋利斯（Claudio Veliz）把這種情形稱做「英美文明的希臘時代」，目的是要把這種情況跟帝國主義的解釋脫鉤。當年的世界變得希臘化，可是希臘卻完全沒有帝國的實力，而今日美國雖有龐大的實力，卻沒有用強迫的手段，把自己的文化強加在其他國家身上。

當時和現在一樣，語言是文化傳播中的重要因素，在希臘文化盛行時，主要工具是基本而相當粗俗的「通用希臘文」（Koine），新約聖經正好就是用這種語言寫成的。今天美國英語是新興全球文化的共通語，不管美國的帝國力量未來有何變化，眼前看不出有任何對手。世界上數以億計的人逐漸以英語作為共通言，主要是為了實務上的需要。但是，大家在使用語言時並不單純，每一種語言都具有文化上的認知、規範、甚至情感上的含意，美國英語也是一樣，即使去除美國大眾媒體傳播的信念和價值觀後，仍然如此。

全球化的急先鋒
新興全球文化透過精英與通俗路線傳播，在精英路線中，最重要的大概是杭廷頓所說的「達佛斯文化」（Davos culture），世界企業與政治領袖每年在瑞士這個山中度假勝地，舉行世界經濟高峰會〈World Economic Summit〉，所創造的國際企業精英文化。達佛斯文化跟推動經濟與科技全球化的動力一樣，其基本動力也是國際企業。但是，認為這種文化只及於少數受邀與會的人士，則是一種誤解，因為有千百萬人希望受到邀請，並且參與社會學家所說的「預期社會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

例如，在我們研究的每一個國家裡，都有很多野心勃勃的年輕企業家和專業人士，構成全球性的網路，形成一種雅痞國際人，他們說流利的英文，在工作和休閒時，穿著、舉止相同，在思考時，甚至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同，他們希望有一天能夠升級，變成高峰會邀請的精英。然而，你必須小心，不能假設這種外表上的一致性代表他們的全貌，其中有一部分人的確是這樣，他們是徹頭徹尾的國際人。但是，也有人善於創造區隔，一方面參與全球企業文化，個人生活卻由截然不同的文化主導，又設法把兩者結合為一。如何把這兩種人分類，始終是實證上的問題。

德國和印度在這方面是很有趣的對照。德國統一後，很多企管顧問來到東德，教導東德人在新經濟中運作，基本上，是教他們變成西德人，東德人相當不高興地抗拒，其中包括所謂的東德懷舊心態（Ossie nostalgia）。但是東德在文化上，很缺乏資源，難以維持或建構另一種個人生活方式。相形之下，印度雖然有很多商學院和訓練課程，教導印度人在全球經濟中運作，班加羅爾（Bangalore）很多電腦專家卻成功把從事全球經濟的方式，結合傳統印度價值觀為主的個人生活。

新興全球文化中還有另一種精英團體，有時候，這種精英團體的文化會跟企業精英文化結合，但有時候兩者會產生摩擦。這就是西方知識分子的全球化，我把它叫做「學術精英文化」（faculty club culture）。傳播這種文化的機構很多，包括學術網路、基金會、非政府組織，以及政府和政府間的機構。這種文化也在世界各地設法行銷，積極創造市場，但是他們推廣的不是多國企業的產品，而是西方（主要是美國）知識分子創造的觀念和行為，例如人權、女性主義、環保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意識形態，以及具體表現這種意識形態的政治與生活方式。

東德人和印度人如果希望成為企業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必須學習這種文化的適當行為與意見，而希望在學術精英文化中成功的人也必須如此。此外，由於學術精英文化十分偏向意識形態，而非講求實際的企業世界，在影響個人生活方面，加入學術精英文化的代價比較高。簡單的說，成功的東歐企業家在公司裡，行為可能像美國人，但是回家以後，可能遵循本土傳統，打太太、罵小孩。然而，東歐知識分子如果想跟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維持良好關係，又希望像企業家一樣，劃分公私生活，就必須小心多了。這兩種文化經常互相滲透，因此，一方面企業界會雇用長髮飄逸的學者，教導員工了解跨文化或性別「敏感度」，而可能誤以為這樣會加強生產力；另一方面，人權和環保主義者會攻擊企業各種可疑的錯誤行為，因此這兩種文化會產生衝突。 所謂的「健康意識形態」（health idedogy），起源於美國知識分子階級，卻向外傳播，影響很多民眾的價值觀與行為，帶來全球性的政治實踐主義。企業文化大力吸收其中要素，擬定「健康」計畫，鼓勵員工「健身」。同時，其中也有衝突，例如香菸工業攻擊反菸行動，在這方面，南非反菸法律的故事很有啟示性。南非主張種族隔離的政府下台後，新政府中大部分人士跟西方非政府組織有長期良好的關係，直接結果是，南非驕傲地宣示世界最嚴厲的反菸法律，然而在一個愛滋病即將爆發大流行的國家裡，這種事情的確很奇怪，顯然不是務實評估南非最迫切健康需要之後的結果，而是受到西方學術精英文化的影響。(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