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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用心靈力量來改變工作態度
即使工作的本質可能很困難，但是在工作態度上，
每個人還是有其他的選擇機會，可以決定要如何與同事互動，
是否要運用內在特質或心靈力量，來改變自己對工作的態度。
「好，為了要照顧好自己，大部分的人都需要某一種工作。而在過去這些年以來，我已經聽你說過很多次，人生的目的是要快樂。」
「沒錯。」他確定地說道。
「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方法，讓我們在工作時能和在家裡一樣快樂，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我舉一個朋友的例子給你聽吧。《快樂—達賴喇嘛的人生智慧》剛出版時，我立刻送給一位朋友，她說她把這本書放在床邊桌上，每天晚上入睡前都會看一點。你的話語讓她深受啟發，她說她在閱讀時，真的感覺到人是可以快樂起來的。但是接著她告訴我：『在我上床睡覺時，真的覺得只要我努力，就能獲得快樂，真正的幸福就在不遠處等著我。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必須要在五點鐘醒來，然後通勤一小時才能到辦公室。在我踏進辦公室的一瞬間，一切都改變了—我需要應付壓力、要求，我的老闆是個混蛋，我也受不了我的同事。突然之間，追求快樂的想法似乎消失得無影無蹤，全都蒸發掉了。所有事情都鬧哄哄的，我差點要喘不過氣了，更別提還要去磨練自己的心智或是追求內在靈性的提升。而我服務的公司當然不會去關心我的幸福快樂。但是我需要工作、需要有收入，我不能就這樣辭職，然後指望著找到另一個工作。所以，我要如何在工作中找到快樂呢？』」
「我的朋友當然不是唯一的個案。」我繼續說，「在全世界的許多國家中，人們對於工作不滿的現象似乎越來越普遍了。事實上，最近我讀到一份研究報告，幾乎有一半的美國人都對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滿，無法樂在工作。我跟一些專家討論過，他們表示實際數字可能比這個數據還要高，而且似乎是每下愈況。根據進行這項調查的非營利組織美國經濟諮商局的說法，在過去五、六年間，對工作感到滿意的人數比例已經下降了八個百分點。」
達賴喇嘛顯得很驚訝：「為什麼？」他問道。
「嗯，根據我所讀到的研究報告，理由有很多種，從薪水太低、工作單調無聊，一直到更複雜的因素像是工作性質或工作環境的條件等都有。有各種各樣的事情，可以讓一個人在工作中感到悲慘莫名—糟糕的社交氛圍、不受肯定、變化不夠等等。事實上，我倒想一一聽聽你對這些理由的想法。不過我先說個例子給你聽。在我準備要到達蘭薩拉的前幾天，我跟兩個朋友一起吃飯，他們都是從事電腦業，也都在大型公司裡工作。整個晚餐時間，他們就是坐在那兒抱怨著自己的工作。雖然他們隸屬於不同的公司，卻都在抱怨一件事，那就是他們對自己每天的工作一點掌控力也沒有。他們沒有自主權，沒辦法照自己的方法做事。他們都抱怨老闆給的資訊不充分、指示也不清楚；而一旦他們終於拿到一個完整的案子或計畫時，就想要照自己的想法來執行。可是這時，他們的長官卻會在他們背後緊盯著，不讓他們發揮個人創意或自作主張。他們最痛恨的是，他們不只對自己該做的工作毫無掌控能力，甚至也不能自己決定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做。
「所以，對於一個人要如何在工作中感受到更多的自由與自主，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不知道，」達賴喇嘛答道，「當然，這完全要看當事人的個別情況，也就是他們所處的立場來決定。」
「一般性的建議呢？」
他省思了一下。「我們用囚犯來做例子好了。當然最好是不要做囚犯，但是就算在這樣的情況下，當一個人的自由被剝奪了，還是可以從中找到一些小小的選擇機會。就算某個人待在規定嚴格的監獄裡，也仍然能夠進行心靈上的修煉，以化解心理的挫敗感，找到心靈的平靜，這樣他就能繼續提升內在的靈性。事實上，我聽說在印度有一個計畫，就是教囚犯學習如何靜坐冥想。
「所以，我想如果一個人在環境非常艱困的監牢中都能夠這樣做，在工作場合裡，人們更可以發現一些小小的選擇權，是他們得以掌控決定的。當然，有些人可能是在生產裝配線上工作，工作內容少有改變異動的空間；但在工作態度上，他們還是有其他的選擇機會，可以決定要如何與同事互動，是否要運用內在特質或心靈力量，來改變自己對工作的態度，即使這份工作的本質確實很困難。或許這樣會有點幫助。
「當然，當我們談到嚴格規範和缺乏自由的問題，這並不代表你就應該盲目地服從，接受別人告訴你的任何事。在某些例子裡，工作者可能被剝削，雇主只想到利潤，付出的薪水很低、卻要求一大堆的超時工作；甚或有些員工會被要求去做一些不恰當或不道德的事。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人不該只是想著：『好吧，這是我命該如此』，而無所作為。光是想著『我該要滿足了！』，這樣是不夠的。
「如果出現了不公平、非正義的情況，我認為無所作為是不正確的反應。佛家的教誨指出這是『錯置的寬容』或『誤植的忍耐』。舉個例子，以西藏人來說，面對中國普遍不公平的對待，錯置的忍耐或寬容就是指某些人在面對非常惡劣、負面的行動時，只是默默承受而毫不反抗。同樣的，在工作職場上，如果有大量不公平或剝削的行為，卻只是消極地加以默認接受，也是錯誤的回應方式。真正該做的回應是主動地拒絕，努力設法改變環境，而非只是全盤接受。人們應該要採取某些行動。」
「什麼樣的行動？」我問道。
「當然這又要依情況而定了，」達賴喇嘛很理智地說，「不過這個人或許可以跟老闆、主管談談，想辦法改變現況。」
「如果這樣做也沒有效果呢？」
「那就叛亂、造反！」他大笑起來，「這是我常常說的話。一個人需要主動地拒絕剝削。在某些情況下，這個人也許就應該辭職，找一份新工作。」
「嗯，在當今的世界，剝削的狀態一定會存在，」我同意著，「但是在很多案例中，問題並不是出在嚴重剝削，而是工作的本質就是有太多的要求。譬如經濟景氣不佳時，公司不得不裁員、縮減預算，留任的員工就得承擔更多的責任，而對他們來說，工作的壓力也就越來越大。要如何更有效率地因應這種狀況、處裡這一類的緊張或壓力，你有任何建議嗎？」
「當然，這會因為每個人不同的情緒與心理反應而有所差異，另外還要視工作與公司的特質而定。」他提醒我，「所以有許多因素都必須考慮在內。譬如，你如果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很有意義的事—像是你的工作還有更崇高的目標，這樣即使工作很艱難，你也會比較願意承受這樣的挑戰。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可能會想：哦！這是為社會做點好事的機會。所以這是因人而異的。」
「不過這樣的情況或態度，可能不見得適用於每個人，」我指出，「所以，我所想知道的是對於工作過量的因應通則—這也是導致人們對工作感到不滿的常見原因之一。」
「你所說的『工作過量』是什麼意思？」達賴喇嘛問我。他的語氣中充滿了好奇，顯然他從未聽過這種觀念。
「嗯，你知道，」我斟酌著字句，「你自己就是工作過量的例子，這會成為一種壓力來源。」
「我還是不懂你說的『工作過量』是什麼意思。譬如你的老闆給你一些工作，而你能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但這並不是工作過量，因為這是你能實現的目標，就算這份工作很困難。或者他可能給你一些工作，但你沒辦法在特定時間內完成，這個時候你只需要說：『我沒辦法做到。』所以，你的意思到底是什麼呢？」
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但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不懂。工作過量的概念並不是什麼晦澀難解的美國習俗、或是什麼獨特的西方文化。畢竟，日本人甚至還為此創造了一個新詞「過勞死」—死於工作過量。我決定用他的語彙來形容這件事：「好，假設你是一個年輕的和尚，正在研讀、修行佛法。所以你的老師就等於是你的老闆一樣。」
「好，沒錯，」他點頭，「我了解。」
「你的工作是學習並記憶特定的經文，現在假設你的老闆給你一段經文，要你在下週之前背誦完畢。那是一段很難讀的經文，如果你很認真努力，到了下週你也許背得起來，但是過程會非常辛苦。接著，幾個小時後你的老師回來了，而且對你說：『好，在同樣的時間內，除了要背完原來的經文，還要再多背另一段。』他是你的老闆—而你不能只是說：『我要辭職，我再也不要當和尚了！』所以就這個例子來說，工作過量就是指你要做越來越多的工作，卻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
「哦！我想我了解了。譬如當我二十歲左右還在西藏時，我必須教授一門很重要的課程，為了做好準備，我在大清早和深夜裡都要做功課。我得在隨員來臨前早早起床，甚至當他們離開後，雖然時間已經很晚了，我還要繼續閱讀和背誦。所以我要提早幾小時起床、延後幾小時睡覺—這是否就是所謂的工作過量？」
「對。」
「雖然這樣的工作需要付出特別的專注與精力，但還是我能達到的目標。如果短期內都這樣，也不會有問題。但是，如果我要一直這樣持續下去，長時間犧牲睡眠，一整年都如此工作過量，就不太可能做到了。」
「但這就是目前許多人在工作時所要面臨的問題。」我告訴他。
「那這些人為什麼不能一開始就說：『我沒辦法這麼做！』」他問道，「他們會被開除嗎？」
「在很多情況下確實是如此。」
「這樣的話，我認為一個人最好能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如果老闆提出更多的工作，而且超越他們的能力範圍所能處置，我想他們就應該要說些什麼了。他們必須要說：『這樣的工作量對我來說太重了。』他們要跟老闆談談，想辦法減輕負擔。如果這樣還行不通，他們可能就需要找新的工作。
「不過，假設老闆願意付加班費、員工也同意接受，這就是個人的選擇了，沒有理由再抱怨工作過量的問題。但如果老闆給了太多的工作、卻沒有加薪，這樣的『工作過量』就是一種剝削，也是我們之前所談到的那種問題。
「然而，我想在這些情境裡，老闆有責任要判斷一個員工的合理工作量應該是多少。太多的工作量表示缺乏關心、不夠尊重。就算是要一隻動物載重過多，也是一種對生命的不尊重—所以這就是剝削、是不公平的對待。」他語氣堅定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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