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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克談未來企業
杜拉克談領導未來

管理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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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克談未來管理(BE0113)
Managing for the Future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管理領導
叢書系列:NEXT
作者:彼得‧杜拉克
       Peter F. Drucker
譯者:王嘉源, 王柏鴻, 羅耀宗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3年07月28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0頁
ISBN:957133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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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變換的舞台、不變的主角

◎文/許士軍

問題相同,答案不同

記得在某一地方曾經讀到這樣一則有關愛因斯坦的軼事:有一次他出的考題和前一年的命題完全一樣,有人提醒他這點,他回答說:「沒關係,他們的答案會和去年不一樣。」同樣的道理似乎也可以應用在管理這一活動領域上,儘管管理所追求的績效和價值創造這一點永久不變,但是怎樣達到這境界的途徑和作法,卻是年年不同、處處不同、甚至家家不同。

管理所採取的答案之所以不同,主要受外界環境和條件的影響;就是由於這一緣故,隨著外界環境和條件之急遽變化,使得如何尋覓和落實有效的管理,成為一個令人難以喘息的迫切問題。追求有效的管理,僅僅看當前的情況是不夠的,必須針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狀況而予以預應:「點出機會、激發行動」,這應該是杜拉克這位管理大師在這部《杜拉克談未來管理》新書所要表達的主旨。誠如大師在書中自序所說的:「本書中每一個章節都在嘗試解釋未來世界會有何種變遷,而這些變化對經濟、人、市場、管理及組織代表什麼意義。」

相隔百年的兩個歷史分水嶺

因此,對於這一著作,與其說是討論管理,不如說是探討管理如何受到外界環境--主要是指時代潮流和政治信仰--的影響。在這上面:他指出,過去約三百年的人類歷史中,有兩個主要的分水嶺:一是一八七三年,一是一九七三年。在一八七三年前,支配人類社會的,是源自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所著《國富論》中倡導的自由放任主義,這一時代是以發生於維也納、巴黎、倫敦、法蘭克福和紐約所嘩傳的股市崩盤事件而告終。

取而代之的,則是追求國家安全和保護的社會主義盛行時代。這一時代是以德國俾斯麥首相所推行的全國性健保和老年保險制度為濫觴。接著來到的,是政府透過各種法令的制訂,對於市場經濟活動進行深入而大規模的干預:從反托辣斯法案的通過到二次大戰後的國有化運動,社會主義和褔利國家成為人們奉為神明的信仰。依杜拉克的觀察,這一高舉社會安全大旗的時代,到了一九七三年前後,由於年輕學生反越戰浪潮、石油危機、美元改採浮動匯率等一連串事件而告結束。在此以後,他說:「儘管『褔利國家』的口號依然時有所聞,但是這些口號並不能成為行動或發動力的指導原則。」

創新時代的來臨

接踵而來的,則是一股追求創新的浪潮。這股浪潮,和全球化經濟、資訊革命及生物工程的快速發展與普遍化存在有密切的關係。在這浪潮下,人類發現自己正邁入一個所謂「知識社會」的新階段,在這新的社會中,社會的重心已轉移到知識工作者身上,教育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安全形式」。這一重大轉變,已明顯反映於製造業藍領工人不再是社會勞動力的多數,而被稱為代表「知識工作者」的「金領工作者」(golden-collar worker)的崛起,成為時代寵兒。

財產權觀念的演進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依杜拉克的深入觀察,隨著上述支配社會的思潮和力量的改變,人們對於財產權的觀念也大為改變。在於自由放任時代,財產權主要是指土地;對應於福利國家時代的財產權,主要是商業資產;而進入創新時代後,人們所關注的財產權則為「工作」。用杜拉克自己的話說,「工作被視為財產權的觀念勃興,這是二十世紀末意義最重大的發展。」我們只要看到,所謂一向為世人所豔羨的日本「終生雇用制度」的破產,就可以知道,為什麼在今後的社會中,人們會為了爭取工作這一財產權而努力不休的道理,同時也回應了上面所說的,何以教育成為一種新的安全形式的道理。

理論與政策脫離現實

令杜拉克憂心的是,儘管社會和政治的現實面已經發生重大的蛻變了,然而人們--尤其制定政策的政府─仍然沉溺在上一階段的思想中。他說:「六十年來,西方經濟政策的主流是基於凱因斯的觀念,然而現在他的假設概念已經過時了。」事實上,主權國家已經不再是支配經濟生活和執行經濟政策的唯一單位;取而代之的,則為同時並存的國家、區域、世界和跨國企業四個經濟體系,他們互相依賴但不受彼此控制。在這種多元而動態的經濟世界裡,管理也必須要能夠加以因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將創業精神和創新的能力納入管理運作之中。讀者也許記得《創新與創業》(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正是杜拉克一九八五年出版一部鉅著的書名。

為世人指點迷津

誠如《管理是什麼》(What Management Is)書中所指出,管理並不是一門深奧難懂的「學問」,而是為了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的生活方式。換句話說,隨著世界環境和潮流的改變,人類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也就不同了。在這情況下,管理自然要緊扣這些改變而謀求解決之道。講到這裡,不禁使人憶起,在一次杜拉克到日本進行他每年一訪的聚會中,主人向杜拉克建議稱:「我們這裡有超過兩百位企業領袖和高階主管傾聽你的高論,你不可能為每一個人指點迷津,請你只要指出日本這個國家在今後世界中何去何從,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這樣就夠了。其他的留給我們自己去解決。」這是一個何等明智的建議!如今在我們面前這一部著作所呈現的,何嘗不是我們所迫切想要知道的:今後的世界─不限於日本或任何單一國家而已─將何去何從?在時間上,它指出時代的巨大轉變和支配力量;在空間上,它也探討了美國、歐洲、日本、拉丁美洲和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希望和解決之道。在這舞台上,管理顯然扮演一個重要的關鍵角色:儘管舞台的背景已經轉換了,「管理的『戲』必須唱下去!」

(本文作者為元智大學遠東管理講座教授、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