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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5
獨立戰爭後，杜爾夫婦在豪宅裡過著帝王般的生活。奴僕全都穿著制服，光是晚餐的用酒就多達 15 種。因為他在 1780 年代靠著幾筆土地及金融操作，才能如此起居豪奢。 1785 年，他擔任全國公債局長，這個職務最容易取得內線消息。1789 年，和杜爾有表連襟關係（兩人之妻是表姐妹）的漢米爾頓任命他擔任財政部次長。
漢米爾頓的個人操守沒有問題，也不會利用本身職務牟利，或者提供親友內線消息。例如維吉尼亞的李亨利（Henry Lee）曾要求漢米爾頓提供有關財政部發行公債的消息，卻遭後者斷然拒絕。但杜爾就沒有這麼正直。杜爾的好朋友彬漢（William Bingham）是費城的有錢人，他在阿姆斯特丹借到六萬英鎊，全部押在美國聯邦債券上。雖然沒有內線交易的證據，但是他那麼篤定這筆投資，很難令人相信他沒有充分的內幕消息。
聯邦法規禁止財政部官員買進聯邦證券，所以杜爾乾脆辭職，不願遵守這項禁令。反正他對財政部次長職位帶來的人脈和地位，一向比工作本身更有興趣。他涉及內線炒作的程度越來越深，連漢米爾頓也警覺到。1790 年秋季，漢米爾頓寫信給杜爾，語重心長地規勸後者以自身安全及公義為念，否則可能危及兩個人的友誼及社會正義。杜爾縱使有所回應，外界也不知道，因為杜爾仍然繼續炒作股票。
他除了自己炒作之外，甚至代替別人操盤。當時的戰爭部長諾克斯（Henry Knox）也曾借錢給他炒作股票。杜爾等人投機的主要標的是美國中央銀行，發行時每股 100 美元， 1791 年 9 月曾經漲到 185 美元，後來雖然回檔，但是從來不曾跌到 130 美元以下，很快又回升到 170 美元。
1791 年底，杜爾和紐約的名人馬康（Alexander Macomb）合作炒股票。雙方協議，合作以一年為期，炒作的股票以紐約銀行為主。由馬康出面買賣股票，股票也掛在馬康名下，但是幕後則由杜爾操盤。總之，雙方結合了馬康的鈔票、杜爾的操盤技巧和財政部的內幕消息，到年底再瓜分獲利。
當時外界盛傳美國中央銀行將併購紐約銀行，作為在紐約的據點，因此，杜爾先買進紐約銀行股票。如果合併成功，紐約銀行股價勢必大漲，杜爾和馬康就可以大發利市。但是杜爾另有打算。他和馬康在市場作多，卻利用自己的帳戶私下放空紐約銀行的股票。杜爾甚至說服紐約第一家族李文斯頓一起放空。萬一併購案失敗，杜爾和馬康當然會賠錢，但是杜爾私下卻能靠著放空紐約銀行大賺一票。他和馬康的協議是由馬康提供資金，因此他最多只損失自己的名聲，他覺得無所謂。
此股投機熱潮越來越高漲，隨後有幾家銀行也公開發行股票。例如紐約州百萬銀行號稱資本額為 100 萬美元，因此以百萬為名。該公司宣稱，將在美國中央銀行之前和紐約銀行合作，於是投資人蜂擁到交易所，導致認購百萬銀行股票的憑證很快就炒到 92 美元。另外，資本額 20 萬美元的湯曼尼銀行（Tammany Bank）宣布發行 4, 000 股，但投資人有意認購的股數卻超過 21, 740 股。
杜爾成為這波投機風潮的焦點人物，投資人以他馬首是瞻。只要是他投資的標的，很快就會成為公開的祕密，其他投機客則爭相仿效。杜爾更大肆擴張信用。他向銀行及他人借錢，例如，1792 年 3 月向李文斯頓（Walter Livingston）借得 203, 000 美元。此外，他也和幾位名人合力炒作股票，其中包括羅斯福家族。他甚至購買銀行股的選擇權，預期股價會持續攀升，屆時他自然有錢支付股款。
這些舉動令漢米爾頓嚇一大跳。他在 1792 年 3 月 2 日寫道，「這一次，君子和流氓之間應該有一條界線，值得尊敬的股東和毫無原則的賭徒之間也應該有一條界線。」此後，華爾街和美國政府的才智之士一直在尋找這條界線，但是利弊各半。
杜爾也向李文斯頓家族中的幾位成員購買銀行股股票。因此，銀行股股價下跌，對後者其實有利。於是他們開始從銀行帳戶裡領出黃金及白銀，緊縮當地的貨幣供給，迫使銀行提前要求貸款人還錢。李文斯頓家族抽銀根的結果是，利率飆升到日息 1 ％。
但對杜爾這種擴張信用炒作股票的人，這是致命的一擊。後來杜爾出現 238, 000 美元的虧空，而且漢米爾頓下令採取法律途徑追索這筆款項。
杜爾四處告貸欲彌補虧空，但是幾個星期前才借錢給他的李文斯頓，如今已自身難保。許多人知道自己走投無路後，反而會故作鎮靜，杜爾也不例外。他在 2 月 22 日寫信給李文斯頓，宣稱自己「已經不受敵人挾制，如今心靈清明，不為俗事所動」。
不到一天後，他就被捕下獄，終生未獲釋放。這也使得投資人極度恐慌，股價重挫。第二天，紐約這個規模不大的金融圈竟然傳出 25 個經紀人破產。李文斯頓原先還挨家挨戶說明自己仍有能力償債，如今也宣布破產。四月初，馬康也宣布破產並入監服刑。
當時的國務卿傑佛遜寫信給友人說：「這場投機泡沫終於幻滅。紐約的杜爾破產後，波及了許多人。」傑佛遜早就對這些投機客深惡痛絕，後者一一破產後，他更難掩竊喜，算出投機客損失的總金額為五百萬美元，相當於當時紐約房地產的總值，紐約市彷彿遭到天然災害侵襲一般。
事實上，情況並不如傑佛遜說的那麼糟糕。許多投機客的確毀於一旦，但是他們只能怪自己。更何況，其中不少人還很年輕，可以東山再起。
漢米爾頓迅速採取行動，避免恐慌心理波及運作正常的機構，甚至傷害到無辜的投資人。他下令財政部購買價值數十萬美元的聯邦公債以支撐市場，並敦促銀行不要緊縮銀根。此外，為了紓緩資金緊俏的情形，他也允許商人可以延後支付進口關稅 45 天。
漢米爾頓的作法是金融危機時，任何貨幣及財政當局應所當為的動作。由於措施明快且正確，危機不致蔓延，對美國總體經濟也沒有長期的負面影響。
可惜，傑佛遜派卻不領情，他們分不清投資人、投機客及賭徒的差別，認為漢米爾頓只是為賭徒解套。後來傑佛遜派掌權，推翻漢米爾頓建立的制度，也讓美國一再經歷金融危機。直到 1987 年，美國聯邦政府才介入一場金融危機，避免引起全國經濟風暴，前後相距 195 年。
傑佛遜派當家的另一個後遺症是，華爾街出現權力真空。接下來很多年，華爾街自定內規，自行選出領導人，成為全世界最不受政府管束的金融市場。但是管制越少的金融市場也越不穩定，越有可能在壓力下崩解。
在投機熱潮高峰時宣布公開發行股票的銀行，最後全都未開張，其中包括紐約州百萬銀行。縱使華爾街沒有爆發金融危機，屆時會正式營業的銀行恐怕也少之又少。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前，必須先有公司特許狀。18 世紀末，特許狀必須獲得州議會批准。
公司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產物，是資本主義制度、甚至現代世界的基礎。公司這種商業組織問世前，個人投資其他商業組織，最後可能傾家蕩產。根據法律規定，公司也是「人」，因此，他人可以控告一家公司，而公司也可以擁有財產、宣布破產，甚至被起訴；當然，也應該納稅。但是股東不等於公司，股東為個人的行為負責，卻不為持股的公司負責。此外，股東投資一家公司的金額也是虧損的上限。
這就是所謂的公司有限責任。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而集結資源，最後縱使判斷錯誤，也不會傾家蕩產。
任何人都可以和別人合夥作生意，但是只有州議會才可以成立法人機構。在英格蘭，這屬於王室的權利；在殖民期間，英國王室於北美殖民地成立了 7 家公司。美國獨立後，王室的權利移轉到州議會。
我們很難想像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金權政治嚴重的程度。當時許多公職屬於兼職，主事者在公餘絕對可以經營自己的事業。此外，利用公職牟取私利，也很少引起外界物議或追究。縱使以今日的標準評估，漢米爾頓及華盛頓等人也算清流，但是當時大多數政治人物都是公私不分。1830 年代，威伯斯特（Daniel Webster）同時身為律師及參議員，基於客戶利益，他提出一項法律修正案，並據此向客戶索費 500 美元。威伯斯特、他的客戶及當時的社會都不認為，此舉違法或在道德上有虧。
同時，紐約市政壇也如現今政壇一樣複雜。亞當斯曾寫道，「我觀察紐約政治 60 年，恐怕連魔鬼都不了解其中的內幕。」就是在這種烏煙瘴氣的環境下，紐約市公民伯爾（Aaron Burr）為了達到開銀行的目的，竟然以開設水公司作為煙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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