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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精通策略的一個關鍵和六大心法
一百五十年前的一八五三年，美國軍艦第一次強行開進日本水域，不僅打破日本的鎖國狀態，也讓日本人見識到美國的科技，害怕這些高大、多毛的「外國人」帶來的變動。這些闖入者百感交集：第一批美國人看出日本的驚人商機，卻也看出這環境的窒礙難行，沒有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特質，例如，沒有個體意識和追求利潤的動機。
許多雙方對彼此的印象一直留存下來。其實近年來，日本的經濟越來越讓美國人困惑。十年前，日本似乎創造了驚人的經濟奇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徹底毀滅中，以驚人的速度重建本國經濟。這種奇蹟的確極為特別，甚至使美國人擔心日本即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然而，奇蹟隨即褪色。從一九九○年開始，日本經濟陷入停滯，負債總額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升到將近一五○％，而通貨緊縮嚴重的程度，是一九三○年代大蕭條以來前所未見的；日本的信用評等被貶到跟波札那共和國一樣。此外，呆帳狂潮淹沒日本銀行的程度，也是史上空前的嚴重。
日本政府估計，過去十年來，這些壞帳總額超過一兆美元，等於整個英國的經濟規模；民間經濟學家估計的數字，甚至高出兩、三倍。不管是哪一種算法，都還看不到解決的希望，也讓日本陷於有史以來少見的困局中。雖然過去很多西方國家也碰到銀行危機，但是通常都在幾年後解決，而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整整十三年後，問題仍然無法解決：公認的呆帳總額不斷上升，銀行的財力萎縮到連經濟學家都認為，現在多數的大銀行其實已經無力償債了。到目前為止，日本一直用丟錢下去的方式來應付這個問題，以免爆發全面的金融危機，但是這種做法也越來越難了；換句話說，隨著時光年年飛逝，日本爆發金融問題而震撼世界市場的風險，也在持續升高中。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發生？為什麼會拖延不決？為什麼日本政府這麼不願採取行動。對多數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來說，情勢似乎顯而易見：日本必須採取緊急行動，以便避免災難性的危機全面爆發。
本書探討其中一部分的問題，但是角度略有不同。近年來，許多人寫過分析日本總體經濟問題的傑作，但是這些「由上而下」的探討，大都缺乏文化結構和政治壓力的觀點，這兩點在造成日本經濟的混亂方面，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們寫的這些東西，彷彿遠在天邊的分析；他們為日本問題提供藥方的同時，經常忽略了其中的誘因；說的更明白點，今天推動日本人行動的誘因，經常跟美國人認為正常而普遍的誘因不同。
本書試圖強調不同的重點，刻意從「由下而上」的觀點，說明其中的內情。本書敘述的是一家銀行的歷史，這家銀行叫做長期信用銀行，不僅是日本經濟困難的表徵，也具體說明了日本人設法自救的整個過程。
這家銀行在一九九八年崩潰前，曾經是世界第九大銀行，卻有高達約五百億美元的呆帳（大部分都隱藏了起來）。這家銀行後來被政府收歸國有，轉賣給美國投資人組成的新東家，改名為「新生銀行」，然後設法引進美國的管理技巧，大膽推動金融改革的新實驗。這種實驗對日本銀行界的衝擊，媲美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國軍艦叩關。在賣掉長期信用銀行之前，從沒有任何美國人這麼深入地打進日本的金融圈，甚至改變了日本神聖的企業經營方式。換句話說，新生銀行代表史上第一個特殊案例。
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篇敘述長期信用銀行和最後一任總經理大野木克信的事蹟，充分說明戰後日本的經濟體制。這段歷史中，可能有一部分跟新生銀行目前的情況沒什麼直接關係，但是我認為必須回顧歷史，才能了解戰後體系崩潰的原因，以及現今推動日本前進的誘因。第二篇是以美國企業家柯林斯（Tim
Collins）為重點，他在一九九九年組織了一個外國投資公司，買下長期信用銀行後再把它改組成新生銀行，將截然不同的華爾街理念引進日本。最後一篇的重點人物是八城政基，他受命經營這家新銀行，花了三年時間設法開創改革的新氣象，並且融合差異極大的日本和美國式銀行經營方法。他們三人都決心解決日本的困局，而每個人的方法和成功的程度卻大為不同。
這裡要提出兩個警告：第一、本書刻意以一家銀行為重點，希望讀者比較能藉此看清不夠透明化的日本金融界。然而，在敘述長期信用銀行於一九九八年前的問題時，我無意挑剔大野木或長期信用銀行──正好相反；我想在此先強調，我認為大野木的意圖良善，他努力想要維護當時的制度，卻成為那種制度下的悲劇犧牲品。長期信用銀行的歷史跟今日局面的關聯甚深，尤其這家銀行具體表現了日本所有銀行的行為模式，包括生存至今的銀行，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大家仍然沿用這種行為模式。長期信用銀行只是這種制度的典型。
第二、本書並不打算提出全面解決日本經濟問題的處方，更不打算針對許多美國經濟學家樂此不疲的爭辯，表明出明確的立場，比如，關於「解決之道」應該先注重供給問題（結構性改革）或是需求問題（貨幣政策、貶值與過剩儲蓄）。常識最後會顯示，日本需要綜合這兩種措施，而需求問題大致上不在本書探討的範圍內。長期信用銀行與新生銀行的事蹟，貢獻了針對結構性改革的原則性教訓，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持續逃避短期的痛苦、依賴過時的制度，並且拒絕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名言「創造性毀滅」所說的方法，以便因應世局的改變，就可能造成可怕的長期成本；不僅是成長停滯，生命也會遭到威脅。像日本這樣財源雄厚的國家，拖延不決的代價或許可被遮掩一段長時間，但是如此掩飾問題，終會導致最後解決問題的成本更為高昂。日本政府遲早必須面對清理銀行亂局的情勢，最好是把整頓手段視作較為廣泛、一致的政策變革中之一環。最重要的是，日本迫切需要找出較具彈性的方法，讓資金在經濟體系內流動，才能把資源從落伍、沒有創造力的企業和機構中移出，送到比較有生產力的領域中。否則，在最好的情況下，日本似乎注定將緩慢地衰微，而在最差的情況下，便會爆發全面金融危機，或是形成兩者兼具的最不利狀況；不管是哪種情形，對日本和全球投資人來說，都是十分殘酷的景象。
我這樣說，並不表示日本應該盲目地模仿華爾街自由市場的經濟模式。美國企業最近弊案重重，顯示美國的制度也有缺陷。同時，新生銀行的事蹟亦顯示，華爾街的理念跟很多日本人重視的價值觀衝突。一個國家若要整頓殘破的銀行體系，或是剔除企業界中的枯木，並非只能模仿華爾街的模式，瑞典就是一個範例。瑞典於一九九○年代初期，在政府的干預和協助下，解決了銀行業的困境。可以想見的是，由國家推動、偏向集體改革的模式，或許比較適合日本。不過，本書的根本教訓是無論日本採用什麼制度，無論是靠銀行家、官僚、資本市場投資者，還是靠某種綜合的方式，讓資本在經濟體中流通，日本要找的是比較有效、彈性的方法來達成目的，讓經濟足以因應變局、清除枯木。日本的悲劇在於陷入無法動彈的怪異狀況中，而資本市場的投資人、銀行和官僚，都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推動快速改革，結果企業治理的舊機制慢慢崩潰，成了衰弱無力的癱瘓狀態。
但在一百五十年前，日本也陷於同樣的困境中：經濟停滯、政治癱瘓。當時正是美國軍艦──也就是日本人所謂的「黑船」闖關，震驚了日本，促使日本政府採取劇烈的政策革新，為十九世紀末葉極為成功的經濟復興奠定了基礎。若要期望新生銀行演出同樣的戲碼──亦即少數華爾街冒險家闖入日本，震憾了整個金融體系，進而從事改革──或許過於樂觀，但是，如果長期信用銀行的歷史顯示了日本過去的任何錯誤，新生銀行的事蹟便可能代表新方向的一步，儘管只是一小步。
無論如何，抱著這種希望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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