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與淚水(BE0089)──人類工作的演化
Blood, Sweat and Tears: The Evolution of Work

類別： 西洋史
叢書系列：NEXT
作者：理查‧丹肯
       Richard Donkin
譯者：張美惠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1年11月26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36頁
ISBN：957133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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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4

布萊利一再強調，這些觀念都無法改變統治階級視奴隸為怠惰不負責任的一般印象。二十世紀的許多雇主也有同樣的偏見，他們寧可以一種互不信任的態度處理勞資關係。然而柯倫梅拉的觀念並未受到廣泛持久的支持，這可以從數百年後一位奴隸的告白得到印證。這位奴隸叫佛德列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他的動人的故事對美國廢奴運動有很大的影響。

道格拉斯是個高明的演說家，1855 年他分析奴隸的心理，指出不同的待遇會引發不同的希望。「將你的奴隸戴上手銬鞭打他，讓他吃不飽，精神不濟，他會像一隻狗一樣跟隨他的主人；但你若是給他吃好穿好，適度地工作，給他舒適的環境，自由的夢想便會侵入他的腦子。給他一個壞主人，他渴望換一個好主人；給他一個好主人，他便渴望成為自己的主人。」這似乎與十九世紀盛行的「不打不成器」的觀念不謀而合，兩者同樣源於基督教新教的思想。

奴隸制無疑是希臘羅馬帝國的根基，然而這種奴隸社會是難以持久的。當軍人與議會之外的所有職業幾乎都靠奴隸在做，奴隸制的成功也成為羅馬衰亡的主因。羅馬的市民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倫理，生活方式是如此腐化與逸樂至上，根本沒有能力護衛過度擴張的帝國。我們看到了與威爾斯艾洛依人與莫拉克人相似的下場。軟硬體相對進步的羅馬社會變得茍安懶散，這個人類史上的重要文明在精神與道德上愈來愈遲滯。

當羅馬市民還沉醉在圓形劇場愈來愈不堪的表演，城市底層卻有一群隱形人將人類的高尚道德保存下來，那就是被迫害的基督徒。但不同於威爾斯描寫的情景，羅馬的地下基督徒是很沒有力量的，他們必須躲避那些地層上的統治階級。

羅馬人愈來愈好逸惡勞，整個社會在財富與繁榮中沉淪，漸漸地連核心也遭到腐蝕。公元 410 年當北方的遊牧部落在阿拉列帶領下越過萊茵河，進入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卻發現這裏的居民軟弱而粗鄙，縱然光彩依舊，整個社會已在自己創造的道德真空中逐漸蒸發。羅馬社會的衰亡源於意志力的瓦解。

然而羅馬社會是否就此被勤奮的日耳曼精神取代？羅馬歷史學家泰西塔斯（Tacitus）並不認為如此。西哥德人雖驍勇善戰，戰爭一旦結束便喜歡過輕鬆的生活。泰西塔斯分析：「當無仗可打時，日耳曼人就變得很懶散。沒有多少打獵的工作可做，時間多消磨在睡覺與暴飲暴食。戰時一無所懼的勇猛之士，昇平時期卻變成無精打彩的懶人。住家與土地的管理丟給老弱婦人，他自己則鎮日昏睡。這真是人性最奇特的矛盾，一個最具行動力的人也有最懶怠勞動的一面。」《日爾曼尼亞誌》（Germanica）的這段敘述不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最早典故，也顯示出，即使在羅馬時期，人們已有勤奮為美逸樂為醜的道德觀。這是新教倫理的先聲嗎？希臘詩人海希奧德（Hesiod）顯然就有這樣的觀念，他的《工作與生活》（Works and Days）為西元前八世紀的工人提供 828 條友善的建議，包括「工作不是恥辱，怠惰才是恥辱。」

奴隸制並未隨著羅馬的衰亡而消失。英文奴隸 slave 源自東歐的 slav，隨著歐洲的奴隸買賣延續到中古世紀而流傳下來。拉丁文的奴隸 servus 是農奴 serf 的來源。很多歷史學家試圖區分奴隸與農奴的差異，有些人認為最大的差異是農奴可以擁有某些東西（但不是他的財產），如農舍和農具。問題是這個特點在某些奴隸身上也可以看到。我想比較合理的分別應該是將奴隸視為財產與商品，農奴則比較像是一個生產單位，只要能發揮他的功能，農奴多少能受到主人的保護，對工作時間也比較能自主安排。

不過這區別並不是很清楚，在學術界之外可能也不受重視，例如古典學者可能覺得奴隸制是他的研究範圍，農奴制則留給中古學者。無論如何，奴隸制的消失應該是經濟因素，而不是歸功於任何解放的力量。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裏所說的：「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經驗都顯示，自由人的工作成本終究比奴隸低。」

探討自由的定義可能比奴隸的定義有意義，唯有當你了解什麼是自由，才可能了解自己是否處於奴隸的地位。古希臘人請求阿波羅神殿解惑時，會看到牆上寫著自由的四項定義。神諭說一個自由的人在法律上能代表自己發言，可不被任意拘捕，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當然，這些都必須在法律的範圍之內。古典學者威廉‧林‧威斯特曼（William Lim Westerman）認為，這些定義的相反就是古希臘奴隸的處境。也就是說，希臘奴隸在法律上必須由主人做為代表，隨時可能被拘捕，必須服從主人的命令，也沒有遷徙的自由。

然而要以現代的觀點解讀古代的奴隸制是很難的，因為有些人可能符合上述定義的一部份。也就是說古希臘有不同程度的奴隸，奴隸與自由人之間並無明確的畫分。例如工業城市的一些奴隸可能彼此住在一起，而非與主人同住。有些可享有某種程度的社會地位，根據芬利（Finley）的研究，「高技術高效率又可靠的奴隸可能有機會成為管理階層」。

長久以來奴役與自由的差異一直困擾著哲學家。湯瑪士‧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 1642 年出版的《論公民》（De Cive）下了一個定義，自由人只對國家服從，奴隸則對國家及另一個人服從。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差不多：「一個自由的人必不受制於另一個人」。

古希臘的自由人通常自己工作，集體工作的多半是奴隸。一個典型的雅典人若突然降臨二十一世紀，看到企業的員工在管理階層之下工作可能會感到很疑惑，這些人究竟是自由人還是工作或雇主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