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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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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帝國〔套書〕:從史料看帝國,挖掘遺失在全球古歷史的真相!(上下冊不分售)
暴走軍國:近代日本的戰爭記憶


血、汗與淚水(BE0089)──人類工作的演化
Blood, Sweat and Tears: The Evolution of Work

類別: 西洋史
叢書系列:NEXT
作者:理查‧丹肯
       Richard Donkin
譯者:張美惠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1年11月26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36頁
ISBN:957133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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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4

布萊利一再強調,這些觀念都無法改變統治階級視奴隸為怠惰不負責任的一般印象。二十世紀的許多雇主也有同樣的偏見,他們寧可以一種互不信任的態度處理勞資關係。然而柯倫梅拉的觀念並未受到廣泛持久的支持,這可以從數百年後一位奴隸的告白得到印證。這位奴隸叫佛德列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他的動人的故事對美國廢奴運動有很大的影響。

道格拉斯是個高明的演說家,1855 年他分析奴隸的心理,指出不同的待遇會引發不同的希望。「將你的奴隸戴上手銬鞭打他,讓他吃不飽,精神不濟,他會像一隻狗一樣跟隨他的主人;但你若是給他吃好穿好,適度地工作,給他舒適的環境,自由的夢想便會侵入他的腦子。給他一個壞主人,他渴望換一個好主人;給他一個好主人,他便渴望成為自己的主人。」這似乎與十九世紀盛行的「不打不成器」的觀念不謀而合,兩者同樣源於基督教新教的思想。

奴隸制無疑是希臘羅馬帝國的根基,然而這種奴隸社會是難以持久的。當軍人與議會之外的所有職業幾乎都靠奴隸在做,奴隸制的成功也成為羅馬衰亡的主因。羅馬的市民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倫理,生活方式是如此腐化與逸樂至上,根本沒有能力護衛過度擴張的帝國。我們看到了與威爾斯艾洛依人與莫拉克人相似的下場。軟硬體相對進步的羅馬社會變得茍安懶散,這個人類史上的重要文明在精神與道德上愈來愈遲滯。

當羅馬市民還沉醉在圓形劇場愈來愈不堪的表演,城市底層卻有一群隱形人將人類的高尚道德保存下來,那就是被迫害的基督徒。但不同於威爾斯描寫的情景,羅馬的地下基督徒是很沒有力量的,他們必須躲避那些地層上的統治階級。

羅馬人愈來愈好逸惡勞,整個社會在財富與繁榮中沉淪,漸漸地連核心也遭到腐蝕。公元 410 年當北方的遊牧部落在阿拉列帶領下越過萊茵河,進入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卻發現這裏的居民軟弱而粗鄙,縱然光彩依舊,整個社會已在自己創造的道德真空中逐漸蒸發。羅馬社會的衰亡源於意志力的瓦解。

然而羅馬社會是否就此被勤奮的日耳曼精神取代?羅馬歷史學家泰西塔斯(Tacitus)並不認為如此。西哥德人雖驍勇善戰,戰爭一旦結束便喜歡過輕鬆的生活。泰西塔斯分析:「當無仗可打時,日耳曼人就變得很懶散。沒有多少打獵的工作可做,時間多消磨在睡覺與暴飲暴食。戰時一無所懼的勇猛之士,昇平時期卻變成無精打彩的懶人。住家與土地的管理丟給老弱婦人,他自己則鎮日昏睡。這真是人性最奇特的矛盾,一個最具行動力的人也有最懶怠勞動的一面。」《日爾曼尼亞誌》(Germanica)的這段敘述不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最早典故,也顯示出,即使在羅馬時期,人們已有勤奮為美逸樂為醜的道德觀。這是新教倫理的先聲嗎?希臘詩人海希奧德(Hesiod)顯然就有這樣的觀念,他的《工作與生活》(Works and Days)為西元前八世紀的工人提供 828 條友善的建議,包括「工作不是恥辱,怠惰才是恥辱。」

奴隸制並未隨著羅馬的衰亡而消失。英文奴隸 slave 源自東歐的 slav,隨著歐洲的奴隸買賣延續到中古世紀而流傳下來。拉丁文的奴隸 servus 是農奴 serf 的來源。很多歷史學家試圖區分奴隸與農奴的差異,有些人認為最大的差異是農奴可以擁有某些東西(但不是他的財產),如農舍和農具。問題是這個特點在某些奴隸身上也可以看到。我想比較合理的分別應該是將奴隸視為財產與商品,農奴則比較像是一個生產單位,只要能發揮他的功能,農奴多少能受到主人的保護,對工作時間也比較能自主安排。

不過這區別並不是很清楚,在學術界之外可能也不受重視,例如古典學者可能覺得奴隸制是他的研究範圍,農奴制則留給中古學者。無論如何,奴隸制的消失應該是經濟因素,而不是歸功於任何解放的力量。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裏所說的:「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經驗都顯示,自由人的工作成本終究比奴隸低。」

探討自由的定義可能比奴隸的定義有意義,唯有當你了解什麼是自由,才可能了解自己是否處於奴隸的地位。古希臘人請求阿波羅神殿解惑時,會看到牆上寫著自由的四項定義。神諭說一個自由的人在法律上能代表自己發言,可不被任意拘捕,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當然,這些都必須在法律的範圍之內。古典學者威廉‧林‧威斯特曼(William Lim Westerman)認為,這些定義的相反就是古希臘奴隸的處境。也就是說,希臘奴隸在法律上必須由主人做為代表,隨時可能被拘捕,必須服從主人的命令,也沒有遷徙的自由。

然而要以現代的觀點解讀古代的奴隸制是很難的,因為有些人可能符合上述定義的一部份。也就是說古希臘有不同程度的奴隸,奴隸與自由人之間並無明確的畫分。例如工業城市的一些奴隸可能彼此住在一起,而非與主人同住。有些可享有某種程度的社會地位,根據芬利(Finley)的研究,「高技術高效率又可靠的奴隸可能有機會成為管理階層」。

長久以來奴役與自由的差異一直困擾著哲學家。湯瑪士‧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 1642 年出版的《論公民》(De Cive)下了一個定義,自由人只對國家服從,奴隸則對國家及另一個人服從。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差不多:「一個自由的人必不受制於另一個人」。

古希臘的自由人通常自己工作,集體工作的多半是奴隸。一個典型的雅典人若突然降臨二十一世紀,看到企業的員工在管理階層之下工作可能會感到很疑惑,這些人究竟是自由人還是工作或雇主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