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BC0154)──「六四」至今的中國社會大脈動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中國各朝歷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凌志軍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3年04月10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70頁
ISBN：9571338877

【前言｜自 序｜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尾 聲】

▼  第三部

三部　潛流激蕩（1995-1998）書摘

軟 著 陸

像往常一樣，四十六歲的劉金芬清晨起來，沒吃早飯就出了門，走到沈河區那條最繁華的大街，瀋陽市最大的「勞力市場」就開在這裏。劉金芬第一次看到這個大字招牌的時候，還挺激動，但是現在，她連頭也沒有?一下就匆匆走進去，擠過人群，東張西望，眼睛裏的光芒既急切又疲塌。在過去的兩年裏，這個女人每天都在這裏尋找工作的機會。就像今天這樣擠來擠去，看來看去，把頭髮都看白了，臉上爬滿皺紋，人也好像老了許多。有時候她覺得，她後半生唯一的希望就在這個拱型的圓屋頂下，有時候又滿腹疑慮：那希望到底在哪里裡啊？
前後左右的人大都是老面孔，都和她一樣是來找工作的。偶爾也混進來一兩個記者，然後報紙上就會出現一兩段文字描述這裏的情況，說有多少人找到了工作，可是這樣的好事始終輪不到劉金芬他們。
有一天，她和一個北京來的記者不期而遇，趕快把滿肚子的辛酸倒出來：「不掙點錢不行呀，吃飯都成問題。」她把眼睛搜索著場內，生怕說話這功夫錯過了找到工作的機會。她的家裏人等著她掙錢回去，除了要吃飯，還要付房租，還有水電費。可她除了每月一次能領到八十五元救濟金（這是瀋陽市規定的1995年最低生活標準），就什?也沒有了。
「最想的是上崗，最怕的是離廠，最倒楣的是老三屆，最擔心的是物價漲。」 劉金芬一聲歎息，「這些都讓我給攤上了，可我做錯了什麼啊？」
這是全國許多大城市裏流傳的一個順口溜，人人都知道，用北方話說出來，合轍壓韻，朗朗上口，可是飽含辛酸。這也證明那時候「最倒楣的」不只是劉金芬一個。
比如她說到的「老三屆界」，在全國的城市中就有大約兩千萬人。他們是在共產黨執政的最初三年--1950年、1951年和1952年出生的，現在全是剛滿五四十多歲。 70年代以前，他們說自己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可現在，失去工作的人差不多都是這個年齡的。他們述自己的經歷，也不是原來那種充滿自豪的口吻了。「該學技術的時候下了鄉，該結婚的時候沒有房，回城以後沒人要，剛剛工作又下崗。你說我冤不冤？」劉金芬說。
的確，在共產黨執政的歷史上，「老三屆」夠倒楣的。可是她還沒說完這些人的全部經歷呢，還有：童年時代正是身體發育的時候，他們遇到了饑荒，幾乎全都營養不良（這一代人如果留下了童年的照片，都是又瘦又小的）；少年時代正是讀書的時候，他們全都回應毛主席的號召去造反，不僅自己不讀書，還把老師趕出了學校。這些人當年把「罷課」當作「最大的理想」，現在呢，最大的理想就是讓他們的後代去讀書。劉金芬現在就在想這件事情。她的十九歲的兒子正在讀大學二年級，這是支撐她繼續生活下去的唯一原因。她決心讓他讀完大學。1995年上大學用不了多少錢，大學校也不像現在這樣，張嘴要錢連眼都不眨，「可是兒子總要吃飽肚子啊」。一年級的時候，她每個月給他寄一百元，很快就把前半輩子的積蓄都用完了。萬般無奈下，就給兒子寫了一封信，要他去申請學校補助，可兒子回信說：「不行，只有農村的學生才申請補助呢。」
在1995年的春天，這座城市裏有二十七萬人和劉金芬的處境一樣，他們構成了「下崗者大軍」，此外還有五十萬退休工人，還有數量更龐大的「富餘職工」準備加入他們的隊伍，可是政府手裏卻沒有留下一分錢的養老保險基金和失業保險金。市長張榮茂攪盡腦汁，讓他們每月可以領到一百一十九元失業救濟，或者八十五元最低生活保障金，這已是竭盡全力，可還是不能讓大家滿意。市長心裏明白，在他們的背後是二十七萬個家庭的生計，不禁歎息：「本屆政府是最困難的一屆。」 實在沒有辦法，他就跑到沈河區那條最繁華的街道上。也走進那個勞力市場，希望在這裏?他們找到出路。然後，他看到了滿臉無奈的劉金芬，還有一大群人把他團團圍著住，七嘴八舌：「我們怎麼辦啊？」這些人到現在還不明白「下崗」意味著什?，還等著政府給他們安排工作呢。

其實「下崗」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只不過，大多數人對於發生在他們身邊的事，要到很多年以後才能理解其中含義。1995年4月，國務院計劃委員會的一位具有獨立意識的官員，楊宜勇，把一個名詞說成是比「通貨膨脹」更可怕的東西，這就是「失業」。
「由於失業比通貨膨脹更容易引起社會動亂」，他說，「失業率比通貨膨脹率更值得重視。」可是他發現，李鵬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沒有提到「失業率」，計劃委員會的年度報告裏也沒有。這「使人費解」，他這樣說，進而懷疑這是「有意迴避」。
楊把他的措辭尖銳的報告上呈計劃委員會主任陳錦華。?了說服他的上司，他還把失業同刑事犯罪聯繫起來。「根據公安部門統計」，他強調說，在諸如上海、天津、南京這樣的大城市中發生的刑事案件，有百分之五十六是那些沒有工作的人幹的，包括搶劫、強姦、偷盜、鬥毆，甚至兇殺。
陳錦華原是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改當計劃委員會主任還不過兩年，本來十分關心這類問題，可是這個春天他手頭有好多事情要做：向人民代表報告經濟成就、奉總理之命編制「九五計劃」、設計「2010年遠景目標」。市場經濟雖然已是黨的方針，但「宏觀調控」也很時髦，所以這位搞「計劃」的主任照樣挺忙。對於楊的呼籲，他只能批示「請規劃司研究」，時在1995年5月10日。
把「失業率」作?中央政府手上一個影響政策的指標，還要等到一年以後，但是我們細檢當日各種文字記錄，可以發現，就是從這時起，楊宜勇和他的三個同事，李亨陽、張左偉和馬煥琴，開始研究中國的失業問題，並且獲得了難以置信的結果：中國的「失業」問題遠比政府估計的嚴重，根本不是五百二十萬人，也不是世界銀行的那些專家說的，「中國屬於低失業率國家。」而是數以億計的，這中間包括城市裏大約兩千六百萬個多餘的職工和鄉村中一億八千萬個多餘的農業勞動力。